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21日讯】(新唐人记者唐迪综合报导)中共总书记习近平3月15日再添一个新头衔——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这使他除拥有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即党、政、军三大最高职衔外，还兼任多达七个“领导小组”或“委员会”组长或主席。这种高度集权的“小组治国”的施政模式，在中共政治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发挥着什么功能，将给中国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期的政经走向带来怎样的影响，成为外界关注讨论的热点。
习近平为什么选择“小组治国”
3月19日，《美国之音》发表了旅美经济学者何清涟撰写的评论文章《“小组”为何是中共政治的常青树？》。
文章表示，“小组”政治在中共内部有悠久传统，以个种名目建立起来的“领导小组”，不但是中共推进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内部事权整合的重要手段。而以习近平主导成立各种小组的密度，以及亲任组长之多来看，远超历届中共最高领导，而且习式“小组”的活动的方式也从过去的神秘隐身走向公开。
文章分析称：“习近平成立各种‘小组’并亲任组长，并非完全对小组情有独钟，实乃时也势也，不得不如此为之。”
何清涟认为，薄熙来试图挑战中共高层内定接班人规则的威胁，与胡锦涛第二任期内“多龙治水”的政治格局所带来的“主弱臣欺”的弊端，地方政府各行其是，中央部委权力坐大，周永康把持政法委统帅下的国安、武警与警界尾大不掉，凡此种种现象都给习近平带来强烈危机感，促使习选择重树领导人个人权威的策略。
文章写道：“可以说，小组的密集成立并亲任小组长，只是出自危机感与不放心，与外界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无关系。”
何清涟认为，中国（包括中共）的政治文化传统是崇拜强人政治，而这种个人专断型的政治弱点是“领导者个人能力与见识决定了其施政高度”。
“小组治国”模式祸福难料？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智囊吴稼祥曾在《泡面传奇：中国当代政坛的生死对决》一文中，描述了1987年赵紫阳撤销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得罪一大帮保守派大将，最终在89年被群起而攻之的历史。他分析说，这个深刻教训应该已被汲取。“已有的权力结构，是‘存量政治’，不能轻举妄动，你不知道其中连着谁的筋结着谁的骨，伤筋动骨，必遭报复。”
吴稼祥认为可行办法是选择“增量政治”，即不动原来的机构，而新设自己指挥得动的机构，例如领导小组、委员会等，既不会动人家的乳酪，也能遂行自己的施政目标。
显而易见，习近平的思路与吴稼祥的认识高度一致。
习近平在党、政、军权力“一把抓”后，迅速推出了他的“小组治国”施政模式，力推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路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以及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并亲任组长或主席。
“中央深改组”扮演了超级内阁的角色；“国安委”掌管与国家安全相关一切事务，权力覆盖全部强力部门；“网路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由于网路和信息化渗透所有领域，权威性无所不在；而“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垄断军方一切权力。
无须讳言，这一系列的“小组”事实上集成了当前中共国政治运作的最高权力机构。
那么，习氏“小组治国”将给中国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期的政经走向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泰国《世界日报》3月20日也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表示，“小组治国”对于中国有利有弊。终究福兮祸兮？尚难逆料。
文章分析称，胡锦涛事情的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已成各种利益集团代表，政治局常委则演变成“割据”格局和分赃政治象征，习近平若不想重蹈“胡温时代”空转十年覆辙，只能通过新设的“小组治国”模式，将权力具体化，让他拥有最后“拍板权”和“裁决权。
文章写道：“尽管如此，‘小组治国’弊端也显而易见。正如有识之士指出，众多叠床架屋的‘领导小组’以党的组织名义存在，势必干扰常规政府部门履职；或说，正因为常规政府部门丧失管理能力，才须成立这么多‘领导小组’。同时，中共的‘领导小组’权责不明，不受法律监督，可能成为强化人治、毋须法律作依据的大怪兽，与中共欲推动的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以及法治化、现代化潮流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