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14日讯】 钓鱼岛（尖阁列岛）问题在日中间争吵剧烈，没完没了。这个纠纷的细节固然繁杂，但是史料之中还是有史观和观念主导，并延续各自的历史拖拽迄今。在日本方面，十九世纪日本晚到的殖民主义，逐渐在明治维新以后呈现征韩论，占台论和处理流求群岛与中日之间之归属问题——而处理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日本国策，而是以日本朝野共同达成的对华政治使然——这个对华政策，无论对于日本自由民权派——立宪派（主权在民派）的木户孝允、阪原退助，大隈重信，还是帝政派（主权在君）的伊藤博文，乃至中间派（主权在民君派），都是一致的对华侵略派（含福泽谕诘）。故此，他们在对于所谓当时的流求事件上（台湾生番杀死日人）；在对待后来的、占领台湾问题上（西乡从道入台任督），以至于后来发生的甲午海战，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以大隈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和伊藤派之对付李鸿章，本来是一体两面，本性一致；一直发展到田中奏折中占领满洲，侵略中国。所以，钓鱼岛问题，固然，迄今悬而不决，其所谓日人十八世纪发现，占据和管理此域之观点，不能不和他们那时的民主和侵略，二维联系于之。这是一道悖论。有人说自古以来之各种占领方式也成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类似说法；如，美国之于墨西哥；之于阿拉斯加；……等等。这是一个难题。日本，含后来德国侵略，就是本着这个殖民合法性——你占领印度，阿尔及利亚和菲律宾，我为何不能占据东北和南洋？——于是，时间成为空间错位的第一条件。合理的才是现实的。日、德秉承解放欧亚之战，成为毁灭人类罪。日本难于释然和信服；有人说日本不反美国，他信服强者——不对，他不是信服而是无奈与之——所以他现在要争取做一个有身份的、有政治承认的大国。于是，日本人当然不会否定他的立国英雄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山本五十六和东条英机。一旦否认了这些日本人，他的前辈征韩之丰臣秀吉们又怎么办？所以，一个小岛带出历史和大历史之课题。这个课题并不好解决，并不好解释。
再是，在琉球事件发生后，中日签订《北京专约》；各自声称对于琉球拥有主权。而琉球国王并行向日中各自朝贡之策。于是，这个琉球问题，凸现了他们自古以来就两面称臣的态度。而中国人（李鸿章和朝廷）之所以签署条约，赔款日本，承认对于琉球之“化外之民”并无实际统治，说明了清朝主权虚置论之实情——而日本人，随即追认了流求主权归日——对此，李鸿章并未认可。他的对于整个琉球、台湾的态度，当然，是在马关条约签署以前。这样，民主的日本和专制的大清，实际上，以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对待了他们的海外属地。一个是努力化内——日本派遣官吏施行实际管辖——而中国先是抛弃，后是割让。虽然，关于琉球是不是辖制尖阁（钓鱼）岛，坊间也有争执；而这个争执，对于“自古以来”说……的强调也是各执一词，互不认可。这里，于是牵涉到二战以来的法律，外交，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删繁就简，主要是在《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和（1951年）《旧金山和约》之基础上发生的不合。这种不合，基于业已改变了的二战后和平均势和“有限主权”论（苏联观念）。
换言之，韩战以前，二战以后，日本居中之国际格局发生迥然不同的变化。其间，给予中华民国和台湾的应有地位，因为民国主词的易帜变为人民国，所以，究竟台湾何属？琉球何属？——自然含括尖阁（钓鱼）何属？美国人施行了主权未定论或者叫主权不定论——这个据说比较公告和宣言确具法律性质的条约，于是，成为韩战以来，美国不承认中共的一个法律依据——既然如此，美国对于冲绳和琉球，也具备某种并不于日的政策——遂导致人民日报给了日本有权占据尖阁列岛之言辞与立场。但是，这并不是关键课题。关键课题是时隔几十年，美国违背了旧金山和约（至少是精神违背），认可中国，驱逐台湾（于联合国）。这样，世界均势格局朝向有利于毛泽东的方向倾斜。毛、周考虑到全面建交美、日、欧，他们当然不会因为芝麻大小的钓鱼岛问题来一个抓芝麻、方西瓜方式。这是十分显然之情。所以，此间产生的美国悖论，导致了美国迄今并无言辞上的、对于尖阁列岛的主权之说法——因为，他只好模糊其实，警待事变。因为，如果美国不敢把五十年代的台湾归属中国（人民国），那么，他现在自己（七十年代）认可中国，又当何解？于是，面临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美国人首鼠两端的本性开始再现（他们在四十年代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和对待延安的态度业已昭彰于世界），表达了他们有意模糊价值模式和法理道统之策略作为。这样，日本人和中国人，只好期待美国有朝一日，可以据法公正对待此事。
依次推断，日本占据（管理和有权）尖阁，适于明治时代的政治，而中国认为自古以来对待钓鱼岛如何、如之何，就都面临一个悖论。李鸿章说，琉球是化外之民，不便宰制……——那么，世界潮流、民主大势和中国占岛合法性，自然也会受到谁是此岛，此域乃至中国之合法主权占据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埋在争执诸岛意见之下不深的地段——换言之，中国政府和原先李鸿章政府之同一性在于，他们本身，就是中国民权和土地的非法统治者——而日本人对内民主，对外殖民和战争，也使得尖阁问题堕落成为后殖民时期的一个“化外”之音（此化 ——就是殖民或者新殖民主义的破产）。因为，他秉承的自《北京专约》以来的“合法性”根源，就是对华侵略和大陆政策。这是他们历史的污点和特点。远说日本之政治轨迹，不过是公——武两道，政府——军方——乃至日本所谓开国以来（维新以来）政府和民间势力的互动——官方镇压后的大隈成为后来的大隈内阁，说明此端，左不过是这样两种势力、官方，民间的博弈与变型——但是万变不变。日本历史上武家势力可以致衡公家，摄关，皇族和天皇，这是一个优势；皇家势力，却也以正统和宗教地位利于不败之地；此乃日本多元、二元非一极之政治的弹性所在。虽然，公－武之道，在幕府和王政之间左右逢原，于战国、春秋（日本之战乱，造反和“无革命”——大隈言）、维新时期，比比皆显之，皆斗之，但是，日本还是在此二元基础上，哪怕使得天皇和上皇头悬剑旅，生死一线，却还是要注重形式上的最高存在，使之转化和新生挽狂澜于既倒——最后，是王政一统，大政奉还。而维新以来之关键变化，也是承袭于此。代表王政势力和武家势力的势力，在幕末期和还政期间（还民于政，还地于政）却忽视了自由民权主义带来的平民政治势力。这个势力，最后，以良性的日本政党政治左右之，拯救之——使得帝宪之专制特点，很多方面，屈服于民主之政党政治。
但是，其间，以伊藤博文代表的贵族势力，藩阀势力和后来得到昭和天皇支持的后武家势力，中、下级别之极端军人，继承之日本“下克上”平民造反传统（官家，侍从和奴仆犯上作乱之传统）——虽然，这种力量也不失为一种致衡力道——却走向据说是维新精神和政治的反面，使得侵略势力做大，而导致日本几乎完蛋。所以，权衡日本致衡政治，虽然，他们抑止了某种平民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坯子运动，但是，他们的战争痞子们，却在可以根本作栈道德，毁弃信仰，在政治，经济，与生存，与时空（扩展）之挣扎中凸现殖民和侵略政治矛盾，其全国一致，上下一致，就是要打算中国。这样，这股情结，就被他们那些岛屿意识和民族意识之文学影视作品所渲染——而这种观点和风格的作品，在德国，很少可见——他们把东条说成是一个秉承天皇意志、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之悲情、悲剧角色……最后，用他自己代过、代罪昭和，英雄形象力捅纸背——就和他们塑造山本一样，将此罹难命运之人，说成是一个一开始绝对反战之人——更不要说，他们对于东乡平八郎，乃木希典的不间断吹嘘和高捧。于是，彻底跪倒在纳粹屠杀之犹太人面前的景象，在日本，绝无可能出现。虽然，日本给予中共之外交；中共给予日本之（毛式吹捧）赞美，在另外一个层面呈现丑陋和无道。故此，在谈论日本，中国乃至俄罗斯的时候，日本，因之明治维新，本来可以成为继承西宪和西化（他们说是“化西”）之模范；但是，却因为他们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使得日本成为一个古怪之国——而中国人，根本不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就连这点基本的自由和宪政，也一直不曾看到——屠杀之南京惨案和国人自身的自戕，自灭，自毁，导致的几千万人丧命，与日本鬼子无关——这就是，当我们抓住岛屿不放，而舍弃最大的历史反思时，人们对此闹剧啼笑皆非之原因。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