相信中共阻拦家人去台湾 她们满盘皆输懊悔万分(图)

杨承民

我的小姨婆是我阿娘(奶奶)同父异母的妹妹,是我太外公的私生女,年龄比我母亲还小几岁。我的太外公太外婆过世后,她生活就由我阿娘照顾,同我父母一起住在浙江慈溪乡下。由于年龄相彷,她与我父母亲和我父亲的几个堂弟妹亲如手足,一起读书习艺、远足踏青、家务游戏,一起议论家事国事,交流新思想,实践新风俗。我的大阿姑也不是我的亲姑姑,她是我爸爸的堂妹。由于我父亲是独子,没有兄弟姐妹,而他叔叔有四个女儿,大女儿她就过继给我阿娘做女儿,那时我爷爷已经过世。小姨婆和大阿姑年轻时都热情活泼,热血报国,却命运多舛。

国难当头 小姨婆和大阿姑热血报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轻人个个爱国热忱高涨。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小姨婆、大阿姑和其他热血青年一起积极参加当地的抗日行动,宣传,摹捐,抵制日货,其中大阿姑最为积极,而且她又生性活泼外向,能歌善舞,能说会道,讲演写稿演唱组织样样拿得起。不久,她们又不顾父母阻拦和家人劝说,偷偷离家出走。后来二阿姑(也是我父亲的堂妹)也步她们后尘。我父亲曾赶到摆渡口抢她们的手提箱,企图拉她们回家。

她们同其他年轻人一起先在本县和邻县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募捐钱款,后来还转辗来到安徽和江西,参加过宣传队、政工队和战地救护队。虽然没在枪林弹雨里冲锋陷阵,奋勇杀敌,但宣传抗日救国,救死扶伤,也尽了自己中国人保家卫国的义务,大阿姑还被流弹击中肺部。她一度成为慈溪县的名人,上了当地报纸的头版。有一次她不知如何得知母亲病重,悄悄赶回家,同她妹妹一起将母亲送进已经沦陷的慈溪县城的慈城医院。尽管医院床铺紧张,当医院院长得知病人是她这个当地抗日名人的母亲,立即让住院治疗。

阻拦家人去台湾 小姨婆懊悔万分

可惜这些宣传队救护队是国民党领导的,她们的爱国行动多年后变成了罪孽。如果这些宣传队救护队是姓共的,她们晚年也就能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了。

在江西,小姨婆和大阿姑分别认识了两位男士。小姨婆结识的是一位国民党部队军医,军阶上校,是江西樟树人,家境殷实。小姨婆回家后再去江西同他结婚。他们不久有了一子一女,过着平安温馨的生活。四九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陆易帜。作为上校军医,他原本可以去台湾,但我的小姨婆坚决不肯去,一方面她不愿离开自己的娘家亲人,另一方面她因为当时正怀小女,再说他是军医,没有所谓血债,因此全家就留了下来,回到他樟树老家。

不久她就懊悔万分。土改开始,她丈夫是地主加反动军官,罪该万死。他不愿再受刑受辱,悬梁自尽。自此之后,小姨婆顶着一顶地主婆的帽子,只能唾面自干,含辛茹苦扶养三个年幼的子女。几十年来的艰难坎坷我也只是后来零星听到一些。

她的儿子,我的毛毛叔,自幼聪慧过人,小学初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因为他的出身,高中不被录取。然后他在家一边干农活,一边晚上自学高中课程,希望能参加考大学,当然这也是痴心妄想。他是一个孝子,文革中他背着母亲去挨斗,游街,不怕别人说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晚上去田里摸田螺抓甲鱼,让母亲有些荤腥增加营养。由于他聪明好学,动手能力也强,替生产队修理农机,革新农具,培育良种,才没受更多的苦,然而堂堂六尺男儿,无女孩愿嫁,直至改革开放后才成婚,此时他好像已到了不惑之年。

我父亲和在上海的其他几个亲戚开始每年会汇一些钱去接济小姨婆,每年有一二次信件来往。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我父亲寄了最后一次钱。因担心汇款单会引人注目,不能到她手中,这次是将几十元现金放在平信里寄的。以后爸爸自身难保,两年后投河自尽,我们与小姨婆就断了音信,直到文革结束。五十年代初她曾带着孩子来过一次上海,希望找个工作,在上海待下来。她们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但正逢实行户籍制度,她们只得返回农村。

我见到她是文革结束后她再来上海,尽管几十年饱经风霜,头发已花白,脸上也布满了皱纹,但看上去依旧风韵犹存,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举止谈吐没有“乡下人”的味道。劫后重逢,她同我母亲一起痛念各自的丈夫,互相老泪纵横,抱头痛哭,泣不成声,然后又互相安慰。她对当年阻拦一家去台湾后悔莫及,说是一著走错,满盘皆输,是我害了他和全家。她这话以后又反复说过多次,这一后悔负罪感长久难以释怀。

姑丈头戴“反革命”帽子 幸有大阿姑相伴

我大阿姑的丈夫,我的姑丈,是江西婺源人,原国民党军队里的文书,但他的级别刚够上镇反条例中的最低的一级,所以被正式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大阿姑则是有反动历史问题的“分子”。我见他过两次,一次是六十年代初与大阿姑一起来上海,印象不深,只记得他送给我和我哥许多邮票,那时我刚开始集邮,看到这么多漂亮的邮票,自然眉开眼笑,心花怒放。第二次是我大阿姑去世以后,文革刚结束,他显得很憔悴,低着头,神情黯然,忧郁的眼神黯淡无光,说话不多,声音沙哑,净是讲述大阿姑的最后几年的事,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姑丈后半生头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忍辱负重,但有开朗的大阿姑相伴,苦中有乐,大阿姑是他俩的主心骨。如今尽管头上的帽子有望摘去,却只剩自己孑然一人,反而感到人生空虚,孤单寂寞的凄凉痛苦。

大阿姑来上海的次数比姑丈多,而且每次都住在我家,同阿娘挤一个小床,而不是去她父亲或亲弟妹家。一米七几的大阿姑挤在阿娘床上,挤得床都吱吱作响。大阿姑能干活跃,快人快语,豁达开朗,我们家的人平时话语都不太多,她一来,欢声笑语满屋。她见多识广,我们很喜欢听她讲各地的风俗习惯,人情风貌。她快手快脚,干练利落,抢著帮我母亲做家务,我吃过她做的江西名菜“粉蒸肉”,香喷喷,亮晶晶,浸透了肉油的米粉使人垂涎欲滴。她有肺病,也许同早年肺部被流弹击中有关。当时特效药双庆链霉素针和雷米封药都很昂贵,她又没有劳保,治病主要靠中药,所以一直没有除根。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文革开始不久的一九六七年新年。她刚到上海没几天,江西当地就打电报来催她回去,当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我们立刻就有不祥的预兆,她却认为没有大事,反过来安慰我父母和阿娘不用担心,但她一回去全家就被扫地出门,从城镇赶到乡下。

七一年新年她最后一次来上海时,我刚去农村插队,第一年新年没回家,所以没见到她。她是和那里上海插队青年结伴一起来的,他们还帮她用扁担挑着东西到我家。体验了人生百味的大阿姑依旧达观开朗,从不怨天尤人,津津乐道地讲她在乡下自留地里种的各种新鲜蔬菜,在那里插队的上海知青的各种故事,知青都成为她们的好朋友。她带来了她自己养的鸡,晒的笋干,还有著名的婺源绿茶。说到当年抗日投错了庙,她说那些共产党老干部现在也不一样被斗得死去活来。在农村,虽然也挨过斗受过辱,但是姑丈自学中医,在当地小有名气,有的病人甚至走几百里路慕名来找他治病。她又是一个热心人,人缘好,见识广。他们乐于助人,为人治病解痛,排忧解难,所以也没吃太多的苦。

他们俩人没有子女,长期相濡以沫,相依为命。后来他们还收养了一个人家养不起的女孩,这女孩后来一直跟着姑丈学中医。大阿姑那次风尘仆仆而来,依依不舍离去,是她最后一次来上海,回去不久她身体就每况愈下。大阿姑去世前病重时,姑丈到处翻医书查偏方,上山挖药材,但最终仍未能挽救她的生命。

她们还不是最惨的

当年两位热血女青年,美丽、活泼、聪颖、热忱,在国家民族遭难之时挺身而出,抗日救国,以后的命运本不该如此坎坷悲惨,对社会也本该有更大的贡献,可惜生不逢时,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她们成了中国无数贱民中的一员。她们的赤子之心流血了,她们的聪明才智浪费了。也许同那些在夹边沟和新凯湖劳改农场含冤而亡的文人学者相比,同粮食卫星放完后饿死村头路边的农民百姓相比,同惨死在屠刀下的大兴县道县的贱民罪人相比,或者同各种运动中夫妻反目骨肉相残的无数家庭相比,她们还不是最惨的。

(原文有删节)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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