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12日讯】1932年至1933年期间，东北的游击队在中共极左路线的指引下，奉行“实行土地革命，创造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的宗旨，一边与日军打游击，一边又大搞所谓“打土豪、分田地”，与东北地区的地主武装开战，结果民心尽失，部队损伤严重，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中共首脑们才意识到在东北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是死路一条，决定转而搞所谓“统一战线”。
中共在东北打着“一致抗日”幌子并吞其他抗日武装力量
1933年1月中共发出《一•二六指示信》，要求东北游击队停止“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的做法，将工农红军改为“人民革命军”，并和其他反日武装建立所谓“反日统一战线”。
1933年5月，中共把自己掌握的东北武装力量全部集合起来，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当时的总人数不足1万人。
1934年，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曾向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在和非党的抗日武装搞统一战线时，重点要对他们的部队中下层首领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并在条件成熟时，把一部分队伍拉出来，吸收他们参加到党的队伍中来。”
从“东北抗日联军”到苏联红军第八十八旅
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在一致抗日的幌子下，中共在东北陆续收编了东北军的一些旧部和一些占山为王的绿林武装、胡子（土匪）部队，并联合了“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民众救国军”、“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等自发组织的抗日队伍。
到1937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共编成11个军，人数最多时达到3万人。其中第1至第7军是中共党组织直接领导武装，第8、9、10、11军是统战性质的非党抗日武装。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东北抗日联军”曾积极配合关内的抗日军队作战，但很快就陷入日本关东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从1938年到1940年期间，由于日寇的经济封锁和毁灭性“扫荡”，东北抗日联军的军队补给日益困难，东北抗联损失极大。一些坚决抗日的联军将领战死后，抗联军内大批将领带领手下的人马投靠了日军，也有不少将领是战败被俘后变节投日，成为出产汉奸最多的军队。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中共满州省委的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就是在部队被日本关东军打散后遭内奸出卖而战死。
中共喉舌媒体人民网2012年10月18发表的《杨靖宇抗联部队为何多出叛徒：三大原因揭秘》一文中就曾提到，东北抗联一师师长程斌叛变时，不仅带走了104人去投日，而且还带领日军“讨伐队”抄了杨靖宇的后路，把杨靖宇的抗联部队逼上了绝路。
这篇文章还专门讨论了“抗联部队怎么出了那么多叛徒？”的问题。文章解释称，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抗联的部队成分复杂，“鱼龙混杂”，容易出现“倒戈”、“哗变”；二是抗联的生存条件恶劣，一旦部队物资断绝，食不果腹，一些为了不饿死才来当兵的人就会动摇。
在此期间，陆续有被日军打散的东北抗联军队请求进入苏联境内整休。而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爆发，正在西线与德军作战的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的中立条约。因而，对于过境的东北抗联军人，苏联都是先要求他们交出武器，然后把将领和士兵分离。再把将领扣押起来，监禁一段时间后再设法遣返中国。士兵们则直接就被苏军送到火车站，从新疆遣返回中国。
1941年春至1942年夏之间，东北抗联主力部队只剩下约1000人，被迫再次退入苏联境内“整训”。这次抗联的军队进入苏联后即被改编为苏联红军第八十八旅，被禁闭在伯力东北七十公里的深山密林黑龙江边的费士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二十六公里处分别建立了南北两个野营。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这支部队才又跟随苏联军队杀回东北，抢占东北的战略重镇，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
东北抗联是苏联可任意驱使的棋子
知名学者张宏杰2016年9月1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说东北抗联是为“武装保卫苏联”而战过于简单化》的博文，引述谷丽娟编著的《中共党史若干理论研究》中的材料指出：当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让苏联感到了威胁，于是斯大林把中国东北抗联当作了“武装保卫苏联”战略棋盘上的一个可任意驱使的棋子。
据该文介绍，当时共产国际将东北抗日联军置于自己的直接领导之下。“东北地区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游击战争的战略、东北党组织机构的设置及主要负责人的任免去留的决定，都由莫斯科做出。”
文章称，在苏日关系紧张时，苏联就希望抗联力量发展壮大，以便拖住日本，减少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同时让东北抗联为苏联收集日军的情报；而在苏日关系好的时候，苏联就把抗联的存在当作影响日苏关系的负担，常常做出削弱抗联力量的行为。
例如：苏联1935年低价把“中东路”“让售”给日本后，苏日关系曾一度变得热起来。于是苏联将抗联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北满抗联总司令、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和抗联第六军军长戴鸿滨逮捕并关押在苏联，直到诺门坎事件发生，日苏关系又趋紧张时，才将这三位抗联的负责人释放回国。
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苏联承认“满洲国”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日本承认蒙古独立与完整。此后，苏联立即不让抗联在东北开展游击活动。
香港开放杂志刊发的《中俄怎样插手东北抗日？》一文评论说，因为“东北抗联”听命于中共和共产国际（苏联），就获得了中共半个世纪的宣传与教科书记载，被中共标榜为“在白山黑水间英勇抗日”的代表。而大批艰苦抗日的可歌可泣的义勇军，因为不归中共领导，仅被中共的宣传作为“陪衬”提及。以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知道有东北抗日联军，不知道有东北抗日义勇军。
（唐迪总编/责任编辑：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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