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阳:关于“暴恐” 为何“百治不息”

距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站爆炸案才过20天,2辆无牌在乌鲁木齐一早市冲撞后爆炸,已知至少造成31死90多伤。这且是近期死伤最惨重的一次。

面对此类针对“平民”的暴力事件,断然是要公愤加之,但在愤恨之余,却又很想思考几个问题,首先疑惑的是,诸多暴力事件,根本、详尽的诱因究竟是什么?简单的“敌对势力、分裂势力搞破坏”这样的说词,对现如今眼界、思想都已国际化的民众来讲,是否过于简单?当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资讯环境条件下,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团体,都是在追求稳定的发展环境,任何地区的分裂、动荡都可能对全世界产生负面影响,而难于从中渔利。且对于一个堂堂大国而言,总宣称“别人容不得我好”,岂不过于小人心态吗?

诚然,在国际上也存在着一些极端的“恐怖分子”,但任何一个“恐怖分子”都是有一定述求的,政治方面、宗教方面或是其他。国内近期发生的几起“恐怖事件”,未曾从官方管道得知这些犯案者有何述求,只是官方单方面给予的定义:闹独立、闹分裂、给和谐社会添乱。是否真的如此呢?即无旁证,亦无道理支持。按道理说,中共政权下有所谓的“一国两制、区域自治”之说,即便是出于民族、宗教任何方面的缘由,想要实现某种政治独立、地域独立,只要不是主权独立,仿佛在中共的“民族政策”下都是可以商谈的,可为何却直接跳到了“恐怖抗争”的地步呢?中间是否明显缺失了巨大的过程,当然也可能是未被我等寻常百姓知晓。

回观近些年,新疆、西藏各地少数民族,到内地打工、经商、定居的,不在少数,在各个领域里有所成就的也不在少数,虽然也有个别冲突案例,但均属普通治安案例,且都是有缘由可查。就是说并非民族间有矛盾,更不能说是生活习惯、民族信仰所导致如此不可调和的矛盾,说直白点就是如此严重的问题,其原因不是起源于民众层面间,这和其他地区一些部族仇恨导致“暴力恐怖”是本质的差别。那么就要探寻一下,是否因“政民矛盾”所致了,便如内地近些年来,经常出现因拆迁、环保等原因引起各类“暴力事件、群体事件”一样,是否在新疆、西藏等地也存在类似问题,导致地区民众的某些述求从始至今一直在被压制,导致部分人失去理性走致极端;或者是官方在向此地区强力输入的某些执政方式,超出了地区民众的“承载力”,导致部分人失去理性走致极端。

写到这里,想起前两年一些新闻,讲新疆某地为了让民众了解国家形势,便将历界国家主席的照片送到民众家里,或者是将一些“党的政策”相关的书籍送到民众家里。或者在内地民众看来,这些不算什么,管你信不信共产党,单位、街道里宣传各种“党的理论、读本”,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了,可问题是“己所欲,便可施于人”吗?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讲,去学习共产党的理论、摆放党魁的照片,与投身异教有何区别呢?内地可以组织几大宗教的教职人员去唱“红歌”,那是因为这些所谓的教职人员已经败落了,才会搞出如此“闹剧”。当然,此类新闻可能只是个别现象,但其间反映的问题恐怕是大家都普通看到的,就是中共的执政,无论所谓的“一国两制、区域自治”之类的政策说的再天花乱坠,但有个骨子里的问题是中共不会放弃的,就是你必须信我中共的理论、支持中共这个特殊教义,然后才能谈你的其他权力。这一点,对于没有真正信仰的人来讲无所谓,只要你中共给好处,哪怕只是口头上唱赞歌,也会一片“和谐”。可对于有真正信仰的人讲,便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回头品味官方对西藏、新疆等地“民众事件”乃至“暴力事件”的定性,只是含糊其辞的讲“闹独立、闹分裂”,却从不言“闹独立、闹分裂”的目地是什么。要知道,即便是“闹独立、闹分裂”,政权存在的意义,要么是为经济服务,要么是为民族信仰服务。在中共现有各类政策下,对民族地区经济政策的倾斜,显然可以排除“闹独立、闹分裂”的经济目地,那么余下的目地,便只能是为了达到信仰上的“独立、分裂”,而这个信仰的“独立”恰恰是中共决然接受不了的,根本不会用“一国两制、区域自治”之类政策去和你谈的问题。那么一方面是中共利用经济手段开路,推销“无神论的共产理论”;另一方面是拥有纯正信仰的低层民众。执政的地方官员轮换接班、施加在民众身上的政策可以花样百出,可民众的承受力却不是无限的,那么日程月累以后,必然会导致一部分人失去理性,做出极端的事件来。

所以在百思之余,回看此类“暴恐事件”,便不再是简单的愤慨。若如笔者所言,始作恶者仍是中共,历史都已经走到了今天这般地步,西方社会百多年前便已吸取了“政教合一”的恶果,而中共仍坚持以自己的“共产主义教义”去强化统治,又怎么可能不恶果连连呢?不要总拿“闹独立、闹分裂”的大帽子打压民众了,现在发生的这些“暴恐事件”是不理性的民众发起的,最终受伤害的还是民众,可当民众越来越走向理性时,再发生的便不会是这般乱伤无辜的“暴恐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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