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04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六章：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我们在成都参观前后，中共内部的“宫廷”较量，以“社会主义教育”的形式拉开了序幕。毛准备多时，利用青年学生的盲目轻信，将全国人民对中共的不满正在转嫁给“资产阶级司令部”！
不识其阴计的彭真们果然上当，抛出了《二月提纲》，并且揪起了二月镇反运动！当然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一些往这个运动中钻的毛孩子们，轻易上当，充当毛泽东犮动的宫庭政变枪手，就在预料中了。
“文化大革命” 就这样开始。在边远的盐源小城同全囯一样，盐源农场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派往各所属的劳改中队。
这些工作组显然并没有弄清楚“二月提纲”骨子里要卖什么药，只凭他们的本能，跟着党中央的决定走。按照他们对中共运动的理解，照例是抓一批反革命向中央交差。
六队是农牧场重点关押反革命份子的中队，派赴的“社教工作组”阵营特别庞大，由五名科级干部组成！
六月初正是农场栽种的农忙季节，为了“保证”学习，场部规定下午五点钟便按时收工。收工回来后，组织我们学习一系列中共中央的“文革”文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
全队集中收听了播出的（中共中央委员会）通知后，便以“你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为题，组织了全队人员的分组讨论。
然而这些年，备受折磨害怕中共那套“放长线钓大鱼“欺骗的农六队流放者，大家都以沉默来回答。第一天的分组讨论，会场上冷了场。
已经失去了民心，甚至失掉了中共党心的毛泽东。由于独裁本性使他不可能吸取教训，退位禅让。相反的，从1959年卢山会议开始，到1964年，经过了将近五年的准备，一个反对党内反对派的阴谋终于抛了出来。
《五一六》通知已经摊牌，李培连十天以前的那翻讲话还响在我的耳际。虽然我的心里堵得慌，几次想痛斥文化大革命的险恶动机，可是又觉得应当再观察一下，到口边的话被我吞了回去。
第一节：宫庭政变•我对文革的看法
第二天场部派出的工作组，再次作了动员，讲到了这次”文革” 的“伟大”意义，重申这次运动与以往任何学习都不同！宣布了会场三大承诺：
畅所欲言，各舒已见；对于在开会时公开发表的意见不抓辫子，不作记录；保证不作秋后算账。农场的社教工作组组长，政工处蒯处长，见全场依然同前一天一样冷清，便指名点姓要我和陈力分别在两个组进行“发言”，并向我们提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保证。
这几年承蒙共产党的“教育”，让我明白，毛泽东发动的每一个运动都预先把“革命”对象作了界定，不管你对运动持何种“态度”，只要被划为挨“整”范畴，是一定逃不掉的，
（一）激辩
我清楚的看到，本次运动挨打的对象是中共内一批对三面红旗不满的人，其中不乏“海瑞”式的“直臣”，他们并没有成熟的政治主张，但必竟在当时较能体察民情，深知毛那套理论带给大陆的灾难，尽管这些人压迫过我们，与我们本无共同点！但为推翻独裁势力，仍有必要同他们联合。何况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想到这里，我从凳子上站起来，向蒯处长提出要求“我的发言不作记录，不负法律责任。”
在得到他的点头应许后，我开始了我的长篇发言：
“首先，《五一六》通知中一个提法值得在场的人认真思考。”我的开场白吸引了在场两百号人的注意力，全场鸦雀无声。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名字叫人民共和国，毛主席不是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比以往资产阶级共和国更进步更民主的国家吗？这叫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中共领导人不是说，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都是在革命运动中产生的吗？何尝有培养接班人一说？那是只有在封建时代皇帝废立太子时，才可以说，自已在培养继位人。而在培养继位人中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才是封建宫庭之争。现在这样说等于承认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不过是皇上的专政，许诺给人民的民主权力全是假话！”
“挂共产主义的羊头，卖一贫如洗的狗肉的北京领导人，靣对年年欠收，到处饿死人的局靣，却偏要说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逼着老百姓赞三面红旗好，这不是指鹿为马么？”
坐在我对面的周学祝举起了手，可惜，蒯处长没有理会他。
于是我接着将历史追溯到九年以前，从57年毛泽东打压知识份子，封人之口的反右运动，讲到“三靣红旗”； 从人民公社和社教运动，讲瞎指挥下的一场浩劫；从放卫星到大寨运动，讲违背社会正常的运行规律带来全囯大幅欠收；从大练钢铁讲强征民间劳力，练得一堆废铁，劳命伤财。结果造成大饥荒，饿殍遍野，囯家元气大伤。
“老百性最初怀着模糊不清的希望，以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会给他们带来共产主义的繁荣，半信半疑地跟着他的部署走！炼钢炼铁，成立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
“结果疲惫不堪的农民从原先的穷困走到了饥饿和死亡！于是大家才明白毛泽东不是神人，他只不过像“燕山夜话里”，“用一个鸡蛋的家当落地破碎的泡影，哄了大陆老百姓。”
“历史终于走到了今天，走到了连他当年的亲密战友都无法相信的绝境中，走到了共产党领导核心都无法维持统一的1966年。因此，任何有现实感的人都应当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毛泽东排斥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发起的宫庭政变！”
我斩钉截铁的为我长达半个多小时的发言作了结论。
也许，“宫庭政变”这么一说在当时确实语出惊人，令主持会场者出乎意外，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好像提出了一个他们没有想到，也不敢想的问题，让他们开了窍。使他们“发聋振聩”了。
突然，坐在我对面的周学祝霍地站起身来，向蒯主任递了一个谄媚的眼色说：“我认为孔令平借学习会在公开宣扬三家村言论，应该给予批判，还要让他自己消毒！”
周学祝这人因背是驼的，我们叫他周驼背。李培连因为此人也是右派，具有大专文化程度，平常很擅打“小报告”，所以指定他任我们这个特殊学习班的组长。看来，经过两个月的辩论学习，对他这种找机会都想从狗洞中爬出高墙的人，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现在他也许看到，他面前又是一个很好的“立功赎罪”的机会，岂能放过？
被人猛然提醒，蒯主任显得局促，一面应和道：“对，大家要对孔令平这种借学习讨论，进行放毒的言行加以批判。”
但是，我却不动声色的坐在那里，提醒蒯主任在我发言前所许诺的条件。周驼背见我坐着不动，便走过来拽我站起来，一边说：
“毛主席说的凡是毒草就要批判，你今天明明用报纸上正在批判的话在这里放毒，哪有不消毒的。”
我并不示弱，顺着他来拉我手的力量轻轻一送，便将他送出了两米外，跌倒在地上。
被这出奇不意的一搡所恼怒。周驼背一边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拚命的狂喊：“反改造打人啦！反改造打人啦！”并再次向我扑过来。顿时我们俩扭成一团，会场中立即哄闹起来，蒯主任连忙叫人将我们拉开。
正在闹得不可开交之际，邓扬光从围墙的拐角处冒了出来，自从李培连接手农六队的管教工作后，他便从六队消逝了几个月。今天突然露面，想必与工作组的派驻有关，说不定他便是工作组的总指挥。
他走到我面前，我才发现他的手上提着一付手铐，身后还跟着两名武装士兵。没问任何话，我便被那两个士兵按倒在地，反剪着双臂，戴上了一付没有任何活动空间的土手铐。看来，他早已准备好了。
陈力和刘顺森们一齐发出怒吼声：“还讲理吗？动不动打人！”
邓扬光将身子转向陈力，冷冷的说道：“你少嚣张一点，我们对你们这样顽固不化的份子，有的是办法。”
今天的邓扬光把他在古柏的那凶恶的面孔从显出来。在他的指挥下，我和陈力被两名士兵连推带搡地关进了东北那一排，靠岗楼下最角落里的两间房间，那里当时是用来堆放粮种的临时仓库。
我和陈力骂不绝口，直到被重重地掼在那屋里，锁上大门以后，工作组驱散了围观的流放者。
（二）夜深沉
天色完全黑净，沸腾的院坝慢慢静下来。
仓库里寂黑一片，蚊子发出的嗡嗡声从四面八方响起，好像无数轰呜的飞机在看不见的地方朝我们攻击！向着我的脸上、颈上乱扑乱咬！我只能用嘴吹着气，不停地地驱散它们！
从方才的激动中平静下来后，凭感觉我此刻正背靠在一条装满包谷的麻袋上，由于身体的压迫，反铐的双臂被压得又酸又麻，努力想站起身来，双手被手铐箍着的手腕，因手臂的运动而剧烈刺痛，一点也搭不上力。
此时，我才感觉出手腕被箍的颈部，那过小的铁箍内圈“利刺”扎进了肌肉里，稍一动弹那些刺便会在肉里搅动，令我挖心般的疼痛，不禁骂了一声：“好歹毒的邓扬光！”
凭借腰力慢慢地移了一下身体的位置，靠腿的力量慢慢站起身来，借着面前铁窗纤子缝泛进来微弱的光，我辨清了门的方位，便挪动脚步，朝着窗口方向挪去。
我移近那铁栏的窗子面前，向对面的队部办公室的房顶望去，在那房顶与我们的房檐之间，我看见了那一片很窄的夜空。星星在那里眨着眼睛，而院坝里却是寂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侧耳听去，除了蚊群的轰呜，四下悄无人声，便用脚去踢那木门，想弄明白，此时，在院坝里巡逻的哨兵躲在那一个角落里，但院里没有任何回应。
隔壁的房间传来了相同的踢门声，这是陈力给我的回应！此刻在这万籁俱寂的黑夜里，仿佛唯独只有我们俩才没有睡意。越是如此的清醒，越感到时光在黑夜中停滞一般。
静谧的夜，像一尊巨大的石头压迫着我的心，使我闷得发慌。想到刚刚发生的一切，眼看北京城一场政变风暴已经来临。中共上层酝酿已久的大分裂，终于演为激烈的内江公开化了。
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就像埋藏在地底积郁很久的火山岩桨，终要冲出岩层喷发了！此刻正经历着火山爆发前地壳的沉默时段。
可惜，令我郁闷的是，为什么偏偏毛泽东靠了一群孩子先发制人占了上风？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吃尽毛泽东苦头的人民会不会勇敢站起来，在中共对垒的两军之中起决定作用呢？
我对着那长夜天空长吁了一口气。然而当我想起刚刚发生在这院坝里的一切！那张牙舞爪的周学祝，那变脸的邓扬光，以及那手足无措的蒯处长，便深深感到偏僻的流放地，还是那么的黑暗和复杂。
心中闷得发慌，便背过反铐的双手，挺着胸，贴在铁栏上面，放开了喉咙，朝着院子里高声吼道：“为毛泽东卖命的农民弟兄们：你们这几年尝尽了饥饿和灾难，还不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三面红旗给你们带来的么？”这一声是对那些在岗楼上的士兵们喊出的，因为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农家子弟。
“不要再发狂的斗下去了，这几年还斗得不够么？阶级斗争，给你们斗出什么来？除了饥饿和灾难，你们得到了什么共产主义果实？”“你们想想，你们的领导人都同毛泽东闹翻了，连他们都不相信毛泽东的欺骗宣传，你们信么？”这是对这些干部们喊的，又是对看不清形势的沉默的中国人喊的。
我相信在这深沉的黑夜里他们会静静反思，静静权衡，恢复被蒙蔽的理智。
“天快亮了！文化大革命是宫庭政变！连你们的领导们都看清楚了的，你们还看不清吗？你们该清醒的站在哪一方，”
我大声吼道：“天快亮了！天快亮了！”那喊声一迭迭的在院坝里回响。
这喊声是对专制魔王的诅咒！这喊声像惊雷，振得整个院子嘎嘎直响，振得沉睡的人们蓦然惊醒！
这喊声是沉默了好多年，数千万地下的饿鬼发出的呐喊，这喊声如此的凄厉，如此振撼人心。
静夜适合于人们招回失去的良知。沉默除了证明他们的心虚外，在我看来不会有其它的原因。
除了蚊虫的轰呜，没有任何回应，然而我不相信此时的邓扬光呼呼大睡没有听见；我更不相信，距我咫尺的哨兵没有听见；他们之所以沉默，不正是在对我的呐喊进行思考么？
人到了这个地步，便没了畏惧。没有坚定的必胜信念作后盾，就不可能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第二天的清早，当开饭的时候，大田组的组长，曾当过派出所长的王家祥，把饭端到离我窗口不到五米的土墩子上，频频向我致意，他一再把他的大拇指翘向天空，并且大声地笑呤：“天明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接着是王大炳，刘顺森，周志他们都用不同的手势，向我致意。
经过一夜的呐喊，虽然很累，但全无睡意，头脑异常的清醒。而那反铐着的双手，最初的疼痛似乎已经麻木了。奇怪的是无论是站岗的老管还是管教干事，竟没有一个人干涉我。
吃过早饭，大家出工以后，打开我的房门，为我解下手铐的是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年青管教干事。当他解下我的手铐，只是皱着眉头，望着我那红肿得像馒头的手，没有说话，便转身走出了院坝。
不一会拿来了一个小瓶子，里面装的是碘酒。一边自言自语着什么，一边迷着他那高度近视的眼睛，慢慢地为我擦着两个血淋淋的手腕，最后他又拿起已经下下来的手铐，揍在眼前细细地观察着，再提着那有刺的铐子走了出去，换了一付大手铐并将我改成前铐。什么也没说。
好像昨晚他压根就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也没有听到我的喊声一样。
装糊涂原本就是解脱无奈的最好办法，这年月谁又没看到中国的灾难，谁又看得清将来会是怎样的呢？所以还是对我这种态度鲜明的人保持装糊涂为好。
到此时，蚊虫已经飞去，我才感到又困又累，便就地捡了一几张麻袋铺在地上，倒在地上呼呼地睡去。
一周以后，这个新来的管教何庆云便将我下了手铐，并且从那间临时仓库中放了出来，回到我原来那个组里。
随后，何庆云将李培连组建的学习组解散了，我被编入了蔬菜组。指定周驼背专门对我监督。唯独陈力却依然关在仓库里。
两个月以后，正当文革如火如荼之际，他被押解到盐源县城看守所，直到四年以后在那里牺牲。
不久《十六条》公布了。
《十六条》只字不提全国老百姓最迫切的生存问题；而是利用各级地方官吏曾在二月中镇压学生的机会，定下大民主的基调；向走资派夺权，是决定中国命运压倒一切的任务。又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向年轻学生们吹响向镇压他们的走资派夺权的号令。鼓动他们砸碎“资产阶级”教育的桎梏，冲出学校，并号召他们在全国进行大窜联。
他命令将全国大大小小的仓库打开，将这几年全国老百姓节衣缩食的血汗储备，分发给他们。
甚至不惜将军械库打开，怂恿他们为“夺权”而武斗！这些从学校放出来的孩子们在权欲的支配下，以保卫毛主席为旗号，戴上“红卫兵”的袖套，肆无忌惮的对社会进行公开掠夺、杀人放火。
借助他的亲信和特务，利用学生们对中共统治各级当权派的仇恨，摇身一变装成了学生们敬仰的领袖。将自己抬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宝座，而全国大大小小的“当权派”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公检法也暂时全部瘫痪。
当时我同刘顺森等人讨论到红卫兵现象时，他说道：“你看现在的中国红卫兵像不像法兰西大革命时，波旁王朝路易•波拿巴在雾月十八日组织起来的十二党人保卫王朝的那一段历史?”
我答道：“岂止如此，红卫兵对社会的破坏，远远超过了由流氓地痞组织起的十二月党人，一个独裁狂人为挽回民心，会在民主潮流的历史条件下，使用“大民主”这种手段。它的灾难要过若干年后才会显露，不过纵有再多的阴谋，最终还是逃不过对他罪恶清算那一天。”
任何一个社会在变化的“临产时期”都会有“阵痛”出现。这真是“夏桀之常违兮，乃道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一场空前的民族内战和浩劫，就这样开始！
不要以为公检法的瘫痪，使中共对我们狱中的迫害稍会放松，要知道这种瘫痪是毛泽东夺权的需要，只要毛泽东还稳坐在皇位上，对于按他的旨意而划的五类，歧视和镇压只能更加剧，只有幼稚的红卫兵们为表白对“红太阳”的忠心，拉出可怜的黑五类来“杀鸡给猴看”。
（三）最后一点“理性”
李培连苦心设计的理性“感化”时期结束了，农六队疯狂的军人逞威，肆意打人的年代开始了。虽然现实的荒唐，绝对不能为他的感化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现实中充满了欺骗，但总还有让人说话的时候，毛泽东竟然连这也丝毫不能容忍，他需要吹捧他的奴才，而不是有思想的人。
不久，李培连本人落入狱中，生活的实践会纠正他原先的幻想。面对着这个更疯狂年代的到来，我感到当局已无理可讲，就只好等着客观的辨证过程将它演变到“彼岸”去了。
我们耽心在这种时代消亡过程里，弄不好对政治犯进行大屠杀的惨祸将降临我们身上。李培连劝我静静观察的意见被我采纳了。
从此以后，我改变了过去同当局正面交锋的态度，保持一种沉黙，我的沉默，被高德胜注意到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在我沉默了足足八个月以后，高德胜在六队主持了最后一次全农场管教工作会议，并指定我为中心发言人。
参加这次会议的是全场各中队的主管干事以及管教科的全体成员，共三十余人在六队召开。我当时并不完全清楚高的用意，究竟是想借我的口说出他不敢说的话，还是想证明他主张的感化教育所取得的成果？无论如何，我只能原原本本和盘托出我的想法。
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专业的管教干事们来讲自己的思想，我表现出了一种费解和怀疑。但是我仍本着一惯的态度，讲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这是一场毛泽东为铲除政治上的异已，而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 同八个月前的发言几乎没有任何两样， 虽然我明白，现在谁公开反对红太阳，红卫兵可以把你当场打死。
我没有去看主持会场的人有什么反映，因为一个人的信念一旦成熟后，会不顾一切的坚持下去。
人们终有一天会从狂热中静下来反思这个历史时期的前前后后，他们终要认识所干的蠢事，原来都是受了毛的怂恿。等到他们认识这一点时，大致历史才开始用实事求是来评价。
我那一次的讲话足足用了一个小时，会场里很安静，没有人反对我的话，叫我中途反省，那比我在大学时的批判会文明多了。
但是，只要我还没有被逼感到我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冷静的思考是我能够接受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不随着形势的发展在改变自己，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更好的适应生存的需要。不过这不可能说，我在接受强加给我的改造。因为首先，我认为强加在我身上的罪恶是根本不存在的，也不要寄望于我会放弃我已经形成的观点，因为谁都承认，认识来源于客观的存在。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有一天，新调六队任中队长的郭川小到蔬菜组的菜棚子里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告诉我说，高书记将去五七干部校学习了，在去学习之前想特别的找我谈最后一次话。
第二天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紧靠蔬菜地的小河边扬柳林中，他穿着一身麻色的中山装，看样子很苍老，也很焦虑。我明白他的官早被罢了，革了一辈子的命到头来，马上就要变成革命的对象了，可以想象得出，他的心情也许比我们还沉重，但是作为并不知他底细的“犯人“，我不可能对他说什么了，我所讲的全都写在纸上了，从小监到现在，也有两年多的时间，想来他都已经仔细阅读过了，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什么人，会一辈子记在心中。
正在接受审查的他，把我找来，一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牵挂。郭川小是他当年的警卫员，要不是他，我们恐怕这次见面都很困难。
那次谈话只问了我现在生活得怎样？关照我不要辜负他的一片苦心，便慢慢的离开了那里，摇晃着他老迈的身姿，消失在田坎的尽头。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但我看到在他这种还保存着良知的中共干部身上，我的话起到了振憾的作用。我深信他必会在“文革”的练狱中，彻底的弄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彻底扔掉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幻想，甚至背叛那个追随多年的中国共产党。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