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3日讯】作为独裁者，共产党和纳粹的领袖都是些心胸极其狭隘，而且特别容易记仇的人，他们不但容不下别人对自己的意见有不同的看法，更容忍不了别人对自己权力的挑战，哪怕这些人是党内的“同志”，哪怕这些人曾经是自己的“亲密战友”，哪怕这些人有恩过自己 ，也必定要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题记
在纳粹党内，希特勒虽然位居老大，论党龄却不及恩斯特•罗姆。这个前德国陆军上尉，不仅比希特勒更早就加入了纳粹党，是纳粹党党龄最长的几个元老之一，而且后来还帮助希特勒一手建立了冲锋队，并跟着他一起出生入死，可以说为纳粹党的崛起直至夺得德国的统治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更难得的是，他还是希特勒以亲密的“你”而不是客气的“您”相称呼的唯一的一个人。
1934年元旦，希特勒曾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罗姆。他在信中承认，冲锋队的成绩“主要应归功”于罗姆。这封信最后说：“因此，在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头一年结束的时候，我觉得必须向你，我亲爱的恩斯特•罗姆，对你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人民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且向你保证，能够有你这样的人做我的朋友和战友，我对命运是多么感激。你的怀着真诚友谊与感激之情的阿道夫•希特勒。”这封用亲密的“你”来称呼的信，刊登在1934年1 月2 日纳粹党的主要日报《人民观察家报》上。
但仅仅时隔半年多，那年的6月30日，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就遭到了希特勒的血腥清洗。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之前，希特勒收到了盖世太保提交的一份情报，称冲锋队要在当天发动政变，这使他最后下定了剪除罗姆的决心。6月30日早晨7点，希特勒的车队在一辆国防军装甲车的护送下冲进了罗姆等人下榻的疗养院。接着，他手持一条马鞭，后面跟着两个荷枪实弹的秘密员警，冲进了罗姆的房间，对这位不知所措的纳粹元老说：“你被捕了。”之后，希特勒又到了罗姆隔壁的房间，对罗姆的亲信海因斯怒吼道：“海因斯！限你5分钟之内穿好衣服，否则我当场毙了你！” 与此同时，其他房间里的冲锋队成员都被揪出来集中，然后一个个从罗姆面前走过，被押解上外面准备好的大客车。到6月30日晚上，大约有200多冲锋队头目被关押在慕尼克监狱。希特勒起初给罗姆一个自杀的机会，罗姆不予理睬，于是党卫队头目艾克将罗姆处决。从6月30日下午开始，希特勒卫队头目迪特里希手持黑名单，将监狱里的冲锋队囚犯分批提出来枪决。与此同时，戈林和希姆莱在柏林也开始动手，大批犯人被押到里施特费尔德军营被行刑队枪决，步枪齐射的声音在军营附近整日回荡。
希特勒之所以要对他的亲密战友罗姆下如此毒手，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一向狂妄自大的罗姆对他的独裁权威提出了公开挑战，希特勒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严重威胁。
两人的争端源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首当其冲的是要不要进行“二次革命”。
为了争取底层民众的支援，壮大夺取国家政权的力量，纳粹党在党纲中曾提出过一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主张。比如：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砸碎利息奴役制；对迄今已经组合起来的所有企业实行国有化；分享大企业的利润；没收大百货公司,廉价租赁给小公商者，等等。
纳粹上台后，一举摧毁了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为主的左派，但以大企业界和金融界、贵族和容克地主以及牢牢控制着陆军的普鲁士将军为代表的右派仍旧存在。纳粹党中的“激进分子”不满足于仅仅除掉左派，在此之后。他们的想法是要把右派也一起除掉，而主张“二次革命”的罗姆就是这些人的代表。此时，他手下的冲锋队已达200 万人左右，几乎是陆军的20倍。1933年6 月间，罗姆发出警告说：“德国革命的道路上已经赢得了一个胜利—–对推动德国革命起了很大作用的冲锋队和党卫队决不允许革命在半途被出卖—–如果有市侩认为民族革命的时间已经太久了——那未现在的确是应该结束民族革命，转而进行一场民族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了—–我们将继续斗争——不论有没有他们在一起。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向他们斗争—–我们是完成德国革命的不可腐蚀的保证者。”在8 月间，他又在一次演讲时说：“今天仍有担任官职的人对于革命的精神毫无了解。如果他们胆敢把他们的反动思想付诸实践，我们将毫不留情地要把他们干掉。”
但希特勒的想法却与罗姆不同。在他看来，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口号只不过是宣传而已，只不过是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上争取群众的一种手段。现在他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对于这些口号就不再感到兴趣了。他现在需要时间来巩固他的地位和国家的地位。至少在当时，必须巴结右派——企业界、陆军和总统。他并不打算使德国陷于破产的境地，从而危及他自己的政权的生存。因此，在他看来，绝不能有什么第二次革命。希特勒在1933年7 月1 日对冲锋队和党卫队领袖的讲话中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德国现在需要的是秩序。“对于任何破坏现有秩序的企图，我将同所谓第二次革命一样加以无情的镇压，因为这只会造成混乱。”7 月6 日，他在总理府对各邦的纳粹党邦长重新提出了这个警告：“革命并不是一种永久不断的事情，绝不能允许它成为这种事情。必须把革命的激流引导到逐步发展的安全的河道里去—–因此，我们绝不能排斥一个好企业家，即使他还不是一个民族社会党员，特别是，如果要接替他的位置的民族社会党员一点都不懂得他的业务。在企业中，唯一的标准必须是能力—–”
希特勒与罗姆的另一个重大分歧是冲锋队的地位和宗旨。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介绍，纳粹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就主张，冲锋队员应该是一支政治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他们应该提供纳粹党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上所需要的暴力和恐怖。而在罗姆看来，冲锋队不仅是纳粹革命的骨干力量，而且是未来革命军的核心，这支革命军对希特勒的作用，正如法国大革命后法国义务军对拿破仑的作用一样。现在已是这样的时候了，应该推开反动的普鲁士将军（他轻蔑地称他们为“老傻瓜”），组织一支革命的军队，一支人民的军队，由他和他的那些征服了德国街道的强悍的助手们来领导。
这种想法同希特勒的观点大相径庭。他比罗姆或任何其他纳粹党人更加清楚，没有陆军将领的支援，或者至少说没有他们的默许，他是不可能取得政权的；至少在当时，如果他要继续执政，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取决于他们的继续支持，因为他们仍旧有着如果高兴的话可以撵走他的实际力量。而且希特勒也预见到，在不会很久的将来，当86岁的德军总司令兴登堡逝世的时候，他在这个关键时刻，将需要陆军对他个人的忠诚。此外，这个纳粹党领袖还相信，只有军官团才能帮助他实现他的在一个短时期内建立一支强大的纪律严明的军队的目标，因为军官团有着它的军事传统和人才。而冲锋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的暴徒，只能在街头殴打闹事，很少有现代军队的价值。况且，它的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从今以后，就必须很有策略地使它退出舞台。因此，希特勒的看法和罗姆的看法是不可调和的。
意见的分歧势必伴随着两人之间的权力争斗，从1933年夏天开始到次年6 月30日，这种分歧和争斗可以说是愈演愈烈。最终，当希特勒得知，1934年4月间，罗姆因为自己明确拒绝了他改造国防军的建议，异常恼火，开始主动和纳粹党内外的社会主义派别接触，寻求他们的支援，准备在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同自己摊牌；而反对纳粹党的前总理、军人政客施莱切察觉到纳粹党即将分裂，也积极和罗姆接洽时，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权力，他终于决定跟罗姆撕破脸面，从而上演了6月30日的血腥一幕。
事后，当希特勒在7 月13日的国会演讲中提及他对罗姆的处置时，竟公开声称：“如果有人责备我，问我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法庭，那么我只能说：在这个时刻，我要对德国人民的命运负责，因此我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ｏｂｅｒｓｔｅｒ 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ｈｅｒｒ）。”而且希特勒还另外补充了一句：“将来人人都必须知道，如果有人竟敢举起手来打击国家，那么他的下场肯定是死路一条。”
在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类似的内部清洗也屡见不鲜。
别的不提，就拿毛泽东跟刘少奇来说吧，论党内的资历，刘虽比毛要稍欠一筹，但也是屈指可数的中共元老之一。此外，他与毛还是湖南同乡，很早就在一起共事。更重要的是，在延安时代，刘为奠定毛在党内的独裁地位，奔走呼号，竭尽全力，终于使毛如愿以偿。当然，毛对他也不薄，投李报桃，提拔他当上了中共的“二把手”。可以说，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毛刘两人关系亲密，合作无间。但在夺取政权之后，这段蜜月期很快便结束了。导致他们之间关系出现裂痕的主要原因，是两人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越来越大的分歧。比如，在关于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谁是中心、谁是主要矛盾的问题上，毛刘的看法就十分相左。
关于夺取政权以后的主要任务、中心工作，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观点曾是完全一致的。但到中共“八大”以后，两人的看法却开始出现了分歧。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还说：“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反复审阅定稿的。大会结束前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批准了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明确概括。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判断与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也与刘少奇的观点相吻合。然而，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便对《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产生了疑问。据王光美回忆，在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刘少奇十分震惊，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特别是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完全动摇了对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的支持。1957年10月9日，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类似这样的分歧还有不少。然而，尽管1 949年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意见分歧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但直到1961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仍表示，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他说：“我死后，就是他。” 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毛就对自己的选择提出了质疑。事情源于刘少奇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对毛的“突然袭击”。
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一场最大的持续了三年的饥荒，三、四千万人的无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高级官员怨声载道。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共有七千多人，史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交书面报告。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没有念事先起草好、并已印发大会讨论的书面报告，而是对报告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作说明，实际上是另作了一个口头报告。事情就出在口头报告中。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提纲虽然经过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但刘少奇在1月27日做口头报告时有许多即兴的临场发挥，有些提法、判断毛泽东事先并不知晓；有些话不无刺激，令毛泽东十分不快。
比如刘少奇说，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无疑是对大跃进的严厉批评。又比如刘少奇在谈到错误和成绩的比例时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刘少奇的这些话，在当时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很有刺激性。因为在中共党内，首先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的关系的恰恰是毛泽东，而且是经常这样讲。现在刘少奇说“不能到处这样套”，这在客观上就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况且他是在那样一个场合讲的，可以说是在全党面前。毛泽东的心情可想而知。再比如关于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天灾，也有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人祸。二者哪个是主要的呢？各地情况不一样，应具体分析。他说，有些地方工农业减产，天灾是主要的；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些话突破了毛泽东的估计，毛泽东听了自然不会高兴。还比如，刘少奇在讲到“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时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虽然从字面上看是讲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继续保持”，但言外之意无疑是说这些东西有问题，只不过有些问题一时还看不清，等过5年、10年再“做出结论”。这些话，对于把“三面红旗”看得很重很重的毛泽东来说，当然不顺耳。
总之，在中高级干部大会上，作为党的“二把手”的刘少奇竟然公开间接批评毛，而且是在事先没有向毛通报的情况下，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方式，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对一向独断专横的毛泽东的刺激之大之深自然不难想知。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武汉了。１９６２年２月和５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鉴于国民经济处于非常时期，确定了经济调整的方案，刘少奇同意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的意见，主张“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
六月下旬，毛回到北京，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刘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游兴正浓。刘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在池子里声色俱厉地质问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起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都显得有些动感情，毛淤积在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而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据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说，刘少奇以为在游泳池的这番谈话，已经化解了毛泽东的不满，取得了毛对实行调整举措的谅解，因而如释重负。其实恰恰相反，这次谈话非但没有化解毛的心结，反而大大激化了矛盾。毛本来就是一个十分记仇的人，特别是“人相食，要上书的”那番话更是重重地剌中了毛的心病，他由此认定刘少奇居心叵测，就是要像赫鲁雪夫那样在他身后作秘密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
更让毛泽东不安的是，刘少奇在党内各级干部中的威望大有超过他之势，他本人讲话已经不大灵了。像在蹲点的问题上，毛讲了多次，但应者寥寥，而刘少奇一发话——“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去了。这让毛着实领教了刘的厉害，心里很不是滋味。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骤然激化，发展到了公开争论的地步。
会前，毛已经为刘在动员党内领导干部下去指导四清运动的问题上讲话比他管用而憋了一肚子火，在小范围的会议上大发了一通，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出于照顾毛泽东身体的好意，会前，主管会务工作的邓小平曾劝毛可以不必每天都参加会。这下又惹怒了毛。接下来，毛在会上讲话中强调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毛讲话时插话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会场上的气氛相当紧张。
毛泽东对刘少奇竟敢当众顶撞自己大为光火，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气冲冲地进来，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当场质问刘少奇、邓小平二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毛甚至还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1964年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71岁生日。晚上，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请部分中共领导、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一些劳模、科学家吃饭，过生日。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他让钱学森、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等人和他坐在一桌，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安排在别的桌子上。往常在这种场合，毛泽东总是谈笑风生。这一次却是一脸严肃。席间，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接着便十分严厉地指出：“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宴会的气氛可想而知。据参加了这次宴请的薄一波回忆说：“席间鸦雀无声。”
不仅如此，自觉颜面大失的毛还执意要让刘少奇检讨认错，示意陶铸、谢富治等人前去“做工作”，施加压力。但刘少奇一开始相当固执，拒绝低头认错，弄得毛一时下不了台。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出面做工作，施展其擅长调解党内矛盾的本事，从中和稀泥，才打破僵局。
周恩来的调解虽然暂时化解了这场风波，却无法弥合毛、刘之间愈来愈深的裂痕与矛盾，而且这种明显“拉偏架”的做法和党内一边倒的形势，使得毛泽东更加无所顾忌，自认有“理”而不肯善罢甘休。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当刘少奇检讨自己对“主席不够尊重”时，毛非但没有表示和解之意，反而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果然，这之后没多久，毛便一手策划和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场来势凶猛的“大革命”中，与毛意见不和并敢于挑战其独裁权威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转眼之间就被打成了“中国的赫鲁雪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叛徒、内奸、工贼”，不但被“永远开除出党”，而且落得了个“死有余辜”的下场。
希特勒也好，毛泽东也好，作为独裁者，纳粹和共产党的领袖都是些权力欲极强，心胸狭隘，而且特别容易记仇的人，他们不但容不下别人对自己的意见有不同的看法，更容忍不了别人对自己权力的挑战，哪怕这些人是党内的“同志”，哪怕这些人曾经是自己的“亲密战友”，哪怕这些人有恩过自己 ，也必定要置其于死地而后快。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党内权力斗争中表现得同样心狠手辣和冷酷无情。罗姆和刘少奇相似的命运不正证明了这一点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