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议员反对经济危机对中共人权噤声

【新唐人2009年5月29日讯】5月27日,加拿大国会各党议员联合发起中国人权论坛,十余位国会议员、参议员以及数十名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代表等聆听了六名专家和证人从不同角度讲述的中共体制下的人权伤害。国会议员们被证人遭受迫害的经历所震动而流下眼泪。

证人和专家就中国劳教产品如何影响加拿大人;中共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对加拿大家庭的影响;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中国的网络监管对两亿三千万互联网用户和海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揭露中共“强制劳动”真相

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在发言中说:“尽管有些人说,在目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候,应该停止批评中共,但是在天安大屠杀二十年,迫害法轮功十年之际我还是不得不讲话。”



乔高说:“在当今社会,强迫劳动往往是人口买卖后的结果。只有中共用这种方式惩罚和压迫持政治异见或有信仰的中国公民。任何中国公民都可以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仅有警察签字执行的手续下,被送到劳教所关押最长达四年之久。”

法轮功学员宋宇飞谈了自己遭受迫害期间在劳教人员调遣处所被强制劳动的经历。她说:“我当时干的活包括,包装筷子,制作摩托罗拉V70手机的flyer,制作出口到德国的蜡烛等等。劳动非常繁重,每天早上6点起床就开始干活,一直到晚上10点。凡是55岁以下的人,每天要包装7000多双筷子,超过55岁的老年妇女,每天要包装5000多双筷子,有些老年人干的比较慢,他们会被罚干到半夜12点到1点,直到干完活为止。”

“我们还被强迫制作摩托罗拉手机的促销宣传册,说真的,在劳教所里看到这些名牌,我是很吃惊的。还有出口到德国的锡皮蜡烛,24个一袋,我们要一直不停地干才能赶上警察要求的进度。每天吃早饭时间大约10分钟,中饭15分钟,晚饭10分钟,早晚洗漱各5分钟,上厕所的次数也是有限制的。”

宋宇飞讲到自己的经历时说:“当时(被关押)的这个北京女子劳教所有8个大队,其中六个大队是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 占被关押人员的80%。……估计当时里面关押了大约700个法轮功学员。”

乔高说:“自一九五零年开始中国存在大面积的劳教网络。2005年340家,关押人员达30万,每天劳动最长达十六个小时,没有酬金,生产的产品种类广泛,大多用于出口,而这些产品的出口是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的。”

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的另一位作者大卫-麦塔斯在论坛上说:自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上访。截至2001年底大约有83万法轮功学员,没有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的数量巨大,这些人的去向无人知晓,而这些没有任何人权保障的法轮功学员为活体摘取器官提供了潜在的资源。

法轮功学员张天啸含泪讲述了自己家人的悲惨遭遇。她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年的迫害中失去了三位亲人。张天啸唯一的妹妹张云鹤,因修炼法轮功,并曾于二零零零年去北京上访被抓,二零零二年二月张云鹤在青岛再度被非法抓捕。被关押在青岛市大山看守所致少半年,警察否认关押了张云鹤。七年过去了,张云鹤音讯皆无。张天啸怀疑妹妹已经成为活体摘除器官的受害者。

张天啸的妹夫邹松涛因去北京信访局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多次被非法关押。二零零零年七月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市劳教所,九月底被转送山东淄博王村劳教所。十一月三日上午,被警察用电棍毒打后坠楼身亡,年仅二十八岁。当时他的女儿融融才十一个月。年过六旬的妈妈,终于无法承受失去爱婿后又与女儿分别的双重打击,于二零零一年八月伤心离世。

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

根据法轮功人权信息中心的记录中有超过八万七千件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折磨的案例,还有超过二十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和劳教所里,还有超过一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多次且时间长短不等的关押或拘留在拘留所里。超过三千二百个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致死,其中包括一百零四个案例发生在去年北京奥运会前。

目前在卡尔加利大学就读博士的刘文宇先生曾经就读清华大学。他说:“每次回忆在国内遭受的迫害都是很痛苦的。”刘文宇在清华读书时,因坚持信仰被监禁,他说:“在被非法关押的三年当中,恶警不断的毒打我,用电棍电击折磨我,甚至对我进行死亡威胁。当我被电棍电击的时候,我的心脏僵硬,皮肤被烧焦的味道充满了整个房间。他们还连续几晚不许我睡觉,想达到瓦解的我精神的目的。”

刘文宇的妻子,也是来自清华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十二年,目前还在北京女子监狱遭受着迫害,洗脑和超强度劳动,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刘文宇无法与妻子取得联系。刘文宇说:“从28岁到36岁,她在监狱当中度过了她九年的青春时光。……我非常非常想念她。”他说还在许多清华校友仍旧遭受着迫害,他说:“我的校友,俞平(音译),也是一个博士生,2008年4月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里受迫害。我的朋友郑旭军(音译),也是一个博士生,2008年2月受到同样的遭遇。这些案例都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发生的。”


“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 (Global Internet Freedom Consortium)副主管周世宇在作证时指出,“互联网在九十年代中期大众化之后,中共就开始使用检查制度,在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轮功开始后更为强化。”他说,在互联网即将成为共产中国的自由力量时,中共同北美的网络公司思科、北电等网络公司共同研制了网络监控和检查系统。

宋宇飞就是因为2001年12月在北京大学的BBS上发表了一个帖子,澄清天安门自焚真相。被中国的警察通过网络监视系统查到了IP地址,并于2001年12月25日早上被绑架的。

据刘文宇介绍,北京中级法院对包括他和他的妻子在内的六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审判时称,他们从互联网下载并传播关于法轮功的资料。最后,他的妻子被非法判刑12年,刘文宇被非法判刑3年。大赦国际在2002年报导了这个案例。

牺牲人权做贸易代价高昂

国会议员瑞德先生说:“践踏人权的最坏的形式是在经济上可承受的。大规模人权伤害是需要大量资金和浩大资源的,如果在迫害中能够自筹资金,从长远看,迫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这就是纳粹在利用党卫队系统毁灭犹太人的同时盘剥和榨取犹太人做法的关键。”

大卫·乔高最后说:“世界经历经济危机并困境中寻求中国的合作时,忽视中共的人权记录的做法很诱人。我们必须提醒我们的领导者,对中共的人权记录的支吾其词,与加拿大人类尊严和法制的基本尊背道而驰。我们必须小心,不管同中国作多少钱的交易,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所付出的代价都是高昂的。我们必须记取大屠杀和其他人权伤害的牺牲者。我们必须要求中国政府尊重世界人权宣言,而不是嘲弄它。”

──转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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