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曾看过何新先生的一本书，书的题目和内容都忘了，其中有一个观点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生产关系会妨碍生产力发展却不会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个观点的新颖独特之处在于，与传统的生产关系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观点不符。生产关系者，模式也。按照何新先生的观点，坏的模式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好的模式最好也就是不会妨碍生产力发展，却不会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个观点与当下的主流观点不符。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奇迹”是由中国模式带来的，姑不论中国目前取得的发展是不是“奇迹”，即便中国经济在这一段时间取得很快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中国模式“促进”的？
一、农民生产积极性是由承包制调动起来的吗？
我国的改革是逼出来的。比如农村承包制，是在行政式的集体经济搞不下去的情况下，农民为了吃饱肚子而悄悄搞起来的。如果再行压制，农民还要饿肚，更遑论走向富裕了。又如发展个私经济，当时有大量知青返城，国家无力给他们安排工作，如果不允许个私经济存在和发展，这些人怎样生计？所以，中国的改革过程，明显具有打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桎梏的特点。它不是在构筑什么模式，而是在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下摧毁传统的制度桎梏。如果农民家多养一头猪想生活更好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这样的制度难道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农村实行承包制之后，农业生产获得快速发展。主流意识形态说是农村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是由承包制调动起来的吗？还是本来就有，只是被以前那种行政式的集体经济压抑了？显然，农民生产积极性本来就有，它源于人追求幸福和富裕的天性，如果建国后不实行行政式的集体经济制度，生产早就发展起来了。承包制只是赋予农民生产自主权、经济行为自由权、以及收益直接归自己所有的收益权。是对农民放松管制扩大自由，是打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集体经济）桎梏，而不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而一旦放松管制，人们获得更多自由，生产力就发展了。
同样，允许个私经济存在和发展，是对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是对任何社会个体运用自己的劳动、技术、包括资本，去讨生活求富裕权利的认可和回归，而这种权利，是个人最基本的天生的自然权利，却在社会主义的理念下被剥夺，这种剥夺，正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改革之后，私有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正是打破这一桎梏带来的。
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不断打破桎梏的过程中蹒跚前进。改革之初，我们并没有设计什么模式，改革之中，我们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但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模式，而是在人的经济发展权利不被剥夺的条件下，自然形成的。简单说来，只要不去设计什么计划经济或其它什么经济模式，并付诸实施，社会经济的自然发展就是市场经济。而计划经济确然是一种模式，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不是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过渡，而是一个去模式化的过程。如果中国建国时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之后，不去搞集体化和人民公社，不去搞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强制性的一律只准搞集体经济，国有经济，那三十年后还用实行经济改革吗？我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改回到建国初期，从头再来，同时也是一个回归自然的过程。简单说来，中国前三十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或曰建立某一模式的过程，就是一个制造生产力发展桎梏的过程。而改革是否定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打破生产力发展桎梏的过程。
二、经济要素流动的均衡作用
中国取得目前的经济成就，明显与中国实行的开放政策有关，但开放的政策是一种模式吗？
经济学有一个产业转移理论，它建立的基础是在经济全球化，即经济要素可以在全球流动的条件下，基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所带来的生产成本主要是劳力成本差异，会推动产业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移。这种转移，首先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随着不发达国家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也会带来技术型产业的转移。产业转移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一是生产低成本，技术高收益的选择，使发达国家的资本与技术流向不发达国家，投入在地域上的变化，带来产业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移；二是不发达国家的产业，因以劳力成本低为主的生产成本低带来产品价格低（非生产效率高带来的产品价格低），在世界范围内的产品市场份额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遏制并减少高劳力成本产品的市场份额，从而萎缩高劳力成本地区或国家（发达地区或国家）的某些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低劳力成本地区或国家（不发达国家）同类产业的增长。一萎缩一增长也是一种产业在地域上的转移。
产业转移具有此消彼长的效应。如果中国代表不发达国家，美国代表发达国家，则中国制造的崛起，意味着美国制造的萎缩；中国就业岗位的增加，意味着美国就业岗位的减少；中国GDP的增长，意味着美国GDP的潜在下降。这是现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普遍缓慢，不发达国家经济普遍加速的主要原因。显然，由产业转移带来的经济增长或经济低迷与体制或模式无关。它是一个由经济要素流动带来的地区或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过程。
何谓均衡？比如自然界的冷热空气对流，它首先是冷热差别的产生，然后有空气流动，而冷热空气的对流可以缩小冷热差别，这就是一种均衡。各国经济发展因各种原因，会出现经济发展差异。比如有的有资源，有的资源较匮乏，有的创新能力很强，有的创新能力较低，由此带来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当这种差异达到一定程度时，会表现为经济要素价格差异。商品匮乏与过剩，会带来商品价格差异，人口密度和利用水平不同导致土地价格差异；收入水平不同导致劳力工资或劳力成本差异；资本盈余或稀缺导致资本利润差异；技术水平高低导致技术价格差异等。要素价格差异推动要素流动，要素流动既均衡要素价格，也会带来要素分布的均衡。而生产要素分布在不同地域（国家）上的均衡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地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缩小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经济要素流动突破国界的过程。所谓的“闭关锁国”，实际上是国家权力阻碍经济要素的跨国自由流动。中国在改革之前，由于闭关锁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越拉越大，由此带来生产要素价格越拉越大。最主要的一种生产要素价格即劳力价格（收入），与发达国家相比，出现十倍以上的差距。一旦取消国家权力对经济要素特别是资本技术流动的管制，这种差距必然带来资本技术从发达国家向中国的流动，因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由于中国允许国外商品进入中国。根据对等原则，中国商品也可进入外国，中国因低劳力成本所产生的低价商品大量进入发达国家。这也是中国经济取得现在成就的重要原因。这种通过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本质上就是地区（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过程，它可以缩小地区（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我们能把由此带来的发展说成是“中国模式”带来的？
国家通过国家权力人为的分割市场，阻碍经济要素流动，破坏了自然的经济均衡过程。中国经济长期落后，与此密切相关。所以“闭关锁国”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开放则是打破这种桎梏。开放的国策并不是一种模式，而是一个回归自然的过程。因为所有的分割市场的国家行为，都逆自然而行，是制造桎梏的行为。
三、后发国家的学习优势
我们常说后发国家有后发优势，除了后发国家的低劳力成本优势之外，还在于后发国家的发展是一种学习性的发展，相对于先发国家的创新性发展是一种优势。学习明显比创新更快。创新是一个向各方面探索和试错的过程，充满着不确定和偶然性，因而是缓慢的。学习则有固定的方向，学习性发展，通过对现有成熟理论的学习和具体化，或对现有器物的模仿，或更直接的技术引进和购买，可获得比创新性发展更快的速度。先发国家没有学习性发展，它们不但在科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处于世界前沿，而且在实际的生产技术上也处于世界前沿。所以才叫先发国家，只有后发国家才有学习性发展，因为学习更快，所以是后发国家的优势。
我国的报刊上常常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的经济发展，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走过的道路。这话没错，但以此骄傲却完全错了。中国是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学习甚至购买先进生产技术来较快的达到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而发达国家的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不可能有学习和技术购买，只能是一个充满探索和创新的过程，因而是更为艰难与缓慢的过程。比如通过发明汽车和汽车制造技术发展汽车产业，其中充满着众多技术的创新和发明，比学习或购买现成技术发展汽车产业，其艰难程度不知要高多少倍。后发国家通过学习使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比发达国家通过创新使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更快，能是后发国家的骄傲，而不是先发国家的骄傲？
显然，学习性发展确实是后发国家的优势，也一定会带来后发国家比先发国家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因为先发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已达到最先进，进一步的发展主要依赖创新，创新的艰难与不确定性，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很快。或许由于某一重大技术突破（如信息技术的突破），可带来一段时间经济的较快发展（如上世纪后期信息产业的发展），但这种突破不是规律性的一定会有，它具有偶然性，起码在时间即何时出现上具有偶然性。所以，发达国家有时发展很快，有时却显得停滞，取决于它们的创新。不发达国家则可不依赖创新也可带来经济发展。它们学习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购买发达国家的技术，不存在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只要体制上不存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一定可以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
中国是后发国家，如果不能通过学习和购买引进先进技术达到快速发展，证明中国体制存在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而取得了快速发展，却无法证明中国体制优越，充其量只能证明中国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更少。中国取得目前的经济成就，明显与学习购买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有关，如何是“中国模式”带来的？把因学习型发展带来的更快速度，创新型发展难以速度很快，作为歌颂中国体制，批判西方体制的依据，忽视了学习比创新更快的常识。并不具有说服力。
四、凯恩斯主义遇上了全球化
中国模式的讨论是在2008年美国出现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采用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保住了经济增长速度开始的。它不但证明强大的行政力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论证了“中国模式”创造“中国奇迹”。理论基础无非是凯恩斯主义。其实，凯恩斯主义的本意是通过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周期性波动，防止或对抗经济危机。财政货币政策或可(只是或可）减少经济波动，但减少经济波动是促进经济发展吗？紧缩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肯定不能“促进”经济发展，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就一定能“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从来就没有“紧缩”过。也就是说，中国货币政策从来就不是一种熨平经济波动的手段，而是“刺激”经济的方法，这固然与中国“威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但也与“温和的通货膨胀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有关。当社会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或由人的需求产生新的产业，而社会资金短缺时，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确实能带来经济快速发展。但这是由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的，而非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促进的，谈不上什么“政府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
如果社会没有出现经济增长点，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能否促进经济发展？中国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能。此种理论建立于以下逻辑推断：货币增加——投资增加——就业增长——需求增长——生产增长。这一逻辑在经济下行时，确实能在短时间内扭转下行，防止经济危机。但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投资增加所形成的产业是无效产业，不但产生投资浪费，不能创造实质性的物质财富，而且就业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显然不可持续。所以扩张的货币政策，短时间防止经济危机或许有用。但不可能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中国从2008年开始的大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确实维持了表面上的GDP增长，但其中充斥大量无效投资，不但没有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反而形成了天量债务，极可能诱发经济崩溃。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凯恩斯主义影响巨大，即便美国这样一个自由主义占主流的国家，在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时，美联储也迫不及待的前后推出三轮QE，大量印钞。但美国的经济低迷并没有因QE而有所起色。相反，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过剩流动性，反而流向国外，特别是流向新兴经济体。当美国国内没有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时，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流动性进入全世界寻找获利机会。美联储的QE本是想提振美国经济，当货币流向国外时，QE对美国经济还有作用吗？美国经济在2014年大幅回升，并不是QE带来的，而是美国经济出现新的增长点，主要由美国的页岩油气革命所拉动。可见，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旦美国出现经济增长点，不仅原来流向国外的美元又回流美国，甚至其它国家货币也在流向美国。
凯恩斯主义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或有争议，但凯恩斯主义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存在一个以货币为边界（表现为以国别为边界）的封闭经济体。当全球化带来商品、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流动时，必然带来不同货币的兑换和自由流动，货币分割市场已不可能。货币政策调整的是以货币为边界的封闭经济体内的经济活动，当货币可以突破封闭经济体在全球自由流动时，凯恩斯主义彻底失效。流行大半个世纪的凯恩斯主义，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终将成为昨日黄花。
五、生产力解放的根本是人的解放
那么，那些先进发达国家，之所以先进发达，是不是由于他们的制度或曰模式先进，“促进”了他们的先进发达？也不尽然。纵观近现代世界发展历史，实质上是一个人的解放过程。废除农奴制，废除种族歧视制，妇女解放运动等，以及一切为了人的平等自由而进行的广泛而持久的，并且现在还在进行的斗争和改革，都打破了束缚生产力中最为核心和活跃因素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枷锁。而保护人的平等自由制度的建立，保护的是人的创造精神，创造潜力的发挥。这会导致经济较快发展。
这些制度并不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神奇力量，建立的初衷也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因为追求平等自由是人类发展的目的。但由于它是人的解放的结果，它解放了人，同时也就解放了生产力，所以平等自由又是人类发展的手段。现在世界上所有先进发达国家相同的特点，都是人的解放比较彻底，而所有落后国家相同的特点，都是在人的解放上滞后于先进国家。也就是说，落后国家存在较多阻碍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桎梏。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平等人权等，不仅是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而且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制度，也是一种普世性的保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之所以说它是保护而不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是因为人的主动性创造性是天生的，只可能被制度压抑，却不可能由制度来促进。制度的功能是保护而非促进。
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那些落后国家，由于长期封闭，人民收入与发达国家相比，出现十倍甚至几十倍的差距，一旦开放，外国资本技术因其低劳力成本进入，同时具有竞争力的廉价产品进入世界，由此带来经济快速发展。但这是由低劳力成本而非生产效率的提高带来的。一旦人民收入有提高，达到一定水平，其生产边际成本接近发达国家，国外资本技术就会停止进入，同时产品竞争力下降，经济发展走向停滞。中等收入与发达国家高收入的差距，就是两国生产效率的差距。如果中等收入国家不能提高生产效率，就只能维持中等收入水平。而能不能提高生产效率，关键是人有没有得到充分解放。所谓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人的解放不够彻底的国家。它们借助于产业转移，可以很轻易进入中等收入，却由于生产效率始终难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将长期止步于中等收入。
所以，我们不是寻找一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这世界上也没有什么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至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却一定存在阻碍生产力发展桎梏的体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去消除这种桎梏。增进人的权利，人的自由，既是社会进步的根本体现。也是消除生产力发展桎梏的要求。一个个人权利自由获得充分发展的国家，既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也是一个具有创新能力发展能力的国家。如果我们还要去坚持什么“有特色”模式，要显示威权的中国模式“促进”经济发展的优越性，恐怕又是一种政府带来的折腾，而中国已经折腾不起了。因为所有的政府威权行为，都会对人民的权利与自由构成伤害。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