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21日讯】（新唐人记者王逍奇报导）中国去年GDP增速首次跌破8%，中共当局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庞大的投资建设计划，尤其是新一届中共领导班子上台后，房地产市场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国务院2月20日出台了楼市调控新“国五条”，以防房价再度失控。
经济学家们警告，房地产泡沫与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正在拖垮整个中国经济，呼吁以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转型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转型，突破现有利益格局，并警告“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危言耸听。而面对严峻的经济局势以及由此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中共权利争斗却在阻碍实质性的改革。
经济学家：中国楼市泡沫正在破灭
2月19日，网上疯传二套房贷政策可能收紧等消息，沪深股市大幅下挫，房地产及水泥建材等板块遭重创，万保招金四只地产龙头股跌幅均超4%。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五项调控政策措施，要求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房价上涨过快地区应及时采取限购等调控措施。这是自2009年底开始楼市调控以来的第五次调控升级。21日，沪深股市再度重挫。
“近期一线城市与部分城市楼市异常，房价攀昇过快，引起中央高层关注。因此，提出新的楼市调控政策的建议。”亚太城市房地产业协会会长谢逸枫表示，其目的是防止楼市过热、房价反弹导致调控失控。他解读指出，从国务院的房地产调控工作内容看，所谓的新政，毫无实际“杀伤力”，并且缺乏具体的新政策规定，基本是老话重提。
在房价不断攀昇的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也连续三个月持续走高，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引发了市场对于通胀上行的担忧。瑞银证券最新报告指出，2013年中国经济的上行风险主要在于宽松的信贷政策和强劲的房地产复苏支持地方政府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冲动。
《中国新闻周刊》2月15日刊文说，就在一二线城市的楼市交易火爆的同时，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终极产物”，“鬼城”危机正在三四线城市蔓延。近期不少三、四线城市的楼市遭遇崩盘危机，从温州到鄂尔多斯，再到海南、常州、营口，媒体爆出的三、四线城市楼市“鬼城”一个接着一个，蔓延的速度令人惊心。一二线城市建设的“新城”往往也因为没有产业的支撑从而成为“睡城”。
已经出现“鬼城”的三线城市还有唐山、贵阳、南通、烟台等等。中国指数研究院去年10月发布的《中国城市房地产风险排行榜》报告显示，风险排名前50名全部是三四线城市。资深财经评论员韩令国指出，几乎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业都已到达泡沫破裂的边缘。
《证券日报》2013年2月18日刊发被称为“房地产平民代言人”的经济学家易宪容的文章《楼市泡沫正在破灭 将蔓延至一线城市》，文章说，“前十年吹得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正在破灭。”
经济学家茅于轼上个月表示，房地产泡沫破裂已迫在眉睫，他指出这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首要的因素是GDP在往下掉。其次，房子空置率8%-10%比较合理，现在的情况估计30%都不止，可能到50%，这么多的空房，能不出问题？他分析房地产泡沫原因，一是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太大；第二，有钱人没有好的投资渠道；第三，政府对土地的控制。
房地产泡沫与地方债务危机拖垮实体经济
《每日经济新闻》近日刊文指出，2013年，到了市场该说真话的时候了，三四线城市楼市泡沫破裂已难以阻止。而住房供应量和空置房数量，庞大到让人难以想像，将会使这些三四线城市的经济不可承受。
文章分析“中国经济被房地产深度绑架”，一是经济增长的依赖，过去1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除出口外就是固定资产投资，而4万亿财政刺激以来，投资占GDP比值已突破50%。二是财政依赖，尤其是地方政府。三是金融依赖，房地产直接贷款额占总贷款比重20%左右，间接比重则更大。去年贷款总额为67万亿元，即便以20%计算也超过13万亿元。
经济学家谢国忠指出，由于资产投资过剩，生产资料成本畸高，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一直很低。经营实体经济的企业为了维持生存，也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参与房地产投机。但是，实体经济不可能支撑规模如此巨大的金融投机产业。
中国经济去年以来大幅下滑，2012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6%，才换来了7.8%的GDP，钢铁和煤炭价格下跌超16%。2013年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4%，连续9个月在50%荣枯线上下附近徘徊；从业人员指数为47.8%，连续8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下，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量持续减少，中国制造业持续受困于产能过剩。
近期房地产市场强势回暖得益于信贷放宽，2013年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突破1万亿元。谢国忠表示，靠过量发行货币支持房地产泡沫发酵，本来就是个错误。中国经济的下行趋势，完全是国内因素造成的，很多地方政府都入不敷出，在建房地产项目停工现象普遍，主要原因就是以房地产为主的投机泡沫破裂。现在试图重启房地产泡沫，只会拖垮整个中国经济。
全球主要央行广义货币M2数据显示，中国货币超发严重，去年新增货币占全球近半。至2012年底中国M2余额为人民币97.42万亿元，接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四分之一，是美国的1.5倍，目前中国M2与GDP之比近190%。
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比喻，中国拥有如此大的货币存量，就如同头上顶着一个堰塞湖。“规模过大的货币存量会带来相应的风险，比如高通胀、资产价格泡沫或资金外流。”
被称为“中国预测国际金融危机第一人”的《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张庭宾指出，更多的货币增发，稀释、转移了百姓的收入积累，土地价格大涨，政府用高房价转移国民财富，过去5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速几乎达到了GDP和居民收入增速的两倍。而中国通过宽松货币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保持较低通胀的道路接近尽头，中国在2013年是否会开始硬着陆，已经成为最大悬念。
2月20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中国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的文章《中国政府债务扩张及其风险》。文中提到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等人测算研究，2010年中国广义政府债务率（政府债务总额占GDP之比）为181%，约为72.6万亿元，其中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并包括中央及地方国有企业的负债。根据估算，2012年广义政府债务率略有反弹。
习李班子上台后去年12月首次主持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香港《争鸣》杂志报导，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互相指控、揭黑，并把经济和金融问题的矛头指向中央，28个省、直辖市还要求中央一次性注销所有已到期或拖欠的债务共计4.1万亿元，遭到温家宝一口回绝。
人民网去年9月刊文《中国五大警讯：地方政府债务将拖垮中国经济》。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指出，2011年中国企业负债占GDP比重达107%，在世界上是最高的。而根据经合组织标准，企业负债占GDP比重超过90%就很危险。李扬针对中国产业经济的制度壁垒表示，制度之殇到了风险聚集的时候了，历史给不了中国太多了机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在内部报告会上所作的《2013年中国将爆发经济危机》演讲称，“中国人的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之中，最有可能2013年7、8月份爆发，表现为部分中小企业破产、部分银行破产、部分地方政府破产。”他指出，经济原因引爆危机的可能性一个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另一个是地方债务危机。
体制性障碍未破 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警告，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说：“中国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它将不得不付出代价。”他指出，“为使增长能够持续，中国必须改变增长模式，依赖内需而非外需，依赖消费而非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中国政府明白这一点。”
2月17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年年会”上，吴敬琏发表主题演讲说，当前改革的难点在于体制性障碍未破，所以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中央应尽快建立体制改革工作班子，当务之急是要赶快启动研讨和制定改革总体方案，“现在应该说时间很紧”。也有学者呼吁成立国家改革委员会，认为建立这样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才能提出改革的顶层设计。
2月号香港《新维月刊》获悉，即将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政治局委员汪洋，将主导新一轮国务院大部门体制改革。据称，为推动大部制改革，国务院将成立一个类似于八十年代“体改委”一样的机构，主抓体制改革，而这个机构将由汪洋负责。北京消息人士透露，这次改革的一个方向是行政部门的整合之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要把国家发改委的权力下放。
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2月底召开，香港中通社引述专家观点指出，新一轮大部制改革也是二中全会的一大看点。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候任总理李克强已经接替温家宝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并且亲抓国务院机构改革。目前网上流传一份大部制改革草案，把国务院部委及直属机构由44个减为24个，精简国土资源部、铁道部、文化部、国安部、金融部门等等。
时政评论员、专栏作家郑公燮接受新唐人记者采访时说：“即将接任总理的李克强亲抓国务院机构改革，显示中央这次对大部制改革的高度重视，但作为总理，他不可能具体主导。改革先锋汪洋已在广东试点行政体制改革5年多，是主导大部制改革的不二人选。汪、李两人同为胡锦涛团派主将，而大部制改革势必触动权贵利益集团反弹，加剧中共权利争斗。”
近日有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在温家宝力挺下，国家副主席将大概率由汪洋出任，有了这个位置，汪洋可以放胆开炮。汪洋主政广东5年多来，推动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喊出了“改革首先要从党和政府头上开刀”、“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坚决打破利益格局”、“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等惊人言论。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提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2月1日刊登了温家宝卸任总理前的重要讲话，主题是包括大部制在内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习近平上任中共总书记后首次出巡选择深圳、顺德、珠海、广州，都是汪洋推行大部制等各项行政体制改革的首批试点地。
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2月19日刊发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文章《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政府转型》提出，以政府转型与改革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转型，以政府职能转变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深层次问题是调整优化行政权力结构，从这两年广东的实践看，需要解决政府如何“放权”、“分权”、“限权”。建议尽快研究提出以“三权分设”为重点的大部制改革总体方案，“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危言耸听。
郑公燮说：“如果这次国务院大部制改革仍以维稳、稳妥为由，还像2008年中央部委那次‘小打小闹’，那样是没有意义的。经济下行、房地产泡沫与地方债务危机，加剧中共崩溃的危机。”他指出，“中共政权将面临选择：是自欺欺人做改革表面文章，坐等革命到来；还是主动进行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以图和平转型。但无论如何改革，中共的本质不会改变，靠大规模突发事件从外部倒逼改革、乃至解体中共，将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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