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我是主持人安娜。香港回归十年来，首次有民主派候选人参与特首的竞选，因而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三月一日在候选人的答问会上，虽然双方没有对质而且也没有允许民众到场去观看或者是提问，但是现场的实况仍然通过电视转播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今天我们就请本台特别评论员李天笑博士对此进行评析。李先生您好。
李天笑：主持人好。
主持人：能不能跟我们观众朋友先介绍一下，整个这次答问会的背景，还有这两位候选人的背景。
李天笑：首先从这两位辩答人的背景谈起。两位都是香港的士绅，都有很高的学位。曾荫权是从小做起，后来拿了哈佛大学的公共管理学位，之后在港英政府大概有三十多年，已经四十年的从政历史。梁家杰是学法律的，在英国剑桥大学拿了学位，同时他也是从做律师开始，做大律师，然后慢慢的做上来，后来在2004年当上了立法议员，在污染方面，警察投诉方面还有其他领域也都有所建树。
那么这次辩论总的、大的环境背景，我看主要是中共接管了香港之后，由于民众要求民主和普选的热情，这种情绪不断高涨，而中共没有办法通过其他方式把这个东西平息下去。比如我们看到在2003年的时候，有五十万人起来反对二十三条恶法的制定；到2004年的时候，中共的人大通过释法的方式否定“双普选”，后来到2005年12月4日的时候又有二十五万人起来游行。
最后曾荫权取代了董建华，他提出了一个政改方案，但是他没有给普选制定任何时间表，因此人们各方的反对，在他提出政改方案以后遭到立法会的否决，这对他的执政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那这种情况下，中共一直在寻找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什么方式能够把民众这种要求释放出去，把它平息下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正好曾荫权被任命一年半之后需要重选，当然梁家杰、另外一位候选人就抓住这个机会，提出来要跟他进行辩论。
那这样的话，中共看了这是一个机会，如果举行这么一次辩论的话，很可能对中共在香港的这个民主橱窗还能抹上一层光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同意了。所以双方的辩论一开始就是在一种不公平的基础上进行的。
主持人：那么这次辩论，很多评论媒体都报导说：梁家杰和曾荫权相比，曾荫权好像略输一筹，不知道您怎么看他们二位的表现？
李天笑：如果从竞选辩论来看，（曾荫权）不单是略输一筹，实际上是大输特输。整个辩论的一小时四十五分当中，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曾荫权完全是被梁家杰压着，梁家杰是主动进取，对他连连发问，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双方是持平的。因此整个感觉就是曾荫权是处于守势，梁家杰是处于攻势。
另外一方面，梁家杰藉这个机会把香港民众对于“双普选”的要求很明确的提了出来，而且他提的方式是非常明确的。然后他还用比较亲民的方式，比方他的开场白就先问候坐在电视机前面的市民，就是跟场外的个观众有一个沟通。而曾荫权就显得比较木讷，他还是照着他那种政府做官的形式来逐一回答。
但是从辩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曾荫权比较拿手的方面，比方说对于政府政策方面，他也是处于守势，他只是不断的在为自己辩护。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也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因为曾荫权在这个竞选过程中基本上已经掌握胜选，他有六百多张选举人的票，而梁家杰只有一百多票。
中共基本上是操控了整个辩论的过程以及辩论的设置规则，但是他仍然处于劣势，为什么？因为在辩论当中，他不敢说任何得罪中共的话，他要看中共的脸色行事，他要看中共所控制选委的脸色，要根据他们的喜好来辩论，所以就显得略处下风。
主持人：您说到这儿，我正好摘了梁家杰的一些话。他批评曾荫权拒绝市民参加辩论，而且他说出中共操纵的小圈子选举的荒谬性；他说，在没有候选人互相对质的环节，也不让公众到场，是完全漠视民意。那您觉得像他们这样的辩论和我们普遍看到的西方社会，比如总统辩论会，他们的市长选举、各种选举辩论会，那有什么不同呢？
李天笑：差得很远了。从根本上讲，这两者之间是有本质的差别。这次香港举行港首的所谓辩论，它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竞选辩论。因为刚才我讲了，在这之前胜负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而且整个辩论的规则都是由中共规定的。那另外，在场外两方面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竞选演说、各种活动等等，这跟美国还有西方社会是大大不同的。
另外，真正代表民意，代表香港民众要求普选、要求取得民主的梁家杰，基本上没有可能通过这次竞选得胜的。他只不过是想利用这次机会，把民众的要求和呼声进一步让大家知道，同时让民众看到一个希望，受到鼓舞。
另外一个，他也想通过这个机会让中共治港的政治文化得到一次改变，也就是即使生存在这种非常小的发挥空间当中，他也要做到、也想改变一些东西。因此我觉得他参加这个实际上是打了引号了，就是具有“大忍之心”，他能够忍受这些东西来做一些事情。
主持人：在这次答问会上，他们双方最大的焦点就是在2012年的普选上。我们知道，梁家杰一直是百分之百的支持，而曾荫权在这上面说，如果连任之后，五年之内他再去解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2003年7月1日的时候，保守估计有五十万人上街要求香港普选。那有这么强的民意，我想问一下，普选对香港人民有什么样的意义？另外，他们二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政纲对香港有什么样的影响？
李天笑：首先要搞清楚他们俩在这问题上有什么政见，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梁家杰现在提出一些完全对中共作根本挑战的政纲。比方他提出二零一二年的时候把现在八百个人的小圈子扩大到一千二百人，同时增加四百名民选议员来参加整个提名；同时他还提出竞选的过程中，行政官员提名的门槛要由现在的一百名降低到五十名；同时还建议行政长官要由市民直选，这和现在现行的选举制度就完全不一样。
另外，他也提出在立法会的选举当中要取消现在的功能组，三十名全部都要由民众自己来选。这样一种明确的要求以及有明确的时间表，在曾荫权看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他在辩论当中完全没有提到时间问题，而且当问到的时候，他也是支支唔唔的回避过去了。
那么普选对香港人的意义何在呢？到现在为止，香港的经济在二零零四年虽然有很大的起色，但是香港人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他们没有投票权，不是一人一票。很多香港民众通过游行，通过各种方式都表现出这种要求和愿望。二零零三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另外在二零零五年的时候也有非常明显的例子。
因此要求港人治港或者一国两制这种根本的方针原则来对待这个问题，就应该让港人的要求在政策方面，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体现。这对香港将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香港作为一个金融重地，它的政治制度对它整个金融地位是具有一个重要作用的。
主持人：我们知道，梁家杰建议修改基本法，但是他的建议却受到中共官方非常强烈的抨击，您能不能说一下这问题的焦点在哪儿？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不同？
李天笑：因为现在的《基本法》规定香港的选举制度必须由八百人的小圈子经过三重难关，第一个首先要特首同意，然后要立法议会三分之二人通过，然后还要中央的同意。这样就很大层面限制了怎么样把香港的行政官员和立法委员从民众中真正的选出来。
梁家杰在政纲里面就明确提出，有很多现行的法律可能要重新修改，换句话说，他提出要修改或者是取消一些基本法的规定。这就引起中共方面强烈反弹和打压，认为给它扣上了很多顶帽子。
实际上在基本法里面我也看了，它不是不可以修改，它也可以修改，只要经过民众、当地三分之二议会的同意以及行政长官的同意，然后人大常委会的批淮以后，还是可以修改的。
主持人：这个主要焦点是不是由于当时中共人大释法，所以引起他要修改基本法呢？
李天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对于二十三条恶法到底是要搁置它还是通过它，这个时候已经表现出非常大的争议，中共千方百计想剥夺香港人的选举权和进一步省视他们的自由权，而民众表现出很强大的反弹。
在二零零四年四月的时候，当时人大释法又取消了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八的双普选，这样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就感到中共的“五十年不变”、香港的“一国两制”政策得不到真正的体现，所以他们起来反抗，就有很多的游行。
游行本身实际上已经说明他们的要求得不到实现，他们才通过这种民间的方式而不是通过与政府之间交流的方式来实现，所以这本身已经说明很大的问题。
主持人：这一次他们二人的辩论，很有意思的是大部分的媒体都报导：梁家杰是比较主动而曾荫权比较被动。比如梁家杰说曾荫权施政方面有很多失误，如偏向大财团、无法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民主步伐落后、教育政策失当等等。那您认为曾荫权在他从政这一、二年来有什么样的表现吗？
李天笑：曾荫权最大的失误还不是在这里，我觉得他在政治上失误是最大的要害。他的政改方案遭到立法会的否决，同时他一再否定民众对普选权的要求，这是他最大的失误。
主持人：梁家杰还有一些言论，比如说要让市民有机会选择香港的愿景，争取市民的选择权；他还提到，只有一个信任市民的政府才会得到市民的信任。您怎么看他这种想法？
李天笑：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一个政府、特别像香港政府当然是要对香港市民负责，这是首要的。曾荫权提出一个竞选口号我觉得是值得探讨的，他说“打好这份工”。你是为谁打工？你把主人看成谁？当然香港市民是第一位，当然也要对中央政府负责，但在两边的平衡当中，你是代表香港市民来向中央政府负责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把中共所给他的指令当作圣旨来看待，完全忽视了民众这方面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如果真正有民主的竞争，梁家杰才可能当选，在去掉中共的控制之后，我想香港的民主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主持人：好，谢谢李先生。观众朋友，也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