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12日讯】王立军，重庆副市长，打黑英雄，可就在不再兼任公安局长一职，个人工作分工变为与过去工作无关的文教等方面不久，竟在2012年2月6日晚夜闯美驻四川领事馆，在逗留一天之后，又从公开的官方消息中暂时没了下文。有网友提供的证据，则是王立军被送到北京接受调查了。重庆官方临时发明的“休假式治疗”之说，则被证明不符合事实。而有人泡制出来的王立军一份精神有点失常（抑郁症之类）的症疗报告书，则被《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确认为伪造。由于这是一位副省级官员的非正常之举，有关方面眼下感到难以言说。可王立军已被媒体塑造为特殊的公众人物，有关他的猜测和分析繁多，给人找不着北的感觉。有人继续力挺王立军，不愿意面对王立军有问题的现实；有人则讽刺挖苦，当笑话看；有人则对此事作更复杂的联想。
个人通过一些资料判断，王立军的问题应相当严重。并且，因为他，有可能把另外一些人的问题引爆出来。王立军原在铁岭市公安局长期做过局长，然后在短期转任锦州公安局长后，空降到重庆任公安局长。在铁岭和重庆，王立军皆因打黑赢得个人声誉。可如今，铁岭市公安局，王立军的继任者和老搭档谷凤杰、富晓东竟然因违法落马。王立军很可能在铁岭市就留下了某些历史问题。而在重庆，由于李庄案等不可思议也不合正常逻辑的怪诞疑点，也明显使人对王立军打黑是否合乎法治精神产生怀疑。打黑英雄如果自己也不干净，难免让人往黑吃黑方面推测。
王立军的问题已成为一个特殊的事件。但有关方面要弄清楚他的问题和性质，需要时间。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鉴于其公众人物的地位，只有及早向社会公开，给民众一个交待，才能令社会因王立军事件带来的焦虑平复下来。
重庆所谓“唱红打黑”，与王立军这个人关系很大。没有王立军，“唱红打黑”或许就不能成为一种特殊的城市标志。问题是“唱红打黑”，给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带来的疑惑也是很大的。不管官方如何解读，“唱红打黑”在赢得相当一部分人赞赏的同时，也给人带来向文革时代倒退的疑虑。因为“唱红打黑”，很多表现形式正像文革时代的影像回放。支持“唱红打黑”的人，相当多是否定邓小平改革开放基本路线，沉湎于极左思维而难以自拔的人。一些人把对毛的盲目崇拜，转移到重庆。以为只有回到文革时代，才是中国的正道。乌有之乡那帮极左狂人，也因重庆而倍感兴奋。重庆，成了他们眼前具象的理想国，有了“红都”之称。而且，有一段时间，一些人对“唱红打黑”有所批评也不被许可。某种特殊的力量，似乎要把“唱红打黑”推向全国。直到王立军终于出事了，人们才可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实质上，这是中国社会政治方向的历史选择问题。是闯过眼前的法治地雷阵，还是倒回过去，用文革思维来修正改革开放的方向？所谓左右之争，让两派意见扛上了。
文革思维其实就是人治路线。如果通过王立军事件，让更多的认识到人治路线不可行，继续改革开放，尤其是在体制改革上向前走一步，那么，王立军事件虽然一时间给有关方面带来尴尬，却不失为一次促进中国新生的影响力事件。
同为社会主义政体的国家，越南改革开放后于中国，但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似乎已经走到中国的前面。目前，综合媒体报导，越南基本实现了依法治国：一、司法基本独立；二、为避免“党大于法”，越共规定，国会专职代表比例不得低于25%，排除兼职代表“既踢球，又吹哨”的弊端；三、越共积极推动司法改革，最高法院可审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越共中央完全不干预审判工作；四、越南的国会代表、政府高官必须申报财产。
政治体制走向昌明政治，最关键的是破除人治迷信和对民主法治的恐惧，建立较完善的法治社会体系。在法治社会，将不再需要什么打黑英雄。全社会尊重法治的基本原则，官员惟有比较守法才可以保住自己的职务。官员一般都比较守法，社会黑恶势力生存的空间就逐渐被压制。历史经验证明，黑恶势力没有一些官员暗中庇护，就比较容易打击。美国法治社会，也不是一下子就很成功的。美国过去的三K党、黑手党等，都曾经很厉害。但随着这个国家民主法治体系的完善，他们曾经的辉煌，就只是电影故事的回忆了。
诚然，被王立军打过的人，多半有些问题。可是，如果打黑是为了建立个人的威权，然后使这种威权可以超越法律，那么，进一步的结果就是希特勒式的纳粹主义征服一切。谁敢反对我、质疑我，谁都是我的敌人。也就是一些人挂在嘴上的“敌对势力”。接着，很自然的逻辑就是必须消灭所有的“敌对势力”。当年的希特勒即组建冲锋队来建立自己的独裁霸权。
待终于掌握了国家机器后，又严厉镇压冲锋队。因为到这时，打手已无用处了。消灭冲锋队，反而抹去希特勒上位时的政治污点，让他最终获取绝对权力。
令人欣慰的是上苍似乎仍然眷顾中国，令王立军的问题以戏剧化的方式，在比较适当的时机曝露。这给中国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可能。中国改革伴生出来的问题，仍然需要改革开放来解决。新的改革开放，必须放下意识形态的最后束缚，从法治建设上做出真文章来，进而建立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民主政治体系。中国有没有彻底告别极左思想的能力，就看我们对王立军事件思考的深度了。这需要王立军问题公开透明起来，让社会各界对此事的自由讨论深入和充分。一个国家要走正确的道路，就在于能够直面现实，把各方面的问题想清楚。
文章来源：《博客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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