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9月25日讯】当各国仍忙于对抗疫情，中国政府却持续建造、强化官民联手的巨大舆情产业，要扭转世界的认知。他们早在2017年开始在社交网站上操纵资讯、购买大量账号，并外包各种舆论服务给中国和中国之外的台湾、澳洲、美国的行销公司和网红，让他们接力中共官方的文宣，或在24小时内对不利中国的讯息提出反击、摧毁消息源头……。这个“中共制造”的舆情产业持续壮大，也影响了人们对香港反送中运动、COVID-19、中国治理模式、中美／中台关系的看法。
《报导者》采访台、港、美、澳，4个指标性的事实查核与资讯战研究单位，分析“中共制事实”外销至各国的手段和目的，并从四地经验里，看见中国宣传机器，特别是红色App和小粉红驶向全球后，为民主国家带来怎样的挑战。
世界过去熟知，在中国境内，有“网路长城”对资讯的审查、对“事实”的制造；世人看着中国政府当下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外国网路服务商，并扶持中国版的相对应网路服务，继续让中国民众在政府打造的资讯环境中，“便利”生活。
如今，这架机器走向了世界，不只微信、TikTok、爱奇艺等中国网路服务商在国际市场取得成功，中国政府制造的“事实”、审查过的资讯，也正越过长城，在全球试图落地。
“中国国产的网路生态系，除了审查资讯，也是向外发布的工具”，美国未来数位智能实验室（Digital Intelligence Lab at Institute for the Future）总监莫楠（Nick Monaco）说，在国家过滤过的资讯环境中，特定的世界观不断被加强，使用者在此发布内容、集体呼应、向外发声，创造出中国独有的小粉红文化，为全球民主社会带来挑战。
“另类事实”的宣传机器，正在形塑全球舆论
“这不只是关于一场选举，而是关于全球舆论的形塑”，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沃利斯（Jake Wallis）接受《报导者》专访时称，透过过去一年各国专家的调查，阿根廷、赛尔维亚、意大利、非洲、澳洲、美国等地，都看见中共宣传机器的运作，“有一个庞大的、敏捷的网络，跟着中国的外交发言系统在网路上进行资讯操纵，目的是要放大他们（中国官方）的发言。”
这样的转变，与香港反送中运动和COVID-19疫情有关。《报导者》采访台、港、美、澳四地的专家，试图理解转变后的中国资讯战，如何影响各地，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从2019年8月开始，就与Twitter合作的沃利斯，一年前第一次点名中国政府在社交平台上，有系统的散布不实资讯。人在澳洲的他，眼见澳洲国内因中国政府以各种手段渗透当地，以不实资讯创造社会冲突，同样的手段也在其它国家出现，特别是香港和台湾两大中国资讯战实验地。他认为，各国专家必须更多的交流，才能理解中国（中共政府）的策略。
香港现场：官民协力“修改历史”
香港人K，从今年6月开始全职担任事实查核员，他每天观测、记录中国资讯操纵手法的变化。
K每一天的工作是从社群平台分析工具CrowdTangle上，观看不同立场的粉丝页说些什么。他还必须紧盯社群平台上传阅热度最高的讯息，从中寻找含不实资讯的讯息。
“黄丝、蓝丝非常的分裂，彼此是平行世界，有时候奇怪到不知道他们是网军，还是他们真心相信那些不实资讯”，K说，支持港警、支持反送中运动的香港民众，各自拥有自己的资讯圈，作为事实查核者的他，发现事实的认定愈来愈难，人们只相信自身阵营的资讯来源。
两方阵营都有不实资讯、都有阴谋论，但他从挺港警阵营中，看到许多政府的身影。K举一个称作Baby Kingdom的亲子网站为例，上头一面倒的支持香港警察，当律政司因为证据不足，不起诉抗争者时，网站上的家长们直接称其“黄司”（替换本来的名字律政司）”，Baby Kingdom还时常检视官员发言，誓言要“揪出黄丝官员”。但K比较其它的网路论坛、线上社群，发现Baby Kingdom的意见特别一致，“香港的家长不该是都这样的（指全都一面倒支持香港警察）。”
K还发现，Facebook、Twitter上，愈来愈多来自微信、微博的转贴内容，或是私密群组里有大量不实资讯定期的被贴上，明显人造的假账号也愈来愈常见：这些账号没有太多朋友，常用来骂人、张贴奇怪的资讯。当7月中，香港COVID-19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接连破百，中国官媒将其归因于两场街头抗争行动和民主派初选的说法，也立刻被蓝丝的粉丝专页转贴。
“Truth HK”是另一个案例，这个以“香港示威者暴行全纪录”为名的网站，有众多数位素材，试图传达香港抗争者破坏社会安全的讯息。其中一支2020年7月21日发布的“7.21元朗真相”的影片，对于7.21白衣人无差别对民众的暴力行为之描述，正是8月26日香港警察召开记者会所公布说法，此记者会后来被形容为“修改历史的记者会”，逼得隔日港警出面修正前一天的说词。
现实中港警修正说法，但Truth HK网站上影片继续向外传播，并在9月20号持续更新以英文口述的长片，仍称警察没有失职，称7.21只是帮派斗争、不是针对反送中运动者的暴力威胁等，“影片从论述、提出的证据都跟警察说的一模一样，很多人都怀疑是政府在网站后面，有计划、有规模的运作”，K观察，Truth HK网站甚至提供英文版本，影片以英文口述搭配中文字幕，点名所有不支持警方说法的媒体为乱源，成为K口中的大外宣材料。
“它的作用不是要有影响力或是改变他人想法，只是提出另一个说法，让人们疑惑，你就不知道以后要怎么判断了，让海外华人觉得香港都是暴民。”
K所见的，由中国官媒、香港港警透过网站和社群媒体，创造出一种“另类的事实”（alternative fact），这现象背后，是一架来自官、商、民不同背景的4种角色组成的宣传机器，至少包括：国家媒体、政务新媒体、共青团、网民。
台湾资安机构TeamT5研究员张哲诚，从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观察香港舆论变化，长期研究跨国资讯操作的他，以起底抗争运动者的网站“香港解密（HK Leaks）”为例，解释官方和民间分工、协作的过程。
首先，央视新闻的微信公众号发出，“推荐”民众分享揪出“港乱”、“港独分子”的香港解密网站，要众人一起把抗争运动者的面罩摘下。同样的文字，接下来在共青团、地方公安的社交账号上出现，最后是“爱国”网民的分享宣传，并要民众以电话骚扰网站上被起底的抗争运动者。
从“中央厨房”一棒棒递送官方发言
张哲诚解释，这4个角色的分工，各有不同的目标跟对话群众。
中国官媒或是中国官员的发言，用来定调、表达官方的看法，能够吸引大量的网民互动，当这样的发言落在非中国的社交网站上时，是为吸引西方媒体注意，甚至让西方的政治意见领袖、记者协助传播。张哲诚表示，中国官方知道，在西方世界有一些特定团体是对他们的说法有兴趣的，散布官方认定的事实，至少能在西方世界创造另一种说法。“中国有意识的摆放这些棋，像（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Twitter上的发言，是对西方媒体、国际读者说的。⋯⋯每个角色有很明确的观众客群。”
长期观察中国资讯操纵的台湾民主实验室理事长沈伯洋则以“中央厨房”形容，中国官方为事件定调、提供说法，让各地相关组织去传播、在地化的重制。“中国官方出来说话，对国内很有效，尤其对小粉红，这样的声浪跟替代性事实，无特定立场的人可能会被影响。”
官方起了头，共青团、政务新媒体则负责传播。与官媒不同，共青团成员与民间社团、社群的互动更多，在军事论坛、微博等不同民间网站，他们会讨论港台议题和国际政治，“不实资讯也比较容易在他们的讨论中传播”，张哲诚表示，共青团成员们有公开的论坛、私密的群组，张贴的、讨论的内容，常常转而出现在台湾的内容农场和不知名的网站上，是松散、有机、穿梭于墙内外的讯息在资讯传递者，但实质影响力很难定义。
而所谓“政务新媒体”，指各级政府部门在社交网站、数位媒体上的账号，试图建立“可信赖”的资讯来源。它们与国家媒体有不同功能，放大官方讯息、打压风向之外，这些“政务新媒体”为了增加与民众的信赖与互动，有的还出现人物设定，有性别、绰号等，当中央官方发布讯息、颁布政策时，由“政务新媒体”进行诠释，或是以数位的方式向大众沟通。
这架机器不只在香港运作，当COVID-19疫情从武汉蔓延至全球，中国宣传机器也开向世界。
24小时内反击、摧毁消息源头⋯⋯疫情下的战狼大外宣
沃利斯在今年6月与Twitter再次合作揭露与中国政府相关的资讯操纵，在Twitter上发现超过17万个账号推广、放大支持中国的讯息。他观察，当医疗设备、口罩从中国运向意大利、塞尔维亚，中共除了官方给出大外宣式的报导，Twitter上后来被揭穿的网络，也同时向当地放大中共外交官的发言，描述中国是较好的国际合作伙伴，并推崇中国内部的疫情控管、称中国政治结构是有效率的治理机制等等。
从今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刊登的〈着力提升因应外部对华舆论攻击能力〉一文，我们得以进一步理解这架宣传机器在疫情下如何往世界布局。文中指出，因为《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等美国媒体，针对病毒起源、疫情蔓延、治理方式等，对中国诋毁、诬蔑、“甩锅”，并与德、英、澳、法等国组起“反华全球舆论网”，中国必须要反击。
“我们不仅要敢于发声亮剑，⋯⋯还要探索重大突发事件期间，负面舆论传播的特点及规律、应对机制和方法，增强对外传播综合能力和影响力。”文中提出的实质作法，包括建立跨部门的全球舆论监测网络，24小时内要提出反击，甚至摧毁消息源头等，同时向世界陈述中国的正面故事。这篇智库上的文章，不仅为全球舆论的塑造提出目标，还有具体方法，其中一项是加强与民间的合作。
“在官方宣传之外，扶持壮大非官方的国际化媒体力量，如网路平台、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并鼓励动员国民与对华友好的境外专家，在境外为中国发声。”该文如此写道。
振华数据等舆情产业持续壮大
“这些（向外走的政策）让中国的舆情引导产业得以持续的壮大”，张哲诚说，从约10年前，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下属人民网开始成立大数据公司，中国舆情分析产业正式兴起。“中国政府现在在墙内、墙外都外包，只要国际上有的服务、公司是可以购买的，它花钱就有了”，张哲诚提醒，透过这样的外包，只要有两次以上的转手，就能切断与官方的连结，在不违反网路平台规范下以非国家行为者的身份，影响平台上的舆论。
近来被各国媒体揭露的“振华数据公司”即是其中一例。这家位于深圳、声称自己与中国军方有关的数据公司，透过线上线下资料搜集，建立了包括台湾、印度、澳洲、美国等外国重要人士情报资料库，拥有240万笔资料。在振华数据的网站上这么写着，“我们的数据资料，能轻易成为‘逆转舆论’的工具⋯⋯只要透过社群网路，我们能轻巧的把所有任务指示转变成‘社会现实’。”
“军犬舆情”也是这类民间企业之一，专接公安局业务的他们，号称自己能够针对社群贴文判断情绪，并对有安全顾虑的账号贴上注记。网站上标榜16项业务功能的介绍，包括俄、韩、英、西、日文等跨国语言的监测分析之外，特别强调少数族群语言的监测，藏文、维文、蒙文都包含在内。
美国非营利媒体《ProPublica》在2019年取得一份内部文件，证明中国第二大国营媒体《中国新闻社》（中新社）与民间企业“一网互通”（One Sight）合作。中新社隶属于中国“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统战部），以“服务台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华人和与之有联系的外国人”为工作目标。一网互通则自称为“集多账号管理、数据监测、一键发帖的全球社交媒体一站式管理平台”，可以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LinkedIn与YouTube等5大平台上执行网路行销。一网互通也在今年1月底疫情发生后，发布追踪疫情消息的App，他们强调，这是要“向世界传递正确的中国声音”。
中共外包大洒币，谁来赚“操纵舆论商机”？
据美国媒体《Quartz》报导统计，光是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网信办）与外交部两个单位，在2019年与海外社交平台相关的的标案金额就达1亿美元，疫情后的金额势必更高。
“在中国的（资讯操纵）脉络之下，要赚钱的很多”，花了半年时间在两岸追踪中国对台资讯作战的沈伯洋说，中国政府把台湾当作各种线上、线下作法的实验基地，台湾在地的中间人做为中共的外包协力者，成为塑造亲中思维、散布资讯的有力管道。
“不实资讯，（中国政府）各部门都能做，可能有甜头（指有预算），他们会互相介绍。”台湾民主实验室9月底发布的报告，观察从台湾总统大选至疫情发生初期，台湾民众接收到的与中国有关的不实资讯，归纳出4项攻击方式，具体的看见透过外包，中国政府与民间如何协作，打造境外舆论。
学者发现：两岸掮客最关键
沈伯洋表示，其中，为中共操纵舆论最关键的，是政治动机与经济动机都强的两岸掮客，他们接案，并拨预算外包服务给在地的行销公司、网红，进而发动资讯战。沈伯洋的调查发现，包括民间协会、台商、旅行社、政党，都是两岸资讯操纵的外包中关键的中间人。
沈伯洋坦承，这些资讯操纵的痕迹对现阶段的民主国家来说，无法可管，且即便取得交易行为的证据，也难以证明两岸中间人是否为特定利益所聘用，加上层层外包的断点，要追踪国外干预台湾舆论更是困难。
除了增加追查难度，中共外包此服务还有一个好处，是替中国的宣传机器“接地气”。疫情刚发生时，台湾民主实验室就发现，同样的贴文、讯息，在世界各地出现，以不实资讯将不同国家的疫情丑化、制造恐惧，让海外的中国人认定“祖国”是最安全的，创造海外华人对中国政府的支持。
外包的发生，除了由上而下的雇用，也可能透过开放式的平台，让有经济动机的行为者，能够赚这笔全球舆论操控商机。
内容农场频搭“桥”
莫楠利用《报导者》在总统大选前调查发现的跨国内容农场网络，进一步进行观测调查，8月在美国未来数位智能实验室正式发布研究结果，认为在选举期间，内容农场对不实讯息的散播扮演关键角色。
网域位于马来西亚的内容农场“琪琪／琦琦系列”新闻网站，属于经营者Evan Lee，开放式的平台，让个人与组织得以注册，一起写文章、创造流量，进行广告分润。“像这样的开放式平台，创造一个机制给资讯流动，也让不同的行为者可以散布他们的意识形态”，莫楠接受《报导者》专访时说，平台上传递的讯息大多与中国共产党相近，不只常见官媒文章，甚至发布时间也与中国官媒同步，在台、港、新、马等地，影响华语观众，尤其在台湾的LINE群组中成为谣言的来源之一。
看似由民间、个人经营，Evan Lee也曾在《报导者》受访时表示他没有特定政治意图。但即使只有经济动机，也让他成为中国官方等意识形态传播者可使用的舞台，让讯息流进不同的角落。“像这样子的内容农场，可以接连在不同议题上被武器化”，莫楠说。
沈伯洋用“桥”来形容内容农场，善于吸睛、吸引流量的内容农场经营者，有能力能抓住眼球，或是创造出煽动情绪的内容，“它能替中国官方与大众口味对接，可以让议题被一般人了解⋯⋯它也能是金流的桥，让预算流进行销公司或是个人口袋。”
更棘手的是，开放式的平台如内容农场网站，或是各大社交平台，也成为中国爱国网民加入中国资讯操作的桥。
“小粉红”成为西方新烫手山芋
如同在香港的K，常无法分辨网路讯息来自网军或是真心相信的一般使用者，疫情带起的民族主义，同样也让台、美、澳团队，在分辨人为操纵的网军和爱国“小粉红”间出现疑虑。
“我们本来是在观测中国政府的网路宣传机器，然后进化成寻找网路资讯操纵的痕迹，现在，我们认定自己在观测的是大规模的社会控制（social manipulation）”，张哲诚说，“那些中国的个人使用者，他同时是资讯操纵的受害者，却也是资讯操纵的一部分，因为他真心相信了、大量的转发讯息。”他提醒，对民主社会来说，中国政府在全球培养亲中社群，若成功，最终将是一大难题，该如何看待这些支持中国政府的民众？
在美国的莫楠则以免费网军形容“小粉红”，他提醒，这已成为某些青年群体中的次文化，是中国宣传机器与俄罗斯最大的不同，必须正视。
对澳洲来说，塑造舆论伴随的小粉红现象，已成烫手山芋。
“在澳洲，6成的海外华人新闻来源来自于微信，澳洲社会也出现担忧，来自中国的广告主能决定特定议题是否被报导”，人在澳洲的沃利斯，一边看见中共资讯操纵进入澳洲，一边目睹这如何推升出中国人的“爱国情绪”。沃利斯正带领团队，试图分出亲中国的网军和真实小粉红间的行为差异，“大规模的亲中社群在网路上的霸凌行为，一直是社交平台想处理的，未来，如果能够证实霸凌造成伤害，平台就有机会切入了。”
红色App、社交平台，是资讯战最后一哩
要在全球培养更多的亲中社群、让中国制舆论走得更远，直接的做法是掌握算法，这是中国积极打造世界级网路社群平台的主因。
沃利斯说：“如果你可以快速的、大规模的强化、放大某个讯息，然后你又能掌握某个资讯传播环境，如TikTok、微信，这样是有危险性的。”
“资讯战已经升级成两国的对战了，⋯⋯谁掌有（网路平台）算法，就能决定什么讯息被推到使用者面前，可以放大符合自己利益的讯息”，沈伯洋说，当民主社会想方设法制衡平台的力量、要求网路平台逐步透明化时，另一方，走向世界的中国平台业者，面临的却是中国网路安全法、国安法律之下，要求平台为国服务的指令；中国制平台在这样的前提下，成为圈养亲中群众的利器，和资讯战最终、最直接的一哩。
面对这样的攻势，各地的研究团队除了进一步从有限的平台数据中，定义新型态的资讯操纵，民主国家能不能如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所主张，祭出对华为和TikTok的禁用命令，作为当下中国资讯战攻势的一步？
“从言论自由的角度、偷个资的角度来看，禁（中国网路应用）可能会有效，但这挡不下不实资讯”，沈伯洋说，除了中国制平台，各社交平台、实体世界的渗透，都是不实资讯的传播管道，他以台湾社会经验为例，认为透过立法与公民意识的培养，进一步要求各种与中国来往的组织、企业，以及要求平台算法走向透明，是可能的解方。
但对于民主社会来说，如何透过立法要求“透明”，需要完整的社会沟通跟规划，而法制之外，公民教育的实践也必须与时俱进。当中国政府和资讯操纵者透过缜密的资讯传播、大数据搜集，客制化的培养支持者，台湾民主实验室研究员曾柏瑜认为，民主国家也该反向参考这些资讯操纵者，让公民教育跟媒体识读的方式走向客制化。因为资讯战的背后，“我们真正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重塑人们对民主的信任？我们该问的是要守住民主，我们该用什么方式、对谁说？”
※本报导为《报导者》与自由亚洲电台（RFA）中文部共同制作。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责任编辑：何雅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