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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伦黛玉绝代美女的中国劫

——記中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戴乃迭夫婦
相关专题:  [学者综述]   2017-09-13 02:3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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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戴乃迭夫婦。(新唐人合成)

【新唐人北京时间2017年09月13日讯】1940年秋,21岁的英国姑娘格莱迪丝(Gladys B.Tayler)不顾家人的反对,以惊世骇俗的勇气、义无反顾地随未婚夫飘洋过海、长途跋涉来到中国。一头金发飘拂着天堂的光纱,一脚却踏进了战火纷飞、饥馑贫困、满目疮痍的大地。


风姿绰约的牛津高材生何以看上其貌不扬、家道中落的中国留学生?面对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的种种差异和挑战,浪漫爱情能持续多久呢?

1940年2月,两人在重庆还是结了秦晋之好。她盘起发髻,穿上绣花丝质旗袍,一如最传统的中国新娘。湖水般的眼睛波光潋滟,含羞浅笑的模样如清莲素瓣。她是他千年等待的睡莲,是从唐诗宋词的前世来到今生伴他风雨同舟的天使。

这对异国伉俪就是著名的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

中国情结

1919年戴乃迭生于北京,父母都是英国传教士。其父戴乐仁曾是燕京大学经济系主任,并负责英庚款使用(派生赴英留学)事务,后又致力于到落后地区赈荒救灾的工作。父亲的奉献精神对戴乃迭影响很大。

在北京抽屉胡同的小四合院里,戴乃迭跟哥哥姐姐一起种花养草喂兔子,后来全家迁住燕京大学的“燕南园”。中国新年的庙会,元宵的花灯,清明的风筝,结婚的花轿,黄包人力车,令人眼花缭乱的店铺招牌,骆驼队拉煤进城悦耳的驼铃声,都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她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戴乃迭7岁时返回英国,在一家教会学校当了10年寄宿生。她功课很出色,曾荣获国家奖学金。与唧唧喳喳的姑娘们不同,喜欢沉思默想的她总有一点孤独感。在灰蒙蒙的伦敦怀念儿时五颜六色的北京。读唐诗时,她遥想古典的中国——梦中的祖国,诗书里的美丽神州。

1937年在牛津大学,戴乃迭与杨宪益相识。当时杨宪益是牛津中国协会学生抗日团体的主席,发表文章、演讲、募捐,戴乃迭自愿做他的秘书。

在她眼里,这位眉眼细长如宋元山水画中小阜平冈的中国青年,才华横溢,非常有趣,洒脱不羁,亦庄亦谐,颇具魏晋遗风,更重要的是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这让对中国传统文化仰慕挚爱的戴乃迭心动不已。

他们将屈原的《离骚》译成英文对偶叙事诗,引起轰动,连汉学家也大为惊艳。这是他们的定情之作,这首译诗至今还作为经典摆放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

戴乃迭放弃法国文学专业,改学中国文学,成为牛津大学首位中文学士。杨宪益也开始转攻英国文学,这种互补为他们日后在翻译界创造辉煌奠定了基石。

杨宪益房间的墙上挂着他自己绘制的中国历朝历代的疆域图。国难当头,他放弃到哈佛大学念研究生、当助教的机会,毕业后要回国效力。

戴乃迭坚定地表示:“无论有多么难,你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没有世俗女人那种虚荣与势利,质朴清新脱俗,是乃迭最令他深爱的特质。

“在大西洋那边,有位美丽的金发少女正在为你憔悴,”刚来留学的那年假期,杨宪益在埃及沙漠游玩时,有个会算命的向导在朦胧的月光下告诉他,“你们将要见面,许多奇妙的事情和冒险经历正在前面等待你们!”

既然是命定,那就共赴命运。这对情投意合、志同道合的异族爱侣,从此开始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红楼梦》之缘

新婚燕尔,杨宪益、戴乃迭奔波在中央大学的分校——柏溪和贵阳两地教书,他们住茅屋、点油灯、汲井水,有时只能吃面条拌酱油,戴乃迭不挑剔、不抱怨,多差的条件都尽力去适应。

她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文写小故事,灵秀生动。

“我是爱上中国传统文化,才嫁给杨宪益的。”戴乃迭和杨宪益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明清小说到现代文学。他们还把法兰西史诗《罗兰之歌》、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纪》、《英国现代诗抄》、《卖花女》等译成中文。

杨戴夫妇最广为人知的译着是《红楼梦》,两人还真与《红楼梦》有缘。1940年秋,他们刚回中国时,在四川学校教书,人们都叫戴乃迭“外国林黛玉”,可能是因为她年轻窈窕美丽、既书卷气又浪漫的缘故吧,那时她只有21岁。

杨家是津门望族,杨父曾任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杨宪益自幼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锦衣玉食,逍遥自在。他是独子,像宝玉一样被一大群女人包围着。

杨家和贾府很像,也有个很大的花园。杨父早逝,叔叔做生意亏损,杨家在战乱逃亡中财产流失。

1937年日本占领天津后,所有银行的存款都得兑换成贬值二三成的伪币,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时,这些伪币几乎全部成了一堆废纸!杨宪益从纨绔阔少变成了一介平民。

博大精深又纷繁复杂的《红楼梦》是一部翻译难度极高的宏篇巨著,但上苍早已选中并安排了这对中西合璧的译界伉俪来完成这艰钜任务。

杨戴版的《红楼梦》与汉学家大卫.霍克斯版的《石头记》是目前世界上最被认可的英文全译本,霍克斯版灵活生动,杨戴版准确严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中国文化的本质原貌。

在中国人挖祖坟、砸庙堂、焚书画,捣毁得乌烟瘴气之时,金发碧眼的她,以罕见的痴情和真心在乱世中翻译着中文经典,让《红楼梦》像莎士比亚戏剧一样屹立在世界文学的殿堂。

暂短的快乐时光

1942年8月,戴乃迭生了儿子杨烨。为了生计,全家三口坐拉货的“黄鱼车”在川滇公路颠簸8次之多。43年夫妻俩来到北碚,在国立编译馆工作,那是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抗战时期,云集在重庆周边的文人学者、画家演员人才济济,虽颠沛流离、物质匮乏,但他们谈古论今,针砭时事。思想活跃、精神充实。

在散文家梁实秋当主任的编译馆,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喜爱的经典来翻译。没有行政干扰,犹如世外桃源。即使日本飞机来了,跑跑警报回来再接着翻译。

那三年,杨宪益手捧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口译成英文,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一般流动,然后再由她润色加工。他们积累丰厚的中西文化底蕴、得天独厚的优势派上了用场。

1952年,杨戴夫妇调到北京外文局。之前,杨宪益曾被要求和钱钟书、叶君健等一起翻译“毛选”,他婉言谢绝了。

尽管他们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作品(包括不得不奉命翻译的“垃圾”),但杨宪益连个编辑都不是,思想过硬的党员才能担任。留洋且娶英籍妻子是被猜疑的,杨戴二人表达学术观点的坦率,也容易被上纲上线。

1957年反右,杨宪益“漏网幸免”。当漫卷全国的文革红潮沸腾疯癫之时,在旗手江青讲到“外籍专家可能是特务”之后,长期遭受政治歧视和敌意的杨戴夫妇在劫难逃了。

杨宪益在翻译时删掉多次重复出现的毛语录,还写讽喻的“反诗”;在“江青关于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的译稿上,戴乃迭留下“愚蠢”等评语。这些都成了犯大忌的罪状。同事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着戴乃迭,杨宪益被挂牌游街、“喷气式”批斗,勒令打扫厕所。

1968年4月,杨戴夫妇双双锒铛入狱。戴乃迭甚至被脱光衣服搜查,头一年被关在冷风灌进破窗户的小牢房,冬天没有暖气,耳朵长了冻疮。

戴乃迭最担心的是三个孩子,提审员告诉她“有人照顾”。要她揭发杨宪益时,她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没有罪行,我非常爱他!”

夫妻同关在半步桥监狱,但互不知道对方下落。每当看守送来窝头菜汤或马铃薯时,关在邻监室的画家郁风总会听到这位英伦淑女说谢谢。她靠背诵中英文诗歌打发日子,杨宪益有狱友说话,而单独囚禁整整四年的戴乃迭却常常自言自语。

戴乃迭的母亲担心有独立见解的女儿能否在中共制度下存活,1970年去世时也未能打听到女儿的下落。姐姐希尔达通过议员催请英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营救戴乃迭。希尔达还在英国汉学界和宗教界征集近两万人的签名上书周恩来。英国媒体也对戴乃迭作了连续报导。

1972年5月,戴乃迭终获自由。杨宪益出狱时竟被索要4年的伙食费。

爱子自焚

杨戴两人的被捕株连了中国所有的亲人。杨宪益70多岁的母亲被罚每天扫大街。杨戴的两个女儿流落到河北和东北农村,儿子杨烨在湖北被迫害到精神分裂。

聪颖好学、成绩优秀的杨烨,因家庭出身无法通过政审,被北大、清华拒之门外后,就读北工大。文革狂飙中,为了紧跟伟大领袖,杨烨带红卫兵来抄自己的家,对父亲高呼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把妈妈的古典音乐唱片掰碎,甚至摔了一个古董花瓶。

1968年,杨烨分配到湖北鄂城一个农机厂,高鼻凹眼的混血儿,在小县城成了人们指指点点议论的对象,更因父母都是“特务”而备受监控、歧视和打击。

他很快被诬陷为“偷听敌台”,钟表和被子都被拆开来搜寻罪证,一本《摩尔密码》的小册子也被认定是特务活动的新罪证。

1970年,他又首当其冲地成了鄂城的“五一六”分子,无从知道杨烨经历了何种刑讯逼供,但从此敏感内向的他精神就不正常了。

杨烨突然宣布自己不是中国人,不承认杨宪益是父亲,开始只说英文不说中文,三闯英国大使馆要求回国而被拘留。此事惊动了中共高层,杨烨获准到了英国。

他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但噩梦般的过去如影随形地纠缠折磨着他。在英国,他仍十分害怕给“抓回”中国去,甚至一见到中国人,就吓得发抖。他不爱与人打交道,怕人家问他:“你是哪里人?”

最终,杨烨自焚而亡。那张从北京带到伦敦的毛泽东像,被他戳满了窟窿。

重创崩溃

老来丧子,不甚其哀。夫妻对饮,唱起了英文歌《丹尼男孩》,唱着唱着就哭了。那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们会自杀的。”没想到母亲塞林娜当年的警告竟一语成谶!

塞林娜一生见过许多失败的跨国婚姻,与女儿幼年记忆的童话北京及唐诗宋词里的神州迥异,随夫在中国传教20多年的她,看到了近代中国最残酷愚昧的一面。

义和团烧教堂、杀洋人和教徒,1900年的太原血案杀死传教士及妻儿46人。灾难深重的中国,危险的不仅是中日战乱,还有共产赤潮……

所以,深谙两国巨大差异的母亲,才不惜说出如此“恶毒”的预言来阻挠女儿。

戴乃迭对母亲塞林娜当年的警告耿耿于怀,下定决心要让自已的婚姻成功。

几十年来,她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婚姻家庭,甘愿付出艰辛的努力。她踏实勤勉又坚韧不拔,有种超然物外的高贵大气,比一般中国女人还要传统贤惠,常说我不是来享受的。

她与中国的缘份还不仅于此。她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地翻译经典名著,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这位传教士的女儿,对中国文化像对爱情婚姻一样,有着诚挚忘我的献身精神。

无论是战乱贫困还是牢狱之灾,风风雨雨、大起大落,她都走过来了。

然而40年后,母亲的预言还是应验了,儿子自杀的悲剧,让支撑她走过艰难岁月的精神世界塌陷崩溃。她开始怀疑自己所付出的一切,痛感人生的挫败。对苦难追根究底的思索,令她心在泣血。

她一直在责备自己,在丧子之痛的煎熬中酗酒,身体每况愈下,一天天走向衰竭。

六四枪响梦醒时分

1989年六四枪响,杨宪益拍案而起,直言怒斥,慷慨激昂,声震寰宇:

“我谴责戒严部队屠杀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国人民是杀不绝也吓不倒的!他们可以将我加在杀害的名单之上,但是他们不能够杀光我们所有的人!”

在接受BBC采访中,杨宪益痛心疾首的指出,共产党的领导人比过去的中国军阀和日本侵略者更加恶劣。

公开表示退党,这是他晚年最具气节风骨的历史瞬间,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亮点。

肃杀的秋后算帐,人们为杨宪益捏了一把汗。

英国驻华大使关心杨戴今后的处境,立即派官员到他们的寓所,表示如果他们愿意去英国,使馆可以马上为杨宪益办好签证。戴乃迭斩钉截铁地答道:“宪益没有犯什么错,他不会走,我也不会走!”

在《我有两个祖国》中,戴乃迭写道:“文革以后,我不愿意到英国,是因为我过去一直宣传中国的好事情,现在我只好不出面讲话了。”

她是自尊要强的人,两个女儿都在美国留学,她失去了儿子,年迈体弱的她再也不能失去丈夫,如果她奉献了一辈子的土地没有她的立锥之地,回英国又将面对儿子自焚的伤心之地。那不意味着此生彻底的失败是什么呢?!

少年执手,相约白头。她一直坚守在丈夫身边,哪怕再次入狱,也不离不弃,始终不渝。

80年代中期,杨宪益受政治改革的新气象所鼓舞,加上被重用,当了主编,入了党。六四后在中共手心里敢愤怒谴责大屠杀、公开要求退党,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文化部开会将杨宪益开除党籍。或许是顾及杨宪益六四发声的国际影响、古稀高龄以及杨戴夫妇在国外的名声,没有剥夺他的自由之身。

白首同归我负卿

1990年,一场大病夺去了戴乃迭的记忆和读写能力,她的自传成了永远的残篇,只写到1947年——民国编译馆的快乐时光就嘎然而止。

朋友们去看望她,她已认不出他们了。失忆的她微笑着,白色的卷发衬着泛红脸颊,目光纯净犹如婴孩。有时,她痴呆地仰天长问:“我的儿子呢?我的孙子呢?!”

杨宪益放下工作,谢绝应酬,朝夕陪伴、照顾着妻子。1999年11月,戴乃迭离世。

戴乃迭飘逸着青春梦想的金发而来,带着如霜似雪的白发而去,这位英国女子经历过战乱、文革、六四,见证了毛邓时代所有的风云际遇。醒悟了红朝的太虚幻境,留下她的译著和传奇,以及百年来历史画廊中令人驻足回望的肖像。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这是杨宪益缅怀亡妻的诗,一句“白首同归我负卿”,饱含着多少亏欠和愧疚啊!

他后悔对戴乃迭照顾得太少,后悔自己带给戴乃迭那么多的苦难。他想起老家那位算命先生的话,说自己是白虎星命硬克人,的确没给妻儿带来好运。

翻译《红楼梦》时,戴乃迭常问他:宝玉为什么不带黛玉走?是啊,他为什么不带乃迭走?本可以不遭受家破人亡的重创。

1949年政权更替时,教育部长杭立武专门派人送来杨戴一家飞往台湾的机票,左倾而热血的他曾暗中帮助过地下党,觉得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根本就不想走.

预感到“更大的破坏要来”时,张爱玲1952年匆匆离开大陆,而杨宪益正对新政权充满热情,无偿地捐献自己收藏的珍贵文物,甚至变卖乃迭的订婚戒指等全部首饰来凑钱买飞机支持抗美援朝,如此表忠诚也没换来信任。

后来“运动中”,又有人“动员”他出国,他也没干。被打成“特嫌”蹲大狱、儿子自焚后,竟还能燃起从此以后就好了的希望,入了党。直到六四的血腥屠杀,才彻底看透了中共。

这位理想主义者半生的盲点误区,是被喊着最动人口号的红魔邪灵迷惑欺骗,到头来只落得个哀莫大于心死。这个党,让他和她吃尽了苦头,正是多舛命运的根源。让一拨又一拨的父母痛失爱子,白发送黑发。几乎戕害灭绝了整个中华文化,愚弄了几代人!

面对爱妻遗像,岂止是后悔?那是毕生之劫难啊!乃迭那样沉浸于唐诗宋词的女子,如静卧池塘的睡莲,单纯而古典,本应有个适宜的好环境,但自己一步步走错,非但没能遮风挡雨,反而使她备受摧折,陷入残酷的悲剧宿命。

《去日苦多》是杨宪益生前最后一本随笔,腰封上写着“‘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知耻’。我的遭遇与许多老年知识份子也大致一样。”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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