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真是个奇葩学校，早年出了大名鼎鼎的王沪宁，后来又出了声名大噪的张维为，现在又蹦出了个让人目瞪口呆的苏长和。王沪宁弄出了个“三个代表”，张维为搞出了个“中国震撼”，苏长和则杜撰了个“中国式民主”，声称“这个世界上认认真真在搞真民主政治的国家不多，中国算一个！”“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民主国家”，“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三个代表”和“中国震撼”够奇葩了吧，“中国式民主”那就不是奇葩，而是骇人听闻了！
苏教授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理论发明出笼后，官方媒体竞相刊载，赢得了广大网评员同志们的热烈喝彩，但在民间却是骂声一片。有人称他是“郭沫若附体”，这话固然没错，可他让我想到的却是比他出名更早名气也更大的芮成钢同志。在我眼里，苏长和就是学术界的芮成钢！
当然，这两个人的不同是明摆在那里的，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电视主持人，一个搞学术，一个做新闻，一个口才了的，一个笔走龙蛇—–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属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词最早是由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提出来的。他说，“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在培养大批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有人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特点概括为以下六点：一是智商高，财商也高，善于发现官场里的“政机”和“商机”；二是精通世俗，处事老道；三是善于表演，随声附和，一旦发现上边领导喜欢什么，自己马上就会表演什么；四是懂得配合，不得罪任何人，尤其不得罪任何领导；五是善于利用体制达到个人目的；六是捞好处不留痕迹。芮成钢倒掉后，被公认为精致利己主义者的代表。
如同芮成钢质疑骆家辉坐经济舱一样，苏长和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民主国家”，显然违反了学术界的常识，但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把这种反常识的说法包装成言之有据的理论创新。不过，不管包装得再怎么像回事，反常识的本质还是改变不了的。以苏教授的智商当然不会不了解这一点，更不会不知道一旦抛出这种反常识的观点，势必遭到人们的吐骂和同行的不耻，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么做呢？那是因为他太清楚不过的知道，如今掌权的官员们需要他这样的理论创新。有些话当官的不便说，说了反而影响不好，而由像他这样有著名校教授头衔的人说出来就显得比较“客观中立”，比较有权威性。换句话说，诸如“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民主国家”这种来自学术权威的观点正是官方所需要的。正因为切中了官方的需要，提出这种观点的人获得的回报自然可想而知，由此飞黄腾达乃至成为王沪宁那样的御前高参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正是苏教授梦寐以求的。至于人们的吐骂，苏教授是不会太顾忌的，因为他深知他们手中无权，是绝对骂不倒他的，而真正能够影响他的前程的不是骂他的那些人，而是掌权的官员。说白了，苏教授其实就是在拿他的教授头衔和学术专长在搞投机，在和官府做交易，这跟芮成钢有什么两样？
可悲的是，今日中国之学术界，类似苏长和这样的教授专家绝不是只有几个，而是有一大把。每当政府有什么重大决策出台时，或是遇到什么重大难题时，这些御用化了的知识精英总会不失时机地跳出来，为自己的主子摇旗呐喊，用自己的精英身份帮着它们忽悠民众。他们堪称是活跃在学术界的芮成钢们。
例如，当社会大众对腐败极度不满时，他们站出来解释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说：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了改革的成本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认为：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要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当老百姓对贫富差距拉大议论纷纷时，他们又站出来发言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甯争辩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张维迎提出：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的观点更妙：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灼基则打马虎眼称：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有道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想当日，被主子宠幸的芮成钢是何等风光，可今天等待他的却是什么呢？苏长和们，你们不会也想步他的后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