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0月4日讯】附二：前鉴：渭河之痛与三门峡水位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李菁
（2006年5月）
3月19日下午，绵延不绝的春雨使原本就满是黄土的渭河大堤更加泥泞。这段位于陕西华县县城以北的渭河大堤一共有约30公里长。尽管离汛期还有一段时间，大堤上仍有轰轰作业的大型机械。“我们在抢修去年被洪水毁掉的一些堤坝，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生命工程。”正在县里参加水利会议的水利局副局长李卫涛特地抽出时间，带记者踏访境内渭河大堤以及附近的支流。
2003年引发的灾难让李卫涛至今想起来犹觉吸口凉气：从8月27日到9月8日，渭河流域几次洪峰首尾相接，持续下雨时间达380个小时，长时间的高水位运行使渭河倒灌进支流，近13万居民被紧急迁到城南避灾，但许多人家园不保。“最可怕的是9月1日那天，一个晚上3处决口，我们就是在和时间抢生命，一方面组织老百姓撤离，一方面组织人员封堵决口，河床窄，水流急，那时感觉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真的很弱小。华县上上下下用了9天9夜才渡过这场危机。”
走进一些村落，被洪水冲得支离破碎的房子仍破败不堪地歪斜那儿，稍有些实力的人家已在路边和泥准备盖新房，但也有不少人家就在标有“救灾”的蓝色帐篷里熬过冬天又迎来春天。李卫涛说，有的村民家里有人去世了，棺材还摆着，因为地下没挖多深便满是水而无法下葬。
这场洪灾给华县带来的灾难是直接而巨大的：直接毁掉的房屋有8000多间，淹没农田近17万亩，“洪灾给华县造成的损失有17亿”。3月19日晚，华县县长薛东江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从流量讲，去年最大的4号洪峰只有3570立方米/秒，“从水量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它形成的水位却达到342米，比历史最高水位还高5米。薛东江说，据华县县志记载，1954年，渭河流量达到7760立方米时，水位却只有338米。
“从根本上说，出这么大灾是必然的。”李卫涛语气肯定地说。
“未修建三门峡水库之前，渭河只是条地下河。”为了证明这一点，李卫涛特地带记者到不远处的华县遇仙桥边。已呈现破败的桥墩上，几处白漆黑字、并配以红色标尺的标志格外醒目：桥墩最下方写着：1969年加高3.05米；上面记录着：1974年加高3.35米。“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渭河两次净增加***米，一旦来水，渭河便成了顶在我们头上的一盆水。”
2004年春节后，华县县长薛东江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在省人代会上提交了《关于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陕西潼关高程，彻底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的议案》。“要解决渭河上游的水患问题，渭河水位必须下降；要使渭河水位下降，潼关高程必须降下来；要使潼关高程降下来，三门峡水库必须降低水位运行。” 华县县长薛东江说。
三门峡：一个“废”字太难
三门峡大坝距市内不足20公里，行驶在还算平坦的路上，开车的李师傅说，在这段新路修好之前，来往大坝要绕着盘山路走一个小时左右，现在大坝和市内之间还有一列供员工往来的内部火车。
站在700多米长的大坝上，骤然感觉天地宽广。不远处高高矗立着两座几十米高的庞然大物，据介绍这是提闸门的起重机，最多可以提350吨。从大坝远眺，只见黄河不停向东奔流直至视线尽端。“那个就是‘中流砥柱’”，工作人员指着水中凸起的一座岩石告诉记者。黄河的特殊地位，使得与其相关的许多事物都被赋予诸多精神内涵。
沿河向东几公里，站在下游向上回望，大坝气势磅礴，亦令人感慨人类改造自然的勇气和力量。在以灰色和黄色为主色调的大坝中，“黄河安澜，国泰民安”几个红色大字虽然有些褪色，但依然醒目而有力，它们正好表明了在当时历史环境中，这个新中国第一坝所承担的历史重任。
1957年的春节，乐金茍说他与母亲是在从北京开往三门峡的列车上渡过的。1956年，乐金茍在北京市水电总局工作的父亲作为支援大坝建设的第一批工作人员，被派往三门峡，乐金茍与母亲随后也定居于此。当年的北京少年乐金茍现已是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副总工程师，正如他继承了父亲的行业一样，如今乐金茍的儿子也在三门峡水利部门工作。
1957年4月，三门峡工程开工，这也是当年苏联援华156个重点项目中惟一的一个水利工程。4年后大坝建成，三门峡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给记者的一本小册子里，还收录了当年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包括郭沫若、贺敬之、郭小川等诗人激情四溢的诗作。1986年，三门峡建市，总面积为一万多平方公里，城市人口近 30万。对于这里的许多人而言，三门峡意味着曾经的辉煌与骄傲。
“黄河在历史上三年两决口，国家是从全局考虑而修这样一个枢纽的，三门峡建成后，对下游防洪、防凌、供水、灌溉方面所做的贡献不容置疑。”3月18日上午，在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的乐金茍一开口就首先阐明自己这样一个观点。
乐金茍在很多场合都坚持这样的看法：去年的渭河之灾与三门峡水库无关，是两码事。他的观点其实更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三门峡方面的回应。采访中，乐金茍将渭河之灾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三点：一，渭河上游长期生态恶化，水土流失严重，致使河道萎缩，河床擡高。二，“过去一般认为渭河洪水过程仅三天左右，对此次持续性洪水没有思想准备”，防汛责任制不落实，体系不健全。此外，地形复杂和交通不便给抢险造成困难，这些都是加剧渭河之灾的原因。
乐金茍说：“陕西最近把这个问题炒得很热，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他理解，“1998年以后，国家重点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渭河不是国家投入重点，虽然他们一直在呼吁，但国家投入不是很大，他们希望借此能引起国家加强对渭河支流的投入。”
“从河流学原理讲，任何一条河的末端都是泥沙慢慢淤积，河床逐年擡升的。陕西局部受灾，从某种程度上说，从全局和局部利益来说也是正常的。”针对陕西方面对三门峡的一片叫“停”之声，乐金茍也直言：“不顾全局利益、不顾国民经济的整体布局，而站在局部利益上想问题，我正是反对这一点。”
“我从三门峡开始挖基坑的时候就来了，当然有感情。但总的来说，我是站在国家利益看这件事的。三门峡从1973年开始发电，已发了300亿的电量、20多亿的产值，当然国家投入的6亿多早已收回。但是从对下游的防洪、防凌、供水、灌溉的功能，从社会效应上，它的价值超过300个亿！”另外，从现实环境来说，“三门峡建成这么多年，已形成了一个特有的生态环境。一旦打破这个平衡状态，再形成新的平衡，没有几十年是不行的。”
在三门峡市委宣传部给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上，更有这样言辞激烈的质问：“40多年以来，三门峡水库确保了流域大洪水期间黄河大堤不决口，避免了洪水南及江淮、北及海河的重大惨痛局面，避免了25万平方公里成为洪泛区，使冀鲁豫皖苏五省数十个县乃至上百个县1.7亿人口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到了确保。与渭河华阴、华县两个县相比，哪个轻哪个重？哪个是大局？”
华县：为什么牺牲的是我们？
从三门峡向西一百多公里，便进入陕西省渭南市所辖县。途经潼关、华阴、华县，直观就可以感觉出它们与相邻的三门峡市在经济上的差异。“华县是一山（秦岭）六水（指渭河的六个支流）三分钱。”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卫涛打趣地向记者介绍。他给记者画了一张简单示意图说明情况：华县南部是秦岭山脉，北边是穿境而过的渭河，受渭河影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渭南市，其中华县、华阴是受灾最重的两个县，但因为华阴县本身是移民县，“必要时可以将大坝破开作为滞洪区”，加之人口少，其受损程度只有华县1/4。
“华县境内，有6条支流自秦岭山脉流向渭河。南边下了雨，整个水从支流向渭河里流，渭河来了水，又可能倒灌进支流，所以我们是南北夹击，压力很大。”华县县长薛东江说，“不过去年发的是水不是南山（秦岭）支流的水，是渭河的水；渭河的水不是我们这里的，是渭河上游下的雨。”
“其实小灾基本两年就有一次，只是范围大小而已。”李卫涛自1987年就在华县从事水利工作，记忆中，每年有一半时间都在防洪防汛上。今年的预报上渭河水量可平均多四成以上，想起即将到来的汛期，李卫涛说他的心又悬了起来。一到汛期，县里其他工作几乎都停顿下来。至于县里水利建设的支出，李卫涛说1998 年之前是陕西三门峡管理局投入渭河主堤的费用，支堤的建设和维修费用均由地方财政支付，1998年之后，主堤的费用改由省里出，支堤不变，“地方财政困难，连公务员工资都保不住，何况这笔开支”。
薛东江说，县里每年的财政开支仅5000多万元，而工资发放要9000多万元，“相差的部分由国家每年补助的6000多万元来支付”。而不多的财政收入中，以往来自农民的农业税有500多万元，但经此一灾，这部分财政来源也成了缺口。
“这几年，我们陷入了防汛—救灾—重建的怪圈，基本上都是围着这个圈圈转。”薛东江给记者提供了这一组数字：从1960年到1990年，建库几十年，华县有19年受灾，累计143万亩耕地被淹。类似的数字只是显性的，从华县人的角度看，还有一些损失是隐性而无法计算的，“有很多外商本来想到华县投资，人家一听说这里老发水，都不敢来，谁愿意冒这个险呢！”在三门峡这个问题上，作出“下游1亿人利益，上游100万人利益”的算式是简单的，但对受灾地区来说，每个市、每个县乃至每个村，这种利益的损失甚至牺牲都是具体而巨大的。三门峡方面也承认，三门峡大坝的建立，利益受损最大的便是陕西省；随着地方利益的崛起，一方向另一方利益上的妥协、让步甚至牺牲不再是以往中央政府一个口号或一个动员、一纸命令就能实现的。
陕西每年都会提起关于渭河的议案，2003年的渭河之灾则使这场争论超越专家及政府干部的范畴，直接将话题引入公众视野。据华县提供的材料，1960年以前，渭河河床平均每年仅擡高2厘米，而今“平均每年擡高13厘米”，“泥沙淤积速度为1960年前的6.5倍。由于泥沙淤积过快，渭河河床比1960年三门峡建库前擡高了5.1米”。
潼关高程之争
从三门峡向西，进入陕西境内的第一个县便是潼关。从地理上讲，潼关位于黄河、渭河、北洛河三河汇流区的出口。因为汇流区河谷宽阔，而潼关处河谷狭窄，所以形成天然“卡口”。呈“几”字型的黄河自北向南流入陕西，与自西而来的支流渭河汇合，东流入海。
3月20日上午，潼关水文站的工程师秦森刚刚将早上的活忙完，还没顾上吃早饭。因为是桃汛期，每天早上8点水文站要向黄河水利委员会、国家防汛总指挥部等汇报水量、含沙量。早上刚测到的数据，黄河的流量是1540立方米/秒，“应该算中等偏下吧！”水文站贺站长介绍说。
贺站长和秦工程师特地将记者带到离水文站不远的一处高地上，让记者清楚地看渭河与黄河交汇。水文站的贺站长介绍说，因为渭河流经的河段，比如兰州等一些城市污染得比较厉害，渭河有时会呈现一种近似发乌的颜色。
秦森工程师告诉记者，“黄河历史上最大的含沙量每立方米水有911公斤的沙子，这是什么概念？快跟家里盖房和的泥浆差不多了”。
在潼关水文站的一间办公室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潼关水文站的历史。“这个站自1929年便建立了，无论是内战还是‘**’期间，它的工作都没有停下来，由此可见它对黄河流域的重要性。”
虽然水文站在陕西境内，但因为水文站属按流域管理，这里的工作人员仍归三门峡管理。因为媒体对三门峡大坝的关注，水文站贺站长和秦森工程师一再谨慎地强调，不希望卷入三门峡争论之中，“对水文站而言，最主要的职责是收集水文数据，提供资料”。虽然“所有专家关于潼关高程的论证都是基于潼关水文站测出的数据做出的”，但他们还是再三告诉记者，“我们不涉及理论问题，只作数据收集”，“不要把我们的话当作支持或反对某一方意见的论据”。
在关于大坝的讨论中，无论对上游陕西方面还是下游三门峡方面，“潼关”都是一个关键词。“潼关高程”是水利学的一个名词，它是指当黄河流量为每秒1000立方米时，相对应的水位高度。对整个渭河流域来说，“潼关高程”是制约泥沙问题的最关键因素。
“60年代从临潼（上游）水文站到华县水文站，洪峰行70公里用13～18小时，而今年，相应的数字是71小时，以此可知渭河河道泥沙淤积的程度。”华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卫涛说，在华县一些水灾现场，洪水退后留下的淤泥足足有一米多高，有的地方甚至堆积到玉米棒的高度。
近年来，潼关高程在逐渐提高这一点双方没有争议，但对何种因素导致的提高，双方的意见则截然相反。据水利专家介绍，决定潼关高程有两个因素，一是水库的运用，二是水量大小与泥沙含量。有意思的是，陕西与三门峡方面，正是各自抓住一点作为论点，并且双方都提供了一系列数据与理论，包括拉来此领域内的各路专家作为论据来支持其观点。
在陕西方面看来，三门峡在下游建立大坝后，为了发电这个经济利益的需要，而让水库一直在高水位运行，三门峡的水位越高，从潼关到三门峡的黄河水流速也会越来越慢，进而使渭河流域整体河床随之擡高。而三门峡方面恰恰抓住了决定潼关高程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流域内的水量与泥沙含量。在三门峡方面为记者提供的材料中，承认三门峡水库在1960年9月至1962年3月的初期“蓄水拦沙”期间，由于种种原因，“库区泥沙淤积严重”，致使潼关高程由323.69米上升到 328米，并随之对上游产生负面影响。但随后，“水库运用方式不断调整，最高运用水位不断降低，目前的运用水位已对潼关高程不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1992年以后，特别是1999年以后，三门峡水库运用对潼关高程的影响基本消除”。
三门峡方面认为，自1986年以来，黄河流域来水来沙条件发生异变是导致潼关高程的主要原因，自1995以来，渭河来水量“大幅下降53％”，“事实上，进入三门峡水库的黄河水量已由六七十年代的400亿立方米减少到150～200亿立方米”，雨水枯竭使渭河无力将河道里的泥沙冲积下来。据这份材料提供的数据，1985年之前历史上汛期三门峡入库流量大于2000立方米/秒的洪水量平均每年有168亿立方米，而2000～2002年减至年均约3.5亿立方米，减少98％.三门峡方面说，“陕西省境内因水土流失所产生的泥沙占三门峡水库总泥70％以上”，“准确地说陕西境内产沙是造成三门峡水库淤积和潼关高程擡升的最主要原因”。
从眼前看，三门峡的去留之争一段时间内尚不会有明确结果。陕西方面一直在借助媒体呼吁，让三门峡在汛期敞泄以利潼关高程的降低。但这是否是降低潼关高程的一个有效途径，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致。水利部曾委托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黄河水利委员会（黄委会）和西安理工大学四家制作冲刷模型，以测算如果实现敞泄，将会对降低潼关高程起多大作用。有趣的是，在陕西的西安理工大学得出的数据最高：5年降低3.5米，即证明三门峡的敞泄有利于渭河水位的降低；而在河南郑州的黄委会则得的数据最低：5年仅下降1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