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11日讯】提起中共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现在“奔五”的朋友们都会想起郭兰英的那首好听的《南泥湾》，喜欢摇滚乐的朋友也会记得崔健版的《南泥湾》，只是崔健把那只歌处理成了有点忧伤味道的“民歌”，但无论如何，这只歌是歌颂“大生产运动”的。那么，什么是“大生产运动”呢？按官方解释，是“蒋介石反动派”封锁解放区，企图从经济上困死“人民有大救星”。所以“解放区人民”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种粮种菜，谓之“大生产运动”，这一“大生产”，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长期以来，东野长峥就搞不明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句话，这句话放在山东，放在河南河北这些良田千里的地方都成立，唯独放在“陕甘宁”却是一句屁话。记得很多年前我跟作家史铁生谈起他插过队的延安，说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句话，他说了同样的一句话：屁话。要知道，那是个“靠山没柴烧，靠河没水喝”的穷山恶水的地方。整个黄土高原没有树，山是光秃秃的，到了黄土高原就像到了黄海一样，黄土坡上什么都不长，没有树，草也是稀稀拉拉的。烧柴，当地人叫羊粪。实际是什么呢？他们养山羊，山羊可以满山遍野找一些小草、草根吃。到秋天雨季，雨水形成山洪，把山上的羊粪、草根、枯叶从山坡上冲到山下，聚多了就可以捞起来，晾干了就是烧柴，一年中也就一两次机会；黄土高原有河，也有水，但不能喝，含盐、堿太高，又苦又涩。当地老百姓用水是接的雨水，但这里雨水稀少，所以要在山坡旁挖一个坑接存雨水，这就是水窖。有淡水的地方那是好地方，吴起镇（当年中共溃逃的最后一站）就是有一股小孩胳膊粗的淡水泉而建的镇，“解放”后己改成吴旗县。
这样的自然条件，这样的恶恶劣环境，我想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年的中共是如何养活这么一大帮人的呢？不要说那时，就是现在这里的人自己也养不活自己，靠着“救济”也才勉强活着。那时，外面有国军层层封锁，几十万人不但要吃饭，还要穿衣。有人也许说，不是有个“南泥弯”吗？后来宣传说那个熬鸦片死的张思德是烧炭窑塌了压死的，就更不靠谱了，黄土高原没有树，用什么烧炭？这是其一；其二陕北人从来不用炭或者树木取暖，因为陕北出一种煤，非常好，一张纸、几根草就能点着，放在火盆中不会自灭，灰是白色的，现在稍富一点的人家还用它取暖。既然有这么好的东西，谁还会挖空心思、无中生有的去烧炭呢。当然老百姓是用不起这煤的，主要是交通不便，运费太贵。在延安能长小米，出了延安就什么粮食都长不了了。大米、小米、小麦、玉米、高粱、大豆全都长不了。老百姓吃什么，一个是土豆，一个是荞麦而且产量很低。除了这几种东西，就只有大烟，就是罂粟长得好。
那么解放区是怎么解决的军人、官员、文职人员的吃、穿、用的呢？当地解决不了，必须从外面运进来。当时的国军和民国政府不可能供给你，用什么东西能与民国政府治理下的百姓、商人交换所需物品呢？用大宗商品去交换，一是不可能，二是没有。那么唯一可能用来交换的只有两样一是黄金、二是鸦片。陕甘宁不产黄金，收刮来的民脂民膏用不上十天半个月，唯一的解释是种植、加工、贩卖鸦片。
如今几十年时光飞逝，延安彼时的所谓“大生产运动”确有其事，但“大生产”什么，却有研究的必要。由此可见，所谓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而能“丰衣足食”甚至身强体壮的，只能是鸦片。而提到“大生产运动”所生产的鸦片，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任弼时。
说到此君，国内的朋友可能都看过歌颂中共前领导人任弼时的电视剧《任弼时》。不过，该电视剧没有告诉观众的是，当年任弼时还曾是延安的鸦片专员，通过将中共军队种植的鸦片贩运到国统区和日占区，进而为中共的发展壮大提供资金。
任弼时，1904年4月出生在湖南湘阴县（现为汨罗市），1921年前往苏联留学，次年加入中共。归国后先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代理书记、总书记。中共武装暴动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湘赣苏区省委书记，并率领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北上逃跑。抗战期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延安鸦片专员。
当年，中共被国民党赶到西北后，因不抗日军反打国军，被国民政府断了经济来源，经济因此捉襟见肘。为了实现发展壮大的目的，中共领导人遂在南泥湾开荒种鸦片，并贩卖到国统区和日占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经过实地调查后曾披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
而任弼时就是当年的鸦片专员。原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记》亦提到：“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噎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
关于这个鸦片专员对种植鸦片的看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一份供中共高级官员看的“内部参考”中有这么一条新闻：延安，30年代初秋的一个傍晚，红军专员任弼时和美国记者斯诺顺着延河边一同散步来到了宝塔山下，任专员摸了摸那为要显示自己党内地位而刻意蓄留的山羊胡，手指着一大片金黄待收的作物，欣慰地对斯诺说：“又是一个丰收年啊！”带着稚气的年轻的斯诺，显然还没有跟上任专员的思路。任专员继续着他的话题：“往年，我们延安苏区根据地生产出的棉花、布匹，一车车拉出去，换不到什么根据地急需的用品；近些年来，我们改为种鸦片，一车车鸦片拉出去，一车车的枪支弹药、食盐和医药等急需品满载而归，延安苏区根据地一天天地扩大着……”
看来任弼时在国难当头之际，对于贩卖鸦片之事是颇为赞同的。或许正如中共党魁毛泽东所言：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据莫斯科特派员的日记记载，“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既然认同贩卖鸦片对中共的重要性，中共为何还要将其美化为“为了抗日而进行的大生产运动”呢？但卖大烟毕竟是一件延安老农都要痛骂不已的伤天害理的事，所以要用“大生产运动”来包装。同将鸦片生产和贸易合法化、并将鸦片不断地运往国统区和敌占区去戕害同胞的中共相比，提倡“新生活运动”、禁止鸦片的国民党在道德和行为上都远远超过中共。
如此忠于中共的鸦片专员任弼时大概不会想到，做如此伤天害理之事的他会遭到上天的惩罚。据说，任弼时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中共中央刚进北平，就于1949年4月18日做出决定：任弼时必须休息。决定当天，他就在医生陪同下，住进了玉泉山休养所。5月，休养中的任弼时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趋向恶化，出现前所未有的昏迷症状。
当苏联的斯大林了解到任弼时的病情后，主动派了一个苏联医疗专家组到中国。苏联专家们在会诊的报告上写道:“……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有明显硬化之症，心脏初期机能障碍，肾初期硬化，肝脏肥大，可能引起新陈代谢障碍；并有糖尿病，但尚不严重……”因此，专家们建议任弼时到苏联进行治疗。任弼时于1949年12月初抵达莫斯科，先是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经过了20多天的治疗后，转往巴拉维赫疗养院疗养。到1950年春季，任弼时的健康似乎噎恢复得相当不错，因此于5月28日回到北京。熟料10月底突发脑溢血，于10月27日不治身亡。
任弼时死后，毛泽东罕见地出席了其葬礼，这是中共掌权后的第一个葬礼。毛大概是想向党徒们表明，任弼时的所作所为党是肯定的，鸦片在中共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而中共新领导人则继续着欺骗的传统，在任弼时生日一百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不知地下有知的任弼时是否愿意接受这死后的“荣耀”呢？
只是，现在再唱《南泥湾》，歌词恐怕是得改一下：如今的南泥湾，与呀往年不一般，到处是鸦片遍地还是鸦片。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