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12日讯】像章篇
四川奉节县万胜公社清水大队社员杨某，出生贫农，平时有点吊儿郎当的，爱和熟人开玩笑。当时男女老少胸前都戴毛泽东像章，1972年初秋的一天，生产队出工时，杨某看到一中年女社员丰满的胸脯上戴一枚大像章，便指着那妇女的乳房说：“毛娃娃天天吃女人的鸡鸡（奶水），难怪长得那么胖。”他的话惹得女人骂，男人笑，事后传到公社革委会。革委会组织大会，揪斗杨某，称其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区公安特派员代表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当场宣布逮捕法办。
两个中学同学在天津国棉三厂参加学工劳动，一天清早，下了夜班，一起往家走。走到半路，看见地面上有一枚很大的毛泽东像章，二人眼前一亮，同时跑去争抢那个像章。眼看跑到了，一位伸脚一踢，把像章踢出老远，另一位则飞跑过去，抢到了那枚像章。学工劳动结束后，老师在班上宣布对前一位同学实行停课，要他进学习班坦白交待问题。他实在想不出自己有什么错，老师告诉他，那天抢像章，他用脚踢了像章。回家后，他把此事告诉父亲，第二天其父戴着红袖章去见老师。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解释，老师才接受了那位学生家长说法和认错：他的儿子是由于实在太热爱毛主席了，才踢了一下毛主席像章，并不是仇恨毛主席，请老师们原谅。
福建一位社员，其子因与邻居小伙伴争夺一枚毛泽东像章而打架，他一怒之下夺过像章骂道：“你抢什么死尸，我砸了它！”有人指控他咒骂毛主席，被送进学习班。
李树鸣是松花江支流小叶河畔二里屯的插队落户知青。1970年9月18日，李树鸣与其他四位知青到小叶河对面的山上搞小秋收。下午四点多，老天突然变脸，狂风大作，雨点散落，大家急忙背起箩筐向河边跑。船工姚大爷一面解缆，一边吆喝上船回程。驶至河心，风高雨大浪急，上游漂来的一艘小船被黑浪打翻，船上四人全部落水，在水里呼喊、挣扎、沉浮。十八岁的李树鸣是游泳健将，十三岁时曾获黑龙江省青少年游泳赛蝶泳二百米亚军。他急忙招呼姚大爷：“快把大家送上岸，你再把船摇回来。”说完跳入水中，向落水者游去。李树鸣先就近安置好死死抱着船桨浮出水面的小船工和小船工身边那个沉浮不定的男子，叫他们抓住船桨，不要惊慌，并指示他们朝姚大爷的驾驶的小船方向使劲划水，接着又潜入水中向不远处另外两个忽隐忽现的人头扑去。姚大爷的船赶到，将那两人拉上船，向李树鸣摇去。远处，李树鸣又救起一人，小船及时赶到，将那人拽上船。这时河面上已看不到任何人影，正在万分焦急时，有人发现不远处的水面上，李树鸣正与一落水者撕扯。那人拚命要抓树鸣，树鸣千方百计躲避他，最后树鸣拽住那人的头发向小船游来。小船赶紧向他们划去，到了跟前，那人在空中乱抓的双手一下子抓住了向他伸来的木浆，死死抱住再也不肯松手。树鸣在水里托着他，船里的人向上拉他，最后将他拽到船上。等船上的人再向树鸣伸出船桨时，只见他无力地伸出左手，右胳膊却只露了几次胳膊肘，然后人沉入水中，再也没有浮出水面。船上的人一起大喊：“树鸣！树鸣！”岸上的人也同样狂喊：“树鸣！树鸣！”河面上除了奔腾汹涌的涛声，就是雨水击打水面的哗哗声。
李树鸣落水失踪的消息传到村里，队长立即带领大家跑步来到河边。为了不让树鸣漂走，附近的驻军战士在河的下游布下挡网，沿河的渔民都赶来打开网具，一遍一遍地划船拉网搜索。晚六时半左右，李树鸣的遗体被找到，他的头发有些散乱，神情宁静安详，右袖口有个破洞，牢牢地套在胸前的毛泽东像章上，使他的右手无法伸展。人们明白了为什么李树鸣最后时刻只伸出左手，而右胳膊只露了几次胳膊肘：是这枚毛像章挂住了树鸣的右臂，从而使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失去了伸出右手获救的可能。
有人抱来被子，盖住李树鸣的遗体，然后用一扇门板将其抬回大队部。整整三天，全村人自发为他守灵。被救起的四人是县造纸厂的职工，他们凑钱买了一口新棺材和一套新衣服，由那位小船工送来。小船工名叫方正，他说那三人不能来，因为他们是被厂里揪斗的牛鬼蛇神。加急电报一次次打到李树鸣家里，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家属没有一个来奔丧。9月24日，公社革委会主持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革委会冉主任说：“李树鸣同志，用自己舍己救人的行动，证明了‘可教育好子女’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茁壮成长，我们要为他申报革命烈士称号。”造纸厂革委会派人送来了花圈，但还是没允许那三个被救起的牛鬼蛇神参加追悼会，他们的亲属却来了五马车，四十多口人。第二天，县报登出一篇醒目的文章《知青的楷模——李树鸣》。李树鸣实因右胳膊衣袖被毛像章套住不得逃生而被淹死，这篇文章却说：“在他生命将要走到尽头时，还念念不忘胸前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右手牢牢地护着像章安详地走了。”
一个多月后，李树鸣的妹妹陪着妈妈来了，原来那一封封电报她们根本没收到。全家已随“叛徒”父亲被赶回农村原籍监督劳动，是亲属后来告知了树鸣的死讯。儿子死了，父亲因为是“叛徒”，不能来凭吊。从李树鸣的坟地回来，当初与李树鸣一起去搞小秋收、亲眼目睹李树鸣死亡全过程的刘海鸥，与其他几个知青一起直接去了公社，准备从公社取回李树鸣的烈士证，让树鸣的家人随身带走。公社革委会冉主任说：“所有材料我们已报到县里，留下你们的联系地址，回去等着吧。”冬去春来，转眼到了1971年5月。一天，刘海鸥接到李树鸣家人的来信，询问李树鸣烈士证书的事。海鸥很吃惊，怎么都八个月了还没办下来！他立即去公社询问，公社叫他去县里，县革委会解释说：上面有的领导对李树鸣救三个牛鬼蛇神有异议，认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时期，什么问题都要站在阶级立场上分析处理，舍己救人也同样有它的阶级属性，“亲不亲，阶级分”，否则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就无从谈起。追悼大会公社已开过，县里的报纸也宣传了，此事就这样了。这个回答令小叶河两岸八个知青点的一百多号人怒气冲天，大家纷纷派出代表去县革委会质问他们两个问题：一、李树鸣在救人时难道还要先查档案再施救吗？二、如果事前知道那三个人是牛鬼蛇神，难道在水里将他们掐死就对吗？三天后，军代表出面向他们解释：“大家先回去，我们一定会把同志们的意见向上级反映，千万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要被阶级敌人利用。”十几天后，县民政局通知他们，由省军管会批准的《因公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已颁发给了李树鸣的亲属。
十多年后的1984年，一天，李树鸣的妹妹突然找到刘海鸥，说：“上面通知我们，到民政局将我哥的光荣纪念证换发为新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人家审核后说，你的这个旧证到此作废，新证不能换发。我们不知道咋回事，请刘哥给我们想个办法。”几天后，刘海鸥基本摸清了问题所在：当年县革委会将李树鸣的死因写成“为护卫毛主席纪念章而英勇献身溺水死亡”，而这个死因不符合1980年新颁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所以家属被告知停发新证。刘海鸥等几位知青朋友找到当地县政府，重新申明李树鸣之死的真相，还找到当年被救的当事人出具证明材料，经过近半年奔波，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终于交到李树鸣的妈妈手中。
语录篇
毛泽东有句名言：“八亿人民，不斗行吗？”大寨的陈永贵没有上过学，高深的东西不懂，但是斗是知道，于是“斗”字成了大寨的“万好之源”。陈永贵曾说：“我们斗了这二十多年，不批不斗什么事情也干不起来。”当时大寨有一首诗：“虎头山下风雷吼，大寨社员敢于斗，大寨人的脾气就爱斗，七斗八斗不停休。”大寨村有个婴儿，刚一周岁，不会说话，但已经有语言反射：父亲对他一说“亲亲毛主席”，他就举起手做出笑的样子；父亲一说“恨恨刘少奇”，他就咬牙做出痛恨之状。地方报纸报导这个斗争神婴，将其誉为大寨人斗争精神之一斑。
一天晚上，全生产队男女老少集中在村祠堂里评工分，评分前要由公社驻队干部带头学习毛主席语录。那天驻队干部忘了带报纸，便随手一指墙上的毛主席语录说：“我们今天就念这个！”文盲邓六叔一看墙上的红字歪歪扭扭，忍不住说了一句：“写得这样马虎，一个都认不到。”众人哄的一下笑起来了。那墙上的语录是村校美术老师按照毛的草体字原样画上去的，当时全国都这样做，文盲邓六叔不知道这个情况。有人告诉邓六叔：“这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写的呢！”邓六叔不以为然，还耍起嘴皮子：“毛主席什么都好，就是这手字写得太潦草了，让我们没文化的贫下中农看不懂。我们要给他老人家提提意见，请他老人家写工整点，让我们贫下中农看得清楚！”众人开怀大笑，驻队干部脸色却早已变成猪肝色，怒指邓六叔的鼻子吼道：“你这是什么态度，胆敢恶毒攻击我们最最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众人肃静下来，驻队干部不依不饶，双手叉腰，突然站到记工分的桌子上喊：“社员同志们，刚才邓老头对毛主席的恶读攻击你们都听见了吧？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是要我们提高警惕，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邓老头就是混在我们贫下中农队伍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乡亲们赶紧求情，说邓六叔不是阶级敌人，而是世代贫农，只不过是喜欢开玩笑而矣，不可能是隐藏的反革命。可是这些话都没用，第二天县公安局开来了吉普车，把邓六叔带走了，还顺便把村里的几个老地主也一同带走，说他们是同伙。邓六叔天天被提审，可是实在交待不出什么，两个月后只得把他放回来，而反革命的帽子还戴着。
1967年，全国家家挂毛泽东像，《毛主席语录》人手一册。一天早上，小学生王同学正在大院的公厕解手，听见小伙伴喊他上学，便匆忙起身，大声应答着跑了出去，丝毫没有觉察裤兜里的红宝书不慎滑出，落入茅坑。不一会儿，有人发现茅坑里有一本《毛主席语录》，立即向派出所举报。民警立即赶来，王同学被叫回。十岁的孩子被单独隔离谈话，让他承认故意把红宝书扔进茅坑。孩子虽小，但父母从不教他撒谎，坚决否认故意。民警进一步询问老师和邻居，调查其家庭政治背景，其父是老八路，根红苗正，没什么污点，最后民警告诉学校，给王同学记过一次。事后，王同学为了加入红小兵，去新华书店又请回一本《毛主席语录》。可是没有用，因为有前科，他加入红小兵的迫切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陕西省凤翔县范家寨有个嵇根丑，与老母亲相依为命。根丑运气不错，当兵很吃香时当了兵，不久还入了党，当了班长。他梦寐以求的是能当上排长，排长与班长虽差一级，却是军官与士兵的分界线，士兵服两个兜，一当上排长就能穿四个兜，四个兜是干部服，当上干部，后半辈子就不愁了。可是根丑是个老实人，此后一次次提干的机会都从他眼皮底下溜走了，自己毫无办法。那些比他表现差的都提拔了，惟独他，年年受表扬，年年原地不动，还是班长，只有干活的份，没有提拔的命。根丑心里虽窝火，却不敢流露出一丝一毫不满，惟恐得罪了那些掌握他命运的人。1972年，根丑复员了，政府对复员军人有安置政策，可是三年过去了，也没人安置他。那些比他复原晚的，因与大队干部沾亲带故，或因心眼灵活，靠手榴弹（酒）、炸药包（点心）和二十响（烟）之类开路，陆续都安排了，惟有根丑，依然战天斗地，奋斗在农业学大寨的第一线。那时一个劳动日的价值只合六分钱，陕西最便宜的羊群牌香烟一盒九分钱，劳动一天还买不到一盒最便宜的香烟。根丑家底薄，一年劳动所得甚至连买返销粮的钱都不够，哪有钱送礼。有一年春节，根丑想给老娘买半斤肉，可是没钱。根丑绝望透了，从此性格变了，爱发脾气，动辄上火，故意找干部的茬。队长派工挑水抗旱，根丑一根扁担挑两个墨水瓶来了，队长一见就来气：“根丑，你这叫抗旱？”根丑振振有词：“毛主席说了，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队长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终于有一天，队长忍无可忍，大骂根丑，根丑也爆发了，抡起铁锨将队长打伤。公安来人把根丑带走，关进牢里，根丑认为没什么大事，关几天就出来了。提审时，牢房外高喊“稽根丑，出来”，牢房内根丑可嗓子吼唱秦腔《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词：“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结果出乎根丑的预料，他没有被判伤害罪，而被判破坏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罪，刑期五年。宝鸡地区军分区政委兼宝鸡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知道了，发出指示：“这个案件不同一般。这家伙曲解毛主席语录，为自己的反动行为作掩护，污蔑大好形势，审讯时还说农民吃不饱，糟蹋样板戏中李玉和的形象，这是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我看要判处死刑。”枪毙嵇根丑那天，干部、社员奉命去县城观看公判大会，参加大会的给记半天工分。
福建一位果农向人传授嫁接技术，被人检举，说是与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以粮为纲”唱反调，煽动社员走歪门邪道，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被送进学习班。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从长沙回到家乡道县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正赶上道县大屠杀。其父蒋勋，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道县一中校长，因出身不好，此时被开除回家，与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次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以为自己是大学生，毛泽东思想学得好，就跑到大队部宣传毛泽东“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思想，试图说服那些已经疯狂的干部，结果立即被关起来。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蒋晓中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铁砂，但还没有倒下，仍然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民兵聂某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蒋晓初的头颅，接着又砍下弟弟蒋晓中的头颅，兄弟二人的尸首都被踢进河中。
1964年社教运动期间，湖南道县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的社员都不对书记何代余提意见，只有贫农何代井站出来给何支书算账，还打了他一耳光，何代余杀了自家一头猪用于退赔。1967年道县杀人风一起，何代余书记觉得报复何代井的机会来了。他在大队干部会上说：“搞阶级斗争嘛，一要看成分，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几个四类分子，那些一贯调皮捣蛋的坏家伙也要干掉他个把子，让毛主席的光辉彻底照耀我们吊高楼大队！”何书记能说会道，毛主席的著作学得好，用得活，懂得饭要一囗一囗吃，仗要一个一个打。他先安排何代井出面请求消灭四类分子，何代井不愿意干杀人的营生，何代余语重心长地批评他阶级立场不稳，屁股坐歪了，与他一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最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何代井的思想工作做通了，仿佛焕发了青春，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村里村外赶着去杀人，一时成为令人瞩目的杀人英雄，出尽了风头。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差不多杀干净了，上面传话来了：禁止滥杀。何代余立即召集大队民兵营长和革委主任开会，研究如何除掉何代井。何代余知道何代井性子暴烈，敢拚命，就想出一个智取的办法。那天中午，有人通知何代井去大队部分花生和红瓜子。何代井早早来了，坐在大队部的门廊里抽烟。何书记一声令下，三条汉子冲上来，一顿扁担打断了何代井的手脚，然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何代井打人杀人，连小孩也不放过的种种恶行。群众义愤填膺，一致喊杀。人们赶来一头雄壮的牯牛，用一根粗索子套住何代井的双脚，倒掉在牛背后，把何代井拖到两里路外的尖尖岭上。到了尖尖岭，何代井浑身皮肉全被拖烂，十几个民兵又用鸟铳对着他打了一阵。
一个姓罗的农民，撕了《毛主席语录》给儿子擦屁股，被人举报，说这是对无产阶级大法宝的极大的蔑视，属于严重的恶毒攻击，关进翠屏山专政基地松林坡看守所二十九号号子。
任毅是在江浦县永宁公社插队落户的南京知青。1969年夏初，任毅在门上贴出两句毛在不同场合说过的彼此矛盾的语录，“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表示对上山下乡的不满。当时知识青年中流行一首歌曲《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任毅在此歌的基础上重新填词改曲，创作出一首表达知识青年思乡情绪的新歌《我的家乡》。此歌立即被广泛传抄。8月，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播放了这首歌，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正值中苏两国边境争端和意识形态分歧非常激烈的时期，一个月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开始口诛笔伐这首歌，将其性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11月，江浦、宝应等县开始批判《我的家乡》，任毅的母校开始追查歌曲作者，任毅预感大祸临头，就向公社、县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承认了自己是《我的家乡》的作者，写了书面检查。1970年2月12日，上海、南京两地公检法军管会开始对《我的家乡》一案进行联合调查。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当晚，武装军人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罪名，将任毅逮捕，作为重大反革命进行专案审理。办案人员还查到任毅下乡期间曾发表如下言论：“现在学生天天学政治学毛主席语录，学不到文化知识，是挂名的中学毕业生，今后中国科学技术靠他们怎么行？”“美、苏宇宙飞船上天，我是十分关心和羡慕的，人家都到月球上去了，我们还在一锄一锄地干活，太落后了。”他们指控他这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3月21日，新华日报社革委会向江苏省委呈送了关于《我的家乡》出笼经过的专题报告，并拟定了批判《我的家乡》的报导计划。与此同时，南京市组织几十场批判任毅的大会。从被抓到8月3日被判决，五个月里，任毅三次被拉到公判大会上为死刑犯陪绑（陪绑者事先不知究竟谁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5月20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市委呈送《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称任犯出身反动家庭，长期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革命言论，污辱宝书宝像，歪曲毛主席语录，最后发展到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流毒深广，罪大恶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研究决定，判处现行反革命犯任毅死刑，立即执行。6月6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报省委审批。省委主要负责人考虑到任毅年纪轻，经历简单，亲自作了批示，决定判其十年徒刑。8月3日，公判大会宣布了这个判决。十年后的1979年，任毅走出牢狱，重见天日。
东北朝鲜族有一个叫朴和均的人，早年从朝鲜移民到中国，文革期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他的妹妹是街道妇女主任，属于共产党的干部培养对象。哥哥被打成反革命之后，领导要她必须和哥哥划清界限。朴和均的弟弟有三个儿子，老大是县武装部长，老二是工厂厂长，老三是县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的领导也要求他们必须和自己的亲伯伯划清界限。1967年7月的一天，妹妹带着三十多名亲友，高喊着“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口号来到朴和均家，要革朴和均的命。当时两派开批斗会都把朴和均抓去批斗，脖子上挂上几十斤重的湿木板，上写“历史反革命分子朴和均”，名字上还用红笔画叉，以至于朴和均的脖子几乎天天血肉模糊，脸肿得认不出来，脖子和头一样粗。浑身是伤的朴和均看到妹妹来了，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问候妹妹：“你来了。”妹妹则开口吼道：“朴和均，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我告诉你！老老实实交待问题！要不决没有好下场！”朴和均已经六十五岁，比妹妹大了整整三十五岁。在朝鲜族，小的对大的这样不敬，那是大逆不道，可是在那个荒谬悖逆的年代，朴和均只好忍气吞声：“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妹妹接着吼道：“你还坐着干啥？站起来！”朴和均低着头，弯着腰，哆哆嗦嗦硬撑着站了起来，他的亲人们在他血肉模糊的脖子上挂上那个不知挂了多少回的大湿木板，跟在外面被外人批斗一样的“待遇”。
妹妹逼哥哥背毛主席语录，哥哥全身发抖，结结巴巴背不出来，妹妹再次怒吼：“你连毛主席语录都背不出来，你有什么资格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朴和均的三侄子则掏出手枪，对准伯伯气汹汹地喊：“你知不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说！你说！”他们边喊边靠近朴和均，已经变得六亲不认。朴和均的十几岁的小女儿，从小就看爸爸一次次被抓、被打、被抄家，敢怒不敢言，可是此时看到堂哥和姑姑也变得这样没有人性，顿时怒不可遏，冲了过去，挡在他们面前，一边保护着爸爸一边大声吼道：“你们来干啥？！滚出去！”二堂兄啪啪打她两个嘴巴，把她重重打倒在地，边打边骂：“该死的，你干啥？！你为什么还不划清界限？！”二侄子、三侄子同时用手枪指着朴和均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垃圾？你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垃圾！”朴和均在妹妹、侄子和三十多位亲戚面前连声说：“是，是，我知道，我知道。”这次家庭批斗会之后两个月，朴和均被抓走接受改造，且不准家人探望。一年半以后，1969年4月，劳改农场来人通知：朴和均已经死了，赶快去办理后事。家人到时，朴和均已被扔到一个乱石堆里，一条破被子裹着。小女儿哭着说：“爸爸，让我再看看你的脸吧。”这哪是爸爸的脸啊，已被打得认不出模样了。现场监视的人担心被扣上同情反革命的帽子，连一把锹都不敢借给死者的家人。朴家人只好一边哭，一边用手挖了一个不大的坑，草草掩埋了朴和均。
1966年9月，北京红卫兵大抄家，驱逐近十万人离开北京回乡下，北师大附中初中学生闻佳及其母亲也在其中。有一天闻佳偷偷回北京看看，却不幸遭歹人强奸。绝望中，闻佳来到自己的学校，从窗户爬进教学楼二楼的一间厕所，想在里面绝食而死。这间厕因长期无人打扫，又脏又臭，被钉死了，不再使用。几天后，躲在厕所里绝食的闻佳在昏迷中呻吟，被校卫队发现。盘问时，闻佳供认自己痛恨文化大革命，痛恨毛泽东，并供出在厕所里撕碎了一本《毛主席语录》。西城区立即将其拘留判刑。1979年，闻佳和全国所有因恶攻罪被判刑的人一起获得释放。
铜山县东方红公社社员叫陶德宝，出生于地主家庭，父亲在刮共产风时被抓去劳改，死于非命，母亲带着弟弟妹妹改嫁他乡，只剩二十来岁的陶德宝风扫地、月点灯孤身一人，瘦得像根芦柴棒。在生产劳动中，陶德宝享受不到同工同酬的待遇，同样的重体力活，别的男劳力记二十个工分，却只给德宝记十个工分。队长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地主是剥削贫下中农的死对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让他们子女用劳动偿还剥削债务，这叫父债子还、天经地义。”有一年春耕，队里耕牛不足，队长号令社员以大寨人为榜样，发扬战天斗地的精神，用人力代耕畜完成春耕任务，明确宣布：用四齿耙翻地达标者，每亩可得五十分，多劳多得，一视同仁。陶德宝起早摸黑，风雨无阻，吃在田头，三天翻了一亩地，成为生产队刨地最快、质量最高的人。可是评定工分时，队长照样对陶德宝打折扣。一些社员也觉得队长做得有些过分，拿“出身不由自己，重在政治表现”跟队长辩驳，队长坚持说，对待阶级敌人就是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
妇女队长杨晓美给陶德宝出了个点子：“德宝啊，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我看你还是破费一点，买些烟酒，请队长撮一顿，对头也怕三餐吃哩！”陶德宝言听计从，用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钱买来烟酒鱼肉，请女队长操办了一桌酒菜，副队长、贫协代表和记工员作陪。队长被让到上席，德宝敬烟斟酒，作陪的人众星拱月。趁着队长酒兴十足，陪酒的人七嘴八舌帮德宝说好话，贫协代表说：“队长啊，德宝这孩子虽然出身不好，可表现还不赖嘛！干活从不投机取巧，从政策上讲也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毛主席说‘不杀头给饭吃’，今后要搞同工同酬嘛！”妇女队长旁敲则击：“咱队里最缺的就是妇女劳力，大伙儿扶持点，帮德宝娶个媳妇，不但德宝添人进口，生产队还增加了妇女劳力。”酒足饭饱，队长接过妇女队长拿来的热毛巾，擦了擦嘴巴，又将桌上的半包飞马牌香烟装进口袋，打个饱嗝，离席而去。出门后，队长狞笑着冒出一句话：“呵呵，没想到你们串通一起摆鸿门宴，想拉我下水。没门！”三天后，陶德宝被公社专政队捆去，关进黑屋子，白天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拉到各大队游村批斗，罪名是妄图腐蚀拉拢革命干部。一个星期的批斗之后，待放回生产队时，陶德宝就像渣子洞集中营里的华疯子，衣衫褴褛，伤痕累累。
自此以后，陶德宝上工懒懒散散，干活魂不守舍，就像草原上的饿狼，透露着一种让人胆寒的戾气。队长加倍报复他，工分克扣得更狠，欲置其于死地。转眼到了秋天，队长一如既往，鼓励大家发扬大寨精神，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大打土地翻身仗。被队长逼得走投无路的陶德宝似乎改变了思路，不再省吃省用，甚至还添置一套新衣服，有时还学着别人的样子抽一支烟，喝一口小酒。开工刨地这一天，他特意去理一个发，换上新衣服，把刨地用的铁齿耙打磨得寒光闪闪，像战士出征拼杀。陶德宝在队里干活从来不挑肥拣瘦，队长宣布了刨地任务后，所有的好地块都被人抢光了，剩下一块坚硬的盐碱地。德宝来到这块地头，脱去上衣，抱起钉耙，大干起来。别人刨一阵歇一会，德宝却像上足了劲的闹钟，一刻不停。中午社员都回家吃饭了，德宝却舀一瓢地沟水，将带到地头的饭菜泡一下，风卷残云地吃下，接着又干。三天后，队里对所翻土地进行评比检查，陶德宝的地块虽然差，可他深翻细耙，质量上乘，获得众口称赞。评比小组主张给陶德宝同工同酬，超额部分奖励，可是队长如死猪不怕开水烫，就是不开口。队长独裁，社员不满，德宝更加忿恨。过去队里评工分时，德宝像幽灵一般远远地转悠，这一次他却与队长形影不离，甚至敢与队长较劲。队长当着大家的面说：“你是地主狗崽，能让你活着就是宽大，你劳动是改造，得工分想和贫下中农搞平衡没门！”陶德宝也不甘示弱：“毛主席教导‘不杀头给饭吃’，你扣我工分是逼我去死！”队长轻蔑地说：“你去死吧！死一个阶级敌人连一条狗都不如！”
队长与德宝打嘴仗，众人都不敢掺言。暮色降临，晚风吹来，两个斗嘴的人打了个寒颤，才发觉众人早已收工回家，大地空旷寂静。队长满脸怒气地往家走，陶德宝尾追着队长。突然德宝拽住队长的衣角，哀求道：“队长啊，我跟你无仇无怨，你干嘛和我过不去？你不扣我工分不行吗？你莫非真的不让我活了？”队长不答理，猛地往前一跨，掰开德宝的纠缠继续走路。从地头到村口有五百米的距离，眼看到村口了，失望之极的陶德宝迅速贴近队长身后，双眼喷火，猛地举起钉耙，对准队长的脑壳死命锛去。一声闷响，队长倒地，两条腿颤抖着，踩蹬着。钉耙的两根铁齿从队长的头顶直穿透下颏，把上下牙床铆在一起。陶德宝吓呆了。村里灯光点点，黑暗已吞没大地。一个女人的呼唤声从村子里传出，那是队长的老婆在呼唤她的男人回家吃饭。陶德宝从麻木中醒来，跌跌撞撞地向呼唤丈夫的女人走去。在女人面前，陶德宝双膝下跪说：“嫂子你莫喊了，队长我已经把他打死了！”半个月后，地主崽子陶德宝被枪决，罪名是地主阶级报复杀人罪。
蒋文明是道县杨家公社的秘书，文革开始后变为公社红联司令。1967年8月14日，蒋文明召集各大队干部会议，准备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崽子郑生尧已经在支书郑逢蛟门口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已经躲起来了。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周塘管大队支部书记接着说：“吃亏了，我们已经落到敌人后面了！”前进大队支书感叹道：“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听了大队支书们的发言，蒋文明叫大家翻开随身携带的红宝书，学习了一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学完语录，蒋文明说：“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口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当晚蒋文明带着两名随从到富足湾大队，主持召开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党团员会议，会上讨论了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问题。15日晚，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开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训话会。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钟佩英被捆绑起来带走，用锄头棍棒将其活活打死。钟有两个儿子，一个二十岁，一个十八岁，他们把钟佩英打死以后，有人提议“干脆一起搞掉算了”，于是一呼百应涌到钟佩英家，把已经上床睡了的两个青年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条年轻的生命打死。事毕之后，他们到钟佩英家集中，既紧张又亢奋，无意回家睡觉，便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一锅炖了，又打来烧酒宵夜。鸡叫了，众人心里一惊，赶紧推门散去。天一亮，郑会久早饭没吃就急匆匆赶到公社，将搞掉钟佩英母子的情况报告给蒋文明。蒋文明说：“好！行动快，有魄力！”8月17日上午，蒋文明主持召开各大队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
口号篇
某中学红卫兵头头孙卫东，带领大家喊口号，一时不慎把该喊打倒的喊成万岁，该喊万岁的喊成打倒，当场被台下红卫兵冲上去，五花大绑押送到人保组。其父母害怕受儿子牵连，在儿子的学校和他们所在的社区贴出大字报，宣布与儿子划清界线，断绝亲子关系。关押期间，孙卫东上吊自杀，时年十八岁。父母不去认领儿子的尸体，年近古稀的外婆领走了外孙的尸体，请人草草掩埋于荒郊野外。孙的档案里这样记载：“因犯现行反革命罪，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平反时，有关人员给家属送三百元补偿金，其父母接过钱扑通跪倒，说：“感谢党！感谢政府！”
月儿坝大队光棍、二十九岁的准富农分子何其聪，天生口齿不伶俐，生产队搞“三敬祝”，领呼者带头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群众接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何其聪呼的听起来是“万臭无香！万臭无香！万臭无香！”领呼者带头呼“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群众接呼“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何其聪呼的听起来是“永远吃糠！永远吃糠！永远吃糠！”红卫兵负责人让何单独再呼一遍，仍然听起来是连呼三个“万臭无香”和三个“永远吃糠”。纵使先天口齿不伶俐，也不许在“三敬祝”上出现大不敬，于是将何其聪定为恶攻罪。
某小学四年级的陈同学，在批斗老师的革命行动中表现最积极，也最有创意，比如把从老师家里抄出的女老师的裙子套在男老师头上，又把男老师的裤子围绑在女老师的脖子上，牵着他们在校内游斗示众。起初他跟着大同学闹革命，后来感到不过瘾，便拉几个低年级同学自立门户，组成“天不怕地不怕战斗队”，自封队长。每次活动都高喊“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陈同学感到自己也是头儿了，也可以享受万岁待遇了，于是对手下说，“你们也要喊我万岁”，然后带头振臂高呼：“陈X万岁！”这还不够，他又在自己的作业本里写满“陈X万岁”字样。老师们都恨透了这个革命学生，便把他的作业本交给了学校的支左工作组。这个十二岁的孩子最后因犯反革命罪被判十五年重刑。
云南红河州劳教所关押许多劳教右派，由几个刑满留队人员负责监督他们。其中一个刑满留队人员叫黄应东，满嘴脏话，女右派肖某实在受不了，有一次终于发出抗议，叫黄“说话干净些”。黄立即暴跳起来，指着肖的脑门大吼：“什么干净不干净？你妈的B，烂婆娘，你还敢这样对老子讲话？老子今天就抹抹X巴甩你两巴掌！”肖某受到极大侮辱，怒斥对方：“流氓！”黄应东冲上去在肖的脸重重扇了一掌。他还想打第二、第三下，其他劳教人员纷纷大声喊：“不能打人！”黄应东才将扬起的手放下。黄恶人先告状，管教干部白中队长为黄撑腰，立即召开田间地头批斗会，肖某被叫出来，站在人群中央。当着众人，黄撒谎说：“劳教人员肖某，天天干活磨洋工，今天挑水浇苗，一桶只装一瓢多一点点，我批评她几句，她不服，还出口骂人，我忍无可忍给她一巴掌，旁边几个劳教员就大喊大叫地为她帮腔，他们就这样不服管教。”未等黄说完，白中队长便怒气冲天抢过话头吼道：“他妈的B！挑水一桶只装一瓢多一点点，我把X巴打打胀都挑得起来，还批评不得，有人还敢帮腔！你们想干什么，是不是想造反，嗯？”劳教人员深感受到极大人身侮辱，肖某则脸色发白，呼吸急促，全身痉挛，倒在地上。肖某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才貌双全，从此变成疯子，不知梳洗，语无伦次，时笑时哭，时而狂吼乱叫：“我要到北京天安门！”“毛主席万岁！”“蒋委员长万岁！”劳教当局继续加害她，说她装疯，呼喊反动口号，唆使人随心所欲地拳打脚踢她，捆绑吊打她，悬在空中荡秋千，最后以现行反革命最将她逮捕法办。神志不清的肖某，在宣布逮捕她的大会上对着提绳子来捆她的公安人员发笑，而且笑得那么自然，那么甜，直到被绳索捆得本能地感到疼痛了，才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学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甚至还高呼“毛主席万岁”，影响极坏——他们哪配喊毛主席万岁！怎样才能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呢？辽宁省公安系统的一个法医根据当局的意旨，提出行刑前割断罪犯喉管的建议。辽宁实权人物毛远新等人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新生事物”。第一个“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此人因给校长提意见，被校长串通学生诬告他强奸女学生，判处死刑。贾始终不服，大呼有冤，于是被割断喉管后枪决，死时二十出头。张志新是最著名的一个死前被割喉的案例，许多人误以为这是唯一的一例，实际上这既不是辽宁第一例，也不是唯一的一例，而是第三十多例，也不是最后一例，在她之后还有许多人在行刑前甚至在公审大会前被割断喉管。
（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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