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涛声依旧 追忆方励之

【新唐人2012年4月11日讯】清明节刚过,传来方励之教授突然去世的噩耗。震惊之余,数度拨打位于亚利桑那州的方家电话,却都是忙音。或许,此时,很多人拨打这个电话?或许,此时,不应该给方太太李淑娴女士太多的打搅?我陷入沉思。整整一天,方励之的音容笑貌漂于脑海,与他相识相交的往事,历历浮现眼前。一切,恍如昨天。

1985,欣闻并传播方励之

1985年,于我人生中,发生了三件难忘的大事。其一,欣闻并传播方励之言论;其二,策划学潮,拟于“一二九”运动50周年之际,号召学生上街,呼唤民主,但遭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以“交通安全活动周”为名,予以封杀;其三,学潮流产后,改为上书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呼吁政治体制改革。

单说第一件事。时值八十年代中期,社会开放,校园空气活跃,在本人就读的上海同济大学,我常聚集众多研究生,探讨国是,抨击时弊,憧憬民主。至秋天,忽然传来一份打字稿:方励之教授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关于民主,方教授的论辩,新颖、大胆、前卫,通俗易懂而又鞭辟入里,读之大受鼓舞。

我和同学们及时捕捉到时机,决定以墙报和传阅方式,大力推广方励之言论,结果,不仅传遍同济大学,还传遍上海各大高校,更扩及外地。稍后,我们还以同济大学研究生会名义,编纂一本《方励之姚蜀平演讲集》(姚任职中科院,当时也有不少前卫言论),印刷200本,在校园传播。方励之迅速闻名于全国,应该说,我们的传播工作,无形间,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有一晚,我们管理学院的两位同学在校区张贴了《共和国需要这样的学者》(吴国光报告文学,介绍方励之),回到宿舍才不到二十分钟,几名院领导突然敲门而入,神色凝重地告诫同学们不得再张贴。于是霍然察觉,我们已遭到当局特务跟踪。院领导不过是闻讯和奉命前来,苦口婆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

也是从1985年底开始,我和同学们与方励之渐有书信往来,都尊称他为“方老师”。1986年中,方励之寄来他的一本著作《物理学与质朴性》,扉页上写着:“
送给陈破空同学 方励之 86.7.26.”简单的两行字,表现方励之的个性与作风:简洁,明快,更深的意义,尽在不言中。在那个急速成长的年代,方老师可算是我的精神导师。

1986,同济大学,盛大的欢迎

1986年,校园空气愈加活跃,多元化思潮冲击着年轻学子们充满理想与渴望的心。我们发起各种形式的沙龙、聚会,经春夏两季播种,到了秋天,推动校研究生会和学生会联合举办“同济大学文化潮”活动。项目之一,是邀请方励之、刘宾雁等文化名人来校演讲。

1986 年11月16日,时任同济大学研究生会常委兼管理学院研究生会主席的我,受研究生会和学生会委托,借得校方一部丰田牌轿车和司机,驱车前往上海社科院,迎接刚刚从国外讲学归来的方励之教授、并方夫人李淑娴女士和方的秘书。

车程上,方励之夫妇与我热情攀谈,我介绍了一年来对方老师言论的广泛传播、造成的巨大影响、以及今天的演讲安排。方励之高兴地表示感谢,李淑娴则连声称赞:“学生就是有办法!”

方励之突然问我:“你们让我去演讲,我还不知道题目是什么呢?”我思忖片刻,说:“这个题目如何?- 民主,改革,现代化。”方励之连说“好好好,就这个题目!”

经我和同学们连日忙碌、布局,同济大学呈现欢迎方励之夫妇的盛大场面。在校区中央,我们办了“欢迎方励之”的专期墙报,在由我撰写的欢迎辞里,把方励之誉为“国之鹰”;校广播台每隔半小时就播放一次方励之将莅临演讲的通知。

当我陪同方励之一行到达时,大礼堂内外,已经被蜂拥而至的同济学生挤得水泄不通。以建筑专业见长的同济大学,设计了全国高校中最大的空心无柱大礼堂,座位5000个。方励之莅临当日,大礼堂不仅坐满人,周围更站满人,无法进入的,便拥挤在大礼堂外围四周。同济大学大部分学生、部分老师、加部分外校学生,约计上万人,到场聆听方励之演讲。多年以后,在美国,方老师告诉我,那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盛大欢迎场面。

我刚刚把方励之送上大礼堂舞台,校团委和学生工作部两名领导便匆匆迎上来,截住我,神情不安地说:“我们研究了,你就不必到台上去了,好吗?”口气尽量诚恳,目光却充满忧虑,身体摆出拦住我的姿势。他们怕我上到讲台后,振臂高呼民主口号,致使场面过于沸腾、以至于闹出不可收拾的事态?我面露愕然,心下觉得好气又好笑。两名领导又连声说:“你可以陪方太太,坐在下面第一排,好不好?”

我丝毫没有力争,转身陪同李淑娴女士在首排正中坐下,两点已到,演讲会准时开始。前一个小时,方励之演讲;后一个小时,方励之回答提问。方励之的演讲充满激情,并不乏幽默。全场气氛,不仅是热烈,而且是热火,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笑声、欢呼声。记得方励之还说出这么一句顺口溜:“东风吹,战鼓擂,如今谁也不怕谁!”全场哄堂大笑。

突有同学在场中打出两条大尺度横幅:“方励之,共和国需要你!”“自由,民主,平等!”全场轰然,伴随片刻的迟疑,然后是掌声如雷。在那个年代,在那样的场合,那还是少有的举动。

因为场面沸腾和心情激荡,当时坐在头排的我,如今并不太记得方励之演讲的具体内容。2012年4月8日出刊的《纽约时报》,除了报导方励之逝世的消息,还引述了他的一段演讲,指明是在26年前(即1986年)的上海同济大学:

“人权,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诸如思想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结婚的权利,等等。但是,我们中国人以为,这些权利是危险的。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是民主的,那么,这些权利就应该比别的国家多,但事实上,在现阶段,除了抽象的权利概念,我们一无所有。”

我感觉,这段英文,翻译上似乎有误,我并不记得,当时,方励之曾提到“人权”这个概念?作为学生,我们当时的语境里也并没有“人权”这个概念。《纽约时报》所载段落的“人权”二字,还原到当时,大概是“政治权利”,或者“我们的权利”……

另据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回忆(她当时从复旦大学赶到同济大学,旁听了方励之演讲),方励之引用他在欧洲访问时听到的评论:“你们中国的革命,是将有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而我们的革命,是将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

我倒还记得有一个提问,有人问方励之如何比较他自己和温元凯(同为中国科技大学教授,也因鼓吹改革而著名)?方励之风趣地回答:“如何比较?他是搞化学的,我是搞物理的;他今年四十岁,我今年五十岁……”

五十岁!一个已经荣获国际引力基金会一等奖、身兼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方励之,才五十岁!多么年轻而卓有成就!更可贵的是,他以一个科学家深邃的目光,穿透专制黑幕,挺身大胆质疑:东方的独裁,究竟还能持续多久?

演讲会结束,事先小心翼翼而不敢出面接待的同济大学校方,终于派出一名副校长到舞台后室会见方励之,以示同级别的礼遇。在后室,校研究生会请求方教授题词留言,方励之略一思索,便以我建议的当天演讲题目,挥毫题词:“民主,改革,现代化。”李淑娴的题词则是:“童年的摇篮,民主的堡垒。”(李毕业于同济附中)

1989,不朽的精神领袖

一个月后,1986年12月,一场民主运动,如狂飙骤起,震动神州大地,那便是,八六学潮。学潮起源于安徽合肥,方励之任副校长的中国科技大学,起因于人大代表选举,中科大的学生们上街游行,不认同官方推出的“候选人”,而力推方励之、温元凯等为人大代表。

消息传到上海,迅即点燃民主火焰。同济大学数千名学生,首先冲出校园,成为学潮主力;而上海几十所高校都有不同程度的动员,在十二月中下旬的一个星期里,每天有几万学子走上严寒的上海街头,为自由呐喊。八六学潮,波及全国十几个城市,以上海规模最大。

八六学潮自发结束,而其深远影响,延至1989年。伴随胡耀邦和方励之等人的命运起伏,八六学潮,成为八九民运的奠基之作。

1987年1月,正忙于期末考试,忽从广播里听到,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胡因同情学生,倾向民主,遭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人帮”非法罢黜);随后又听到方励之及刘宾雁、王若望等名士,被中共当局“撤去职务,开除党籍”。我立即与好友商量,要支持和鼓励受到冲击的方老师。我们凑钱购买了一本大相册,邮寄给方老师。作为相册扉页上的题句,我刻意把一句古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改成“三落三起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十几个研究生在相册上签名。

同年夏天,我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于经济系。至1989年初,我与方励之之间,仍有断断续续的通信;经我介绍,后来的广州学运领袖陈卫也开始与方教授有通信联络。

1989年1月,我与陈卫等人在中山大学创办“每周文化沙龙”,激活广州高校民主空气;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去世,引发全国性的八九民运,广州学潮也应运而起。北京“六四”屠城后,全国学潮回落。大屠杀之后,又是大逮捕,中共秋后算账,疯劲十足;各地民运领袖,或被捕,或逃亡。在北京,方励之夫妇走避于美国大使馆,成为国际事件;在广州,我与陈卫、于世文、易丹轩、余厚强等一干民运领袖,先后被投入黑狱。

从八六到八九,方励之被公认为两度学潮的精神领袖。方励之及其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深刻影响,也确立了他于中国民主进程中不朽的历史地位。

先后流亡海外,我与方励之在美国重逢。岁月在他的容颜上刻下沧桑,但理想却依然闪耀在镜片下深邃的眸间。他依旧乐观、豁达、幽默。谈笑风生间,我又看见同济大学大礼堂的人海,又听见如波涛起伏般的笑声、掌声、欢呼声。啊,难忘的方老师!难忘的八十年代!伊人已逝,涛声依旧。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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