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氏:大历史与小岛屿

【新唐人2012年10月14日讯】 钓鱼岛(尖阁列岛)问题在日中间争吵剧烈,没完没了。这个纠纷的细节固然繁杂,但是史料之中还是有史观和观念主导,并延续各自的历史拖拽迄今。在日本方面,十九世纪日本晚到的殖民主义,逐渐在明治维新以后呈现征韩论,占台论和处理流求群岛与中日之间之归属问题——而处理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日本国策,而是以日本朝野共同达成的对华政治使然——这个对华政策,无论对于日本自由民权派——立宪派(主权在民派)的木户孝允、阪原退助,大隈重信,还是帝政派(主权在君)的伊藤博文,乃至中间派(主权在民君派),都是一致的对华侵略派(含福泽谕诘)。故此,他们在对于所谓当时的流求事件上(台湾生番杀死日人);在对待后来的、占领台湾问题上(西乡从道入台任督),以至于后来发生的甲午海战,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以大隈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和伊藤派之对付李鸿章,本来是一体两面,本性一致;一直发展到田中奏折中占领满洲,侵略中国。所以,钓鱼岛问题,固然,迄今悬而不决,其所谓日人十八世纪发现,占据和管理此域之观点,不能不和他们那时的民主和侵略,二维联系于之。这是一道悖论。有人说自古以来之各种占领方式也成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类似说法;如,美国之于墨西哥;之于阿拉斯加;……等等。这是一个难题。日本,含后来德国侵略,就是本着这个殖民合法性——你占领印度,阿尔及利亚和菲律宾,我为何不能占据东北和南洋?——于是,时间成为空间错位的第一条件。合理的才是现实的。日、德秉承解放欧亚之战,成为毁灭人类罪。日本难于释然和信服;有人说日本不反美国,他信服强者——不对,他不是信服而是无奈与之——所以他现在要争取做一个有身份的、有政治承认的大国。于是,日本人当然不会否定他的立国英雄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山本五十六和东条英机。一旦否认了这些日本人,他的前辈征韩之丰臣秀吉们又怎么办?所以,一个小岛带出历史和大历史之课题。这个课题并不好解决,并不好解释。

再是,在琉球事件发生后,中日签订《北京专约》;各自声称对于琉球拥有主权。而琉球国王并行向日中各自朝贡之策。于是,这个琉球问题,凸现了他们自古以来就两面称臣的态度。而中国人(李鸿章和朝廷)之所以签署条约,赔款日本,承认对于琉球之“化外之民”并无实际统治,说明了清朝主权虚置论之实情——而日本人,随即追认了流求主权归日——对此,李鸿章并未认可。他的对于整个琉球、台湾的态度,当然,是在马关条约签署以前。这样,民主的日本和专制的大清,实际上,以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对待了他们的海外属地。一个是努力化内——日本派遣官吏施行实际管辖——而中国先是抛弃,后是割让。虽然,关于琉球是不是辖制尖阁(钓鱼)岛,坊间也有争执;而这个争执,对于“自古以来”说……的强调也是各执一词,互不认可。这里,于是牵涉到二战以来的法律,外交,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删繁就简,主要是在《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和(1951年)《旧金山和约》之基础上发生的不合。这种不合,基于业已改变了的二战后和平均势和“有限主权”论(苏联观念)。

换言之,韩战以前,二战以后,日本居中之国际格局发生迥然不同的变化。其间,给予中华民国和台湾的应有地位,因为民国主词的易帜变为人民国,所以,究竟台湾何属?琉球何属?——自然含括尖阁(钓鱼)何属?美国人施行了主权未定论或者叫主权不定论——这个据说比较公告和宣言确具法律性质的条约,于是,成为韩战以来,美国不承认中共的一个法律依据——既然如此,美国对于冲绳和琉球,也具备某种并不于日的政策——遂导致人民日报给了日本有权占据尖阁列岛之言辞与立场。但是,这并不是关键课题。关键课题是时隔几十年,美国违背了旧金山和约(至少是精神违背),认可中国,驱逐台湾(于联合国)。这样,世界均势格局朝向有利于毛泽东的方向倾斜。毛、周考虑到全面建交美、日、欧,他们当然不会因为芝麻大小的钓鱼岛问题来一个抓芝麻、方西瓜方式。这是十分显然之情。所以,此间产生的美国悖论,导致了美国迄今并无言辞上的、对于尖阁列岛的主权之说法——因为,他只好模糊其实,警待事变。因为,如果美国不敢把五十年代的台湾归属中国(人民国),那么,他现在自己(七十年代)认可中国,又当何解?于是,面临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美国人首鼠两端的本性开始再现(他们在四十年代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和对待延安的态度业已昭彰于世界),表达了他们有意模糊价值模式和法理道统之策略作为。这样,日本人和中国人,只好期待美国有朝一日,可以据法公正对待此事。

依次推断,日本占据(管理和有权)尖阁,适于明治时代的政治,而中国认为自古以来对待钓鱼岛如何、如之何,就都面临一个悖论。李鸿章说,琉球是化外之民,不便宰制……——那么,世界潮流、民主大势和中国占岛合法性,自然也会受到谁是此岛,此域乃至中国之合法主权占据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埋在争执诸岛意见之下不深的地段——换言之,中国政府和原先李鸿章政府之同一性在于,他们本身,就是中国民权和土地的非法统治者——而日本人对内民主,对外殖民和战争,也使得尖阁问题堕落成为后殖民时期的一个“化外”之音(此化 ——就是殖民或者新殖民主义的破产)。因为,他秉承的自《北京专约》以来的“合法性”根源,就是对华侵略和大陆政策。这是他们历史的污点和特点。远说日本之政治轨迹,不过是公——武两道,政府——军方——乃至日本所谓开国以来(维新以来)政府和民间势力的互动——官方镇压后的大隈成为后来的大隈内阁,说明此端,左不过是这样两种势力、官方,民间的博弈与变型——但是万变不变。日本历史上武家势力可以致衡公家,摄关,皇族和天皇,这是一个优势;皇家势力,却也以正统和宗教地位利于不败之地;此乃日本多元、二元非一极之政治的弹性所在。虽然,公-武之道,在幕府和王政之间左右逢原,于战国、春秋(日本之战乱,造反和“无革命”——大隈言)、维新时期,比比皆显之,皆斗之,但是,日本还是在此二元基础上,哪怕使得天皇和上皇头悬剑旅,生死一线,却还是要注重形式上的最高存在,使之转化和新生挽狂澜于既倒——最后,是王政一统,大政奉还。而维新以来之关键变化,也是承袭于此。代表王政势力和武家势力的势力,在幕末期和还政期间(还民于政,还地于政)却忽视了自由民权主义带来的平民政治势力。这个势力,最后,以良性的日本政党政治左右之,拯救之——使得帝宪之专制特点,很多方面,屈服于民主之政党政治。

但是,其间,以伊藤博文代表的贵族势力,藩阀势力和后来得到昭和天皇支持的后武家势力,中、下级别之极端军人,继承之日本“下克上”平民造反传统(官家,侍从和奴仆犯上作乱之传统)——虽然,这种力量也不失为一种致衡力道——却走向据说是维新精神和政治的反面,使得侵略势力做大,而导致日本几乎完蛋。所以,权衡日本致衡政治,虽然,他们抑止了某种平民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坯子运动,但是,他们的战争痞子们,却在可以根本作栈道德,毁弃信仰,在政治,经济,与生存,与时空(扩展)之挣扎中凸现殖民和侵略政治矛盾,其全国一致,上下一致,就是要打算中国。这样,这股情结,就被他们那些岛屿意识和民族意识之文学影视作品所渲染——而这种观点和风格的作品,在德国,很少可见——他们把东条说成是一个秉承天皇意志、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之悲情、悲剧角色……最后,用他自己代过、代罪昭和,英雄形象力捅纸背——就和他们塑造山本一样,将此罹难命运之人,说成是一个一开始绝对反战之人——更不要说,他们对于东乡平八郎,乃木希典的不间断吹嘘和高捧。于是,彻底跪倒在纳粹屠杀之犹太人面前的景象,在日本,绝无可能出现。虽然,日本给予中共之外交;中共给予日本之(毛式吹捧)赞美,在另外一个层面呈现丑陋和无道。故此,在谈论日本,中国乃至俄罗斯的时候,日本,因之明治维新,本来可以成为继承西宪和西化(他们说是“化西”)之模范;但是,却因为他们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使得日本成为一个古怪之国——而中国人,根本不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就连这点基本的自由和宪政,也一直不曾看到——屠杀之南京惨案和国人自身的自戕,自灭,自毁,导致的几千万人丧命,与日本鬼子无关——这就是,当我们抓住岛屿不放,而舍弃最大的历史反思时,人们对此闹剧啼笑皆非之原因。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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