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广：广场行思录

【新唐人2011年4月20日讯】1989年六四学生运动遭血腥镇压，我心悲痛，苦于无法表达，反复思索如何悼念英烈，最后终于想到，可以去天安门广场，在那里表达哀思。

（一）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六四

2002年5月我写了一篇文章，《六四看看天安门广场》，在《大参考》发表，文中建议六四那天，大家分头去天安门广场看看、走走，和朋友聊聊天，以行动悼念六四。（注1）。

以后，北京来了朋友，我常向他们建议，可用“天安门广场行走”悼念六四，人多了，自然显示民意。听说香港每年，都要在广场举行悼念六四晚会，我很想去参加。

2004年6月3日，我到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广场，参加了悼念六四的八万人集会。随后写了《香港六四烛光集会参与记》（注2），并把我在广场手举火烛的照片，放到当年在香港出版的《百年祸国》，和后来出版的《呼唤自由》的封面。我梦想有朝一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办悼念六四晚会。

2005年6月4日我终于如愿以偿，和“不銹钢老鼠”刘荻四个人一起去了天安门广场悼念六四，拍了照，绕广场走了一圈，边走边聊，回来后我写了《六四我和“老鼠”逛天安门》（注3）。我打算以后只要身体允许每年六四都去天安门广场。

2006年6月3日，我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准备次日到广场，事先也在网上公布了行程，上了特快车，到达北京之前，列车长把我叫到餐车，要我在那等著有人来接我，我当然知道是警方在等我，特快车很少晚点，但这次竟晚点一个小时，到北京我走出车厢，一辆警车停在站台上，警察向我出示传唤证，我被押到铁路局派出所，几个小时后，济南的警车赶到，将我押回山东，审问至午夜。

就在这年的六四之前，我被第一次抄走了电脑。

2007年六四前，我又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准备去广场，结果受到警方和校方的阻止。

因为上了年纪去北京困难重重，从2008年开始，我和朋友们每年都在济南聚会，悼念六四。

（二）广场行走 遭遇暴力

2009年清明我去英雄山悼念赵紫阳，事先受到公安的警告和校领导的劝阻，我坚持出行，警车紧跟在后，进入英雄山西广场，被四个黑衣彪形大汉拖到路旁的树荫后面暴打，四根肋骨骨折。当天清明，英雄山有五万人以上聚集，暴徒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可见猖狂。（注4）

2010年清明我再次去英雄上悼念紫阳，有十几位朋友怕我遭打，相约一起前往。为防暗算，事先在网上公布了去广场的路线，请市民监视暴行。这次广场行，虽有阻挠，但因人多所以比较顺利，大家一起照了相。从此我们有了经验，一个人去广场危险，有伴比较安全。

2010年10月，一些朋友提出借给我“祝寿”的机会一起聚聚。各地来了将近30人，去了济南中心广场——泉城广场，从趵突泉东门穿过广场去了黑虎泉，三十几个人边走、边聊、边照相，十分畅快。

从那时开始，来了朋友，我常约他们去广场转转。英雄山北广场也成了朋友聚会的地方。这里经常聚集一些人，也议论时政，附近还有个山东最大的图书市场，买书能打七折，前年滕彪来济南我们也去逛了一圈，当时我在监控中是几个人一起坐公安车去的。

朋友聚会，饭店烟味大，广场空气新鲜，阳光明媚，是聚会的好地方。

今年1月16日（周日）我们几个朋友相约一起去英雄山北广场，在那里漫步聊天。也议论暴力拆迁问题，有人还照了相，发到网上。大家约好下个周日继续到这里聚会。

1月23日（周日）我们再次去英雄山北广场，在入口处我被六位“便衣”拦住，让我回山大，我问：为什么要回去？这是公共场所，我有进入的权利，其中有人说他以前见过我，要和我谈谈，我说不认识，正在相持，一个朋友大声说，既然不认识，还和他们讲什么，大喊一声：“走”! 我们迈开大步进入了广场。这时广场内已有人聚集，大家正在议论一位杨姓老人，因为常在广场上讲话，今天被“便衣”拖出场外200多米，教训了一顿，对他说，“再来广场要打断你的腿”，把老杨的棉衣给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棉花露在外面。

老人在广场控诉暴行、我们也帮他讲话，表示同情，声讨并谴责国保，我也述说了广场门口受阻过程。大家都谴责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正讲话当中，几个“便衣”进来要拉我出去，我大声的质问：“你们想干什么？我为什么不能在广场讲话”。周围有人喊：“国保来抓孙老师啦”，于是很多人围上来，他们只能灰溜溜的退出去。现场有人照了像并且很快发到海外网上，据说当天有几十个国保在现场，全部便衣。（注5）

以后的几个周日，我和几位朋友都会到英雄山北广场聚会，聊天，大家也谈论一些观点，我也讲了一些观点（有人说是演讲）。我谈到官员民选，言论自由，反对暴力拆迁等。回来后公安不断找我谈话，希望我不要再去广场，还说广场聚会是非法的，我据理相争，我有人身自由和进入公共场所的权利。

（三）当局的“周日恐惧症”

2月20日（周日），上午九点我正要出门去英雄山北广场，五六个公安便衣一起冲进我家，要和我谈谈，我虽呼喊抗争，但古稀之人怎抵五六壮汉，他们坐在我家，七八个小时。

下午五点学院的一位书记开车把我接到办公室，那里有一位年纪不小的干部，还有两位随从，说要和我谈谈，架子不小。问他姓名他不愿意讲，我说：我不愿意和不知姓名，不知是干什么的人谈话、交朋友，这里是山大不是警局！我站起来要走，他看我态度强硬只得告诉我，他是济南国保支队的负责人，我对他厉言谴责了今天国保非法侵入我的住宅 ，“私人住宅，风能进，雨能进，皇帝不能进”，你们国保没有搜查证，没有逮捕证，凭什么冲进我的住宅坐了长达七小时？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周日”是茉莉花活动首日。这一天大约来了50个公安还有十几辆车，将我住所团团封锁，把住在我家过夜的三位朋友也押到派出所去讯问。来找我的李红卫被他们挡在楼下大骂了一顿，告诉她以后不要再找孙文广，说：“他是个老反革命”。

2月27日（周日）又来了很多车，很多国保要进屋检查电脑，我说电脑中有私人隐私，不能检查，拖了几个小时不开门，最后他们请来了开锁匠，打开门抄走了电脑、打印机和将近两千页文稿，随后把我押到派出所传讯。

自从2月20号（周日）开始，一连4个周日只要我出门，我都会被押去传讯，我家楼下连续近一个月，都有公安昼夜站岗，最少是八个人轮流值班，一辆车，自然无法去广场。后来改成周六周日站岗，周日只要出门，就把我押到派出所。

今年清明节不是周日我和几位朋友约好去广场悼念赵紫阳，写了横幅，大家估计很可能被堵在家中，但还是决定试一下，结果公安那天来了20-30个人，五辆车，分别在大院的不同地方停靠，车上没有警车标志，玻璃都是贴膜，外边看不到里边的人我自然不能出行。

（四）：当局的“广场恐惧症”

4月14日，外地两位朋友来看我，打算在济南住一两天，因为初次到济南，我陪他们一起去泉城广场，准备转转，看看济南的风景名胜，那里西有趵突泉东有黑虎泉，没想到出门打的，就有两辆车紧追不舍，我们中途下车，转了个弯，甩掉了尾巴，进入了广场。边走边聊，拍照留念。因为场地宽阔，没有窃听之虞，大家可以敞开胸怀，谈古论今。到了黑虎泉之后，发现又有人跟踪，我们径直进了一个小饭店。

下午三点我们分手，两位朋友到了住处，刚下车就被尾随的国保强行推进两辆车押到了济南历城公安分局传唤，主要是恐吓、离间，说孙文广是社会渣滓、下三滥、老罪犯、人民公敌，和他接触很危险，要他们不要给济南添乱，随后把他们押到火车站，限当天离开济南。公安这些活动当然侵犯两人的公民权利，朋友虽然抗议，但是在强权下也无能为力。（注6）

现在中国当局已经把广场视为最敏感的地方，两位朋友过来当天是星期四，本以为当局不会那麽紧张，没有想到，仍然是强势出手，将我的朋友强制驱逐出济南。说明他们不但有“周日恐惧症”也有“广场恐惧症”了！

近年来中国各地都出现了一些民间的广场聚集，如：济南的英雄山北广场，北京景山公园广场（多时达上千人），上海淮海公园广场，和平电影院前，贵阳人权研讨会的广场聚会都坚持了很多年。

当局对这种聚集，开始时并不在意，一旦发现其中有些敏感人物，议论些敏感的主题，就会采取各种方式的打压。把某些演讲者或堵在家中、挡在广场外、或拖出广场、或传讯到派出所，或“被旅游”。在济南我认识的一些人因为参与广场行走，或在广场发表讲话被传讯抄家的就有：专打暴力拆迁官司的的草根律师倪文华，维权人士李红卫、张金凤（两人都被抄家，抄走了电脑、手机、照相机），异见人士龚磊，暴力拆迁受害者陈彭莲，维权人士孙万宝。但是打压只会引起民众的反弹，造成更多的民怨。

随着民众的觉醒，现在传播技术的普及，广场聚集的浪潮将一浪接一浪，不会停止，这将为中国的民主化开拓新的局面。中国的过去的实践，今日北非的事变都为我们指出了方向。

（五）关于广场的思考

国内、外，利用广场表达民意，多有先例。在中国， 1949年之后，最著名的广场聚集事件有两次。一是1976年的四五清明事件，一是1989天安门聚集。

1976年清明，民众借悼念总理之机，大家分头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挂挽联、写诗词，人越聚越多，最多达到100万。：这是一次无领袖，无组织中心的广场聚集事件，轰动国内外，影响很大，当局用高压手段，很多参与者被投入监狱。毛泽东死后，当年的十月，中共高层 “四人帮”被逮捕，其中二人是政治局常委，二人是政治局委员，一个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们都是镇压清明事件的强硬派，他们被捕，为中国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事发第二年“76四五清明事件”得到平反，狱中关押者，被无罪释放。（注7）

1989年的学生运动，再次形成天安门广场聚集，人数超过百万，虽然被开枪镇压，造成六四惨案，但这次聚集使民众思想得到启迪，经验有了积累，实践受到锻炼，六四运动是中国民主化历史上的一具丰碑，它会长久的教育后人、启发民众。主持镇压六四运动的人，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羞耻柱上，现在他们的子女正为漂白父辈劣迹而绞尽脑汁。

人类社会要走向民主，反对专制，是必经之路。当权者垄断权力，横堵民意表达。民意像流水，遇到阻碍会自发地寻找表达的通道，“去广场” 、“上大街”就成了专制下发泄民怨的自然选择。这种现象在中国的“76清明运动”、“89的六四运动”，表现得淋漓尽致。民间有了经验，当局也会采取对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是历史博弈，胜利者必然是广大民众不是少数专权者。

（注1：收录在网上的《孙文广文集》和香港出版的《呼唤自由》中）

（注2：收录在网上的《孙文广文集》和香港出版的《呼唤自由》中）

（注3：收录在网上的《孙文广文集》和香港出版的《呼唤自由》中）

（注4：详见网文《暴力断我四根肋骨纪》200907见文集）

（注5：详见自由亚洲报道《孙文广李红卫公园演讲频被骚扰》或查文集）

（注6：见益言网文《拜会孙文广先生奇遇记》）

（注7：见孙文广《四五运动的经验教训》，已收入《文集》和《呼唤自由》）

2011年4月19日于山东大学13655317356 0531-88365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