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的揭晓，各种各样的议论立马和中国第一位科学诺奖女得主屠呦呦的名字一起热透网路。其中包括对中、西医的孰重孰轻，国人对诺奖的极看重与极焦虑之间的平衡，再延伸到对中国教育、科研体制的忧虑和质疑。国内官媒想主导的说辞是，这次获奖是中国科技研究实力空前发展得到国际认可。如果不从“高、大、上”宣传式的角度看，客观检视大陆教育、科研领域，你会发现其真实情况着实该令国人焦灼。
如果国内科技真发达了，在国内接受教育应该是最方便、实惠的选择。恰恰相反的是，中国父母总是想尽办法让子女出国留学。很多去美国的访问学者，总是要带子女一起出国。年仅2-3岁的幼儿，就送入幼儿园开始接受系统的西方幼儿教育。学龄儿童也急于进入美国当地小学接受英文教育。对高中以上的孩子，家长谈论最多的就是怎么能让孩子留下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甚至转换移民身份。这种国人耳熟能详的潮流竟然改变了相当一些国家学校的相关录取政策，也带动了不少国外高校在中国的知名度和收入。
对于这次的获奖，有人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能够获诺奖的屠呦呦一直是“三无学者”（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背景，更无中科院院士头衔）。这个能拿到诺奖的成果，为何却在国内被忽略了44年？其实，这样的状况一点不奇怪。面对现实，人人都会发现，这是大陆科研环境使然。
学术和研究领域，在以贪腐治国的社会大背景下如何能够保持应有的纯洁和探索精神？现在，科技界唯一能表面让人比较信服的指标是论文的数量和发表级别。这个评判标准导致绝大多数科研人员绕着文章转，所有的工作目标就是指向发表文章，而不见得是想提高能真正制造出高质量文章的实力。目前，论文数量基本成为个人工作水平、工作业绩的证明文件，是升职、加薪的必要条件，是评更高一级职称的硬性指标，是进行学术科研交流的必要途径，更能与金钱挂钩。因此造成的学术腐败，几乎无法避免。“史上最牛连环抄袭门” “武汉理工大学校长论文被曝抄袭” “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博士论文被指涉嫌抄袭” “清华教授论文被指抄袭” “北科大院长疑论文剽窃，举报或因内部斗争”等热点新闻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在这方面作弊水平最低的就是代写论文和论文发表商业化（缴纳一定费用后文章即可发表），连基本的科研严肃性都谈不上。
在海外高级别学刊发表论文，无疑对职称评定和获得科研经费资助有最强的吸引。但语言障碍，研究方向、课题的普遍模仿和山寨，会造成从国内投稿获得发表的巨大难度。那么所谓“国际合作”，以挂名方式发表论文，就成为行之有效的捷径，占国内学者在海外发表论文中的大多数。很多“国际合作”下发表论文的研究思路、技术方法都是外方研究人员主导，中方人员只参与局部计算或细节论证而挂名。但是，在论文发表后得到的种种好处，变相推动大多数人关注急功近利的东西，而非纯粹的科学探索。
那么，靠人际关系、论文数量和山寨他人创意的科研环境，能否让中国持续产生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这是一个最实质，但又被很多科技界所谓权威人士极力回避的问题。
一个国家和民族真正的科研实力，主要根植在思想和思考深度、能否扎扎实实的下功夫，不能仅靠用钱来堆出论文。让我们看一下邻国日本。到2015年为止，获诺贝尔奖的日本研究人员，已多达24人。特别是去年、今年两年，日本科学家连续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是以研究兴趣和需要为科研动力，不止步于仅仅发表论文和拿到钱（研究基金）为目的。美国ABC一则新闻报导中提到日本丰田。镜头中，经过空中坠地并与废车同时被翻滚跌落后，一辆丰田车几乎毫无障碍的从实验场地再次飞驰开出。看着电视上欢呼的丰田研发团队，让人不得不感叹和深思，至少，这种愿意于下苦功夫的心态，是他们能得到这么多诺贝尔奖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西方科研领域，重视人的创造力、研究课题的发展潜力和是否能转化成应用价值。对于论文，除数量和级别外，更重要的是看其在发表几年之内的影响力。这与国内只要有1-2篇所谓上级别的文章就可轻易获得研究基金的做法相比截然不同。
屠女士有个很特别的名字，源出《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蘋”。年过八旬的老人，这一辈子很长时间中是埋头科研，还曾以身试药。据说几至损害肝功能。或许可以说，除了中国先贤对药用植物认知上的智慧外，屠女士的获奖可谓天道酬勤。这样踏实的学术态度，在今天这种科技界的大环境下极少见到。纵观现今大陆科研界，让人更无奈的是如果连论文都不看，那科研界的贪腐会变本加厉。所以，论文发表也不得不成为国内科技界唯一的考量标准。这种失去了对未知事物探索兴趣的端正科研心态，才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研究领域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