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23日讯】《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1942年10月25日
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地禁止了。
中共领导还在做出要打日本人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毛泽东用他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来同他的政乱作斗争。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他的一大批信徒的政纲。在现阶段，可以明确地指出政治势力的分野。一般说来，任弼时、林枫、陈云、王稼祥，当然还有康生(在此我只提及这派人中最主要的代表)，他们是追随中共中央主席在其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制定的路线的。
对《新民主主义论》来一番彻底分析，会使人毫不怀疑中共委员会的主席是反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是反对调整同重庆政府的关系的。毛泽东的立场削弱了对侵略者的抵抗，分散了力量。
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一直在特区进行着，原因就在于此。
所有这些情况，使人们对新四军的悲惨结局以及国共之间的一直不和，有了新的看法。
中共中央主席的观点不是每个人都同意的。有个时期，杰出的国际主义者、中国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领导人王明，把朱德、周恩来、博古、洛甫都团结到自己身边。依我看还有现役军人中许多著名的军官。
延安用种种借口来拒绝国民党的建议。蒋介石7月14日所提出的与毛泽东会晤的建议，实际上已被拒绝。
在军事问题上，毛泽东及其随从主张”保存实力”的战术，这意味着削减战斗行动。
1942年10月26日
毛泽东对他的对手越来越粗暴了。
在一次争论中，有一个反对派的人提到了史达林写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就嚷起来：”你真不愧是“莫斯科分子”—史达林放个屁，你们也使劲闻，还说是香的！”
但是，毛着当我们的面却大肆吹捧史达林。这是有道理的：他希望我能把这些话传到莫斯科去。赢得史达林的好感，将来对毛泽东是大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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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了王震。他有胃病，在找奥尔格夫治疗。
王震是359步兵旅的旅长，是延安的临时城防司令。这位年轻而能干的司令员在军队中率先采用了经常进行作战训练的作法。他的部队在特区是最精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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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身体很不好。他的妻子很着急。
王明由专为中共中央领导成员治病的中国医生来进行观察。
1942年10月30日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低估了苏联的军事力量，过高估计了德国人的成就。因此，他们得出了苏联可能会战败的结论，从而拒绝由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作战；他们暗示，他们的观点又一次证明，不惜任何代价保存实力的理论是正确的。看来，甚至是不惜背信充义。
每个人都在死记硬背党的档，一个劲儿地进行自我批评，而这种自我批评真是既可悲又可笑。
毛泽东向我解释说，中共党内的”经验主义者”是出身于产业工人和农民的做实际工作的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同意”王明和博古教条主义宗派集团”的观点。他说到这一点时，显然很生气。
王明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团的成员。公开攻击他就意味着蔑视共产国际的路线。这种棘手的局面使毛泽东很恼火。换上另一个对手，毛泽东早就把他干掉了。
博古不重视毛”对党的贡献”，很有主见。这就使毛泽东特别容不得他。
“教条主义”的帽子有助于清算”王明—博古集团”，不必正式攻击共产国际的政策。
刚挖好的窑洞散发着潮气和土腥味。小小的纸窗子，几乎透不进光来。
我到窑洞外边去刮脸。我们的炊事员，一个年轻的小鬼，正在我们临时弄好的炉子旁磨磨蹭蹭，挂在他皮带上的大手枪摇晃着。(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