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26日讯】老舍原名舒庆春，1899年2月3日生于北京一个旗人家庭，是中国一代文豪，于1946年前的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太平湖投水自杀。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的代表作是小说《骆驼祥子》和话剧《茶馆》，这两部作品现已列入中国初高中语文必读书目，和大学中文专业必读书目。《茶馆》也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高中华文文学必修的作品。
其中包括三百多万字的小说，四十二部戏剧，约三百首旧体诗等。他的作品多为悲剧，作品的语言以北京方言为主，风格幽默。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
1956年到1957年，老舍创作了经典话剧《茶馆》，以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民国元年北洋军阀盘踞时期、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3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最享盛名的保留剧目，继《骆驼祥子》之后，再次为老舍赢得国际声誉。
不堪凌辱 太平湖自尽
尽管老舍一直顺从，但体制却容不下像他这样的传统士大夫和精神贵族。诱惑迫使他在50年代开始参与各项批判整人的政治运动，并且在文革中自己也被迫害致死。
1966年8月23日，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冲击文联，老舍与30多位作家、艺术家一道，被挂上“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的牌子，押至北京孔庙大成门前，被押着向焚毁京剧服装、道具的大火下跪，惨遭污辱、毒打。血流满面、遍体鳞伤的老舍被押回市文联，又因还手“对抗红卫兵”，加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遭到 “红卫兵”变本加厉的残酷殴打，随后被送到西长安街派出所，
“在孔庙，父亲受伤最重，头破血流，白衬衫上淌满了鲜血。”舒乙写道，“他的头被胡乱地缠上了戏装上的白水袖，血竟浸透而出，样子甚可怕。闻讯赶来的北京市副市长，透过人山人海的包围圈，远远地看见了这场骇人听闻的狂虐。他为自己无力保护这位北京市最知名的作家而暗暗叫苦”，“父亲使足了最后的微弱的力量，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朝地下扔去，牌子碰到了他面前的红卫兵的身上落到地上。他立即被吞没……是的，被吞没了……”
直至8月24日凌晨回到家中，但其家人拒绝他进入家门，要他好好“反省”；而红卫兵组织亦要求他24日上午到市文联继续接受批斗。
次日，不堪凌辱的老舍从家中离开。舒乙身披父亲的血衣，奔国务院接待站呈递冤情，没想到等来的竟是死讯。“父亲死后，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当日深夜，中国近代大文豪老舍自沉于太平湖，年67岁。
死不见尸 血衣残片入葬
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太平湖自尽，“文革”结束后老舍获得平反。舒乙、舒济、舒雨、舒立打开了父亲（老舍）的骨灰盒，里面没有骨灰。人们临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排了一个灵堂，桌上放了两个骨灰盒，其中一个盒前有一张老舍的画像，盒里有老舍用过的两支笔和一副眼镜，还有一两朵小花。
舒乙往父亲的骨灰盒里放入一块木牌，上书“老舍先生生辰八字和血迹”，再将生辰八字牌放入，上书“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生于戊戌年腊月二十三日申时”。然后，他举起了老舍受难时的血衣残片，那是1966年8月23日老舍在北京孔庙遭毒打后留下的遗物，家人保存了39年。舒乙将血衣残片放入骨灰盒，以替代父亲的肉身。同时放入的还有老舍生前用过的毛笔和他最喜欢的香片茶。最后，亲人们往骨灰盒里撒入干菊花。
老舍当年入的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以最高票当选为协会理事，在《入会誓词》中说：“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日日夜夜操劳在书桌上和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劳；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作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文革被扭曲人性 不是“斗”别人就是被别人“斗”
回想老舍15年前所经历的，也就是文革毒打他的一些中学生红卫兵所经历的。从他的自述中，我们看得到人的从众心理怎么被利用，人的仇恨怎么被煽动起来，人的暴力行动怎么被合理化。这显然也是为什么15年后的斗争会还是用相同的模式组织进行的原因。
作为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作家老舍在1949年前还保留着文化人的清高、文雅、善良和操守。1951年10月，《人民文学》刊登了老舍题为“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文章，这篇关于描述仇恨批斗会的文章，令国内知识界认识感到大为惊讶，有人几乎不相信这会是出自老舍之手，老舍在这篇文章中，描述了在北京天坛举行的控诉批斗恶霸大会，他和几百个嘴一起喊“该打！该打！”，他称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他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文革十年，几乎每一个人不是“斗争”过别人，就是被别人“斗争”过。这种“斗争会”违反法律程序，激发人的非理性，鼓励暴力虐待，是一种对人的迫害。这种形式的发明是一种可怕的发明。不能说文革中出现的千千万万个“斗争会”中有老舍的责任，归根到底，他是受害者。但是，他曾经参与接受、确认和颂扬这一最终害死了他的机制。
中国传统文化几乎荡然无存
中国问题专家林辉曾撰文表示，在经历了反右和十年文革后，真正有良知和骨气的知识份子大多被迫害致死，剩余的知识份子的脊梁再也无法挺直：或选择沉默，或选择附和中共，人们分辨真伪的健康思维能力也被摧毁，而从1949年到七十年代末，知识份子基本在学术上是无成就可言。
澳洲学院派华人画家赵法海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共从1949年篡政到今天，一直就把文化当成欺骗民众的手段，用暴力打击敢于说真话的人，用恐怖要挟中国文化界，将中国传统文化拦腰砍断，使得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出现断层的深刻危机。中国古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养天地间正气”的风貌，中国传统文化的纯朴自然、高雅收敛、清新的优美风格，如今几乎荡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