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热点互动》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晓旭，在2006年11月四川省广安县发生了一起万人抗议事件，当时事件的起因是当地一家医院没有及时救助一个小男孩导致其死亡所引起的。
时隔两个月，离广安不远的大竹县再次发生一起万人抗议事件，而且持续好几天，这起事件的导火线是十六岁的少女杨代莉被奸杀。那么同时当地的政府、当地的公安采用了一些恶劣的处理手段所引发的民愤。那么这个事件为什么会从“奸杀事件”变成“万人抗议事件”，为什么会这么快升级呢？
在今天节目里我们请来专家为我们做分析，这位嘉宾是方能达先生，他是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美东部主席，同时他是民主中国阵线发起人之一，现在在美国纽约居住，他是美东民政的执行委员，方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中。
方能达：谢谢！
方先生我想请您跟我们观众分析一下，大家在网路上可能看了相关的报导、视频还有很多图片，但是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刚开始好像是一个简单的奸杀案，为什么会这么快升级呢？
方能达：我个人认为就像火山爆发一样，他的能量积蓄是有一个过程的，当他冲破了临界点意味着能量已经聚集到相当大的数量，民众的愤怒绝对不是因为这一件事，而是中共统治半个多世纪以来做了大量违背民众利益、损害民众利益、损害民众权利的坏事，所以民众的愤怒淤积在心里，那么当淤积到无法忍受的时候他们就顾不得镇压的危险。
古代诗经的一句话“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这句话意味着当人们感到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他就置被镇压危险于不顾也要表达出自己的声音来，今天的四川在六四镇压十几年后，人们完全预料到政府会镇压，可是也敢于这么做，也就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主持人：说到忍无可忍我觉得当时事件中有一个事件，也可以说使这个事件升级的一句话，就是这少女是酒店服务员，当时的县长王伟说：“不就是死了个服务员，屁大点的事！”我觉得这是不是代表官场的一种心态呢？
方能达：确实如此。因为我记得邓小平曾经讲过一句话：到必要的时候就镇压吧！顶多在一定的时候再来个平反吧！那就是完全不把人的生命当作一回事，最高领导人如果是这样的思想境界，那就会影响到各级干部，所以难怪四川省的地方干部他们也认为死一个人算的了什么？
主持人：而且这个人没有任何背景，就是一个平民，所以民众一旦看到官官相护这种东西就特别气愤。那么这次很大原因就是民众一直怀疑高官在背后，但是整个公安在处理过程中没有去真正揪这件事情。
方能达：是这样一回事，因为第一，一个法立了，那么应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犯了这样的罪行，那肯定成为一个罪犯，那公安肯定很快就要进行调查处理的，可是为什么官员犯了这样的罪公安就有意庇护，这就说明在法律面前没有做到人人平等。
第二，这也说明了一种道德观念，人们从常识中都知道有些事情是不需要怎么分析就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些当官的应该为民表率，所谓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共产党员应该是起模范作用，可是他们今天是起了坏榜样的作用，使人们感觉到这件事情得不到公正处理，意味着政府对整个民众一种居高临下的一种压迫心理，所以民众觉得不抗议这件事就意味着每一个普通民众都永远要处于奴隶的地位，可以随便杀、随便污辱。
主持人：您说到这我联想到很多人参与这个事情，呼吁万人抗议并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跟自己利益很相关，只是说这样的不公导致大家一起来支持对不对？是一种同仇敌忾？
方能达：是。因为孟子说过一句话“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那么同样道理，对于不公正的事情，那种愤怒心情，也就是同仇敌忾的心情，也应该说大部分有一定良心和觉悟的人都会保持着。
所以这次大家敢于一起行动，就是因为大家都感同身受，感到自己是受压迫的，看到别人受压迫，虽然还没有每件事等同的感受到自己身上，但是就会感同身受，所以感到自己如果不站出来说几句话，就有愧于一个人的尊严，而这一次恰恰是把人不当人这样一件事。
主持人：所以大家一起维护人的尊严，虽然是一个少女失去了生命，实际上做的是更大一件事，那您刚刚也提到民怨的积累，那我在网上也做了些搜索，我发现大竹县这地方可说是民怨很多，他发生过禽流感的事情，发生过矿难的事情，那么同时也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还有就是民运人士被迫害，大竹还有一个大竹监狱，那有很多不公的事情积累，您是不是也觉得这是一个特点，所以事情才会爆发这么快？
方能达：从哲学道理来说，一定的质必然反应在一定的量上，现在大竹接二连三发生这一类事情，那么也就反应质的问题，那就是政府本质的问题。
主持人：我看到政府处理很多事情上，特别在四川这个地方，它处理类似事情的手段也会加遽矛盾，比如说在大竹县曾经也发生万人抗议物价上涨，当时政府也就是简单的镇压手段，那现在也是动用公安来驱逐百姓，您觉得这和前一段时间通过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有关系吗？
方能达：“突发事件应对法”可以为今后它们这个要寻找一个所谓合理的、合法的借口。但是如果不立这个法的话，我想这个政府也会那么做，但是有了这个“法”他们又多了一层这个遮羞布。
主持人：为什么说是遮羞布呢？
方能达：因为它立出这个法没有反应出民众的公益来，而从立法的精神，早在法国那个革命时期思想家孟德斯鸠，就提出应该“法”应该是体现出民众的公益的。这个是不管是那个社会的制度，一个较好的“法”都是应该是这样。
而中国的立法是从来不体现出民众的公益。而随时是随着在统治的阶层巩固少数人利益的需要，而任意的定一些法，尽管词面有些时候还冠冕堂皇，可是在执行时可以另搞一套。
中国常常报纸上有一句口号叫做要从快、从宽、从严，而“法”应该是稳定的，怎么能随意的“从快、从重、从严”，这就不打自招的表明了中共立法，根本置于民意不顾。
主持人：另外一点，我们从另外侧面来看这个问题，很多人说现在这种大规模的突发事件，有一些类似于也就是说这种暴动，有一些暴力的因素是说民众素质带来的一些问题，您是这样看吗？
方能达：我不完全这样看、但是我认为这里边有政府的责任，也有民众不得已的因素。好比森林要发生大火了，那平常你要去焚烧森林那是犯罪的，可是发生大火的时候他不得不烧出一些隔离带来，否则会带来更大的损失。
那民众能用和平的手段，何必去冒这个危险，那也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个政府不管、不顾、不去公正处理，那民众再不奋而抗议，这一类遭受损害的事情会越演越烈，所以群众不得不用些过激手段，这也是所谓的“官逼民反”。当民众的意见没有合法的渠道可以反应，或是得到考虑的时候，人们不能不这样。
主持人：那有的人甚至说这是“文革遗痕”，那您觉得跟文革当时一些打、砸、抢的作法，在人们脑袋留下影响有关系吗？
方能达：当然从文革以来打、砸、抢、抢确实是猖獗过一时，但是这个更多的还是由于中央的领导人有意的挑动，如果没有有意的挑动，为什么文革前半年都没有这样的事，始初文革前一个月、前一周都没有这样的事。
而文革开始之后很快的就漫延全国。所以这个掌握政权的少数领导人由于他能够运用政权、运用宣传机器来引导人们的舆论和思维的定向，这个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文革当中发生这个现象。
而现在这么年来镇压法轮功和其他的异议人士，所动用残酷的手段，而且还不断地认为这是反邪教，认为他们是维护一种所谓正义正确的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造成了一种人们有理无处说，或有理一定要被冤成为无理的情况下，人们不可能用和平的手段。
主持人：所以在这点上很多海外人士特别担心，我们知道国内有很地方是不公的，但是这个走向暴力的过程会觉得民众本身也会受损。特别现在比如说，中国的武警不断地加大阵容，这个配备也在不断的升级，你觉得民众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就是有没有其它的渠道能够使他们、能够把怨气发出来，又是比较和平呢？
方能达：那最主要还是要加强“法制”，这个“法”本身要定得合理，那么当人们有这个合理的“法”可循可依的时候，人们就没有必要采用这些不太妥当的方式了。但是要使得“法”定的合理，那就牵涉到很多政治因素，那绝不是一句简单的话可以实现的，这也就是我们希望的中国能够彻底的政治改革的原因。
也就是许多年前，魏京生先生在入狱前提到中国光有四个现代化还不够，一定要加上政治现代化的原因。当年希特勒德国在各方面也是很现代化的，可是它没有政治现代化，它演变成法西斯主义、更正确的时候是纳粹国家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其实是另一个概念。
那么现在我们中国所谓的中国社会式的主义，在实质上和纳粹德国当年的那个变相，走了味的社会主义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这是很可悲的、也是值得警惕。
主持人：那么你觉得现在这个国内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各地越演越烈的群体抗议的事件，您觉得在2007年会有什样的发展趋势呢？
方能达：在2007年这样一个新的世纪当中的第七个年头，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计算机科学的迅速发展，在导致通讯的便利，人们可以在网上交流思想，所以中共要控制舆论、掩盖真相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容易。而且既然各地方比前几年，人们较大胆敢于表达自已的这个思想，和自己的态度。那么这种趋势会汇合成一股洪流。
主持人：我也看到那个《天网》黄琦说，这次的事件中民众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组织能力甚至超过“六四”，是不是因为人们现在熟悉这些网络、熟悉这些工具的便利？
方能达：我赞成这个说法，当然随着教育的恢复人们的文化素质也所有提高。
主持人：意识上也有提高。
方能达：对、对。
主持人：那好，方先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儿，那谢谢您的分析。
方能达：谢谢这次给我表达意见的机会。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节目，那么我们请观众朋友继续关注“大竹事件”，虽然中央已经派了工作小组进驻大竹，但是这件事情能不能真正得到公正的处理，我想还是要上一个问号。感谢您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