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4月21日讯】（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迄今为止在已被曝光的外逃中共贪官中，级别最高的是曾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兼中共党组书记的高严。这个曾被杭州市公安局悬赏20万元（人民币.下同）捉拿的高官，出逃至今已近14年，但他的下落一直是个谜。2002年，《悉尼先驱晨报》曾经报导称，高严可能人在澳洲。不过，当时澳大利亚驻北京的大使馆方面曾表示，并没有获得消息证实高严已经进入澳洲境内。
“身在国外的高严可能早已更换了新的身份过起自由的生活，甚至可能整了容。”一位中国海外反腐的长期观察人士、澳洲知名媒体华裔记者称，“据咨询澳洲官方多部门人士得到的信息综合判断，各方面均不掌握确切信息。如果高严确实在澳洲，可能澳洲情报部门知其下落，但不对外公布。”
高严的贪腐和外逃经历，可以说是中共大大小小贪官污吏的典型代表。
据公开的资讯，高严在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的时候，包养了云南省电视台女主持人杨珊。1998年调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后，高严在上海设立“行宫”金屋藏娇。2001年，高严在上海占用下属公司花费300多万元装修的一栋占地558平方米、价值650万元的高级别墅，并由该公司承担管理费用。同时，他自己拿出赃款293万元在上海购买了一套豪华住房，为他自己和情妇杨珊两人同居营造安乐窝。
于是，国家电力公司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从副总经理以下的大小干部，要想亲自向高严汇报工作，见他一面，比见皇上都困难。高严常常向他的心腹秘书黄雨下达“重要指示”，然后由黄雨向国家电力公司的党组班子下达工作任务，直到2002年9月，听到自己被调查的风声而悄然携带巨款外逃。
触目惊心的中纪委内部通报
2013年10月下旬，一份据称是中纪委内部通报的统计资料曾在网路上热传，该资料统计了中共各省（区）、直辖市纪委、公安部门上报，中共党政部门、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中共党员、干部失踪、外逃、自杀死亡的资料。这份资料显示，当年失踪官员6528人，外逃8371人，自杀死亡1252人。
在此之前的2011年6月，一份出自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中共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
不过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这些官方数字其实是低估了”。他举美国金融监督机构2012年的调查报告表示，2000年～2011年间，中共贪官洗到海外的脏钱总共将近3.8兆美元，2012年更攀升至1兆美元，2013年甚至恐超过1.5兆。
2014年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盈利机构“全球金融诚信组”也曾公布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黑金外流的第一大国。
杨宪宏表示，“中国没有内战，但问题却比内战还严重”，中共官员几乎是无官不贪，且大部分是把配偶、子女及大部分财产移至国外的“裸官”。从美国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有高达190万名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大小官，在海外有存款或其他资产，因为他们很清楚，“共产党没几年能活了，还不如先把钱移出海外去才好逃难。”
维基解密几年前曾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5,000个账户，三分之二是中央级大员。从中共的副总理一级、银行行长、部长到中央委员，几乎人人都有一个账户。
瞒天过海——中国贪官转移资产的8种手段
那么，外逃的中共贪官们是怎样把巨额财产转移到境外的呢？
2011年6月15日中共央行网站刊发了名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报告。这份报告披露了“腐败分子”转移资产的八种手段：
1，用现金走私来转移资产。主要是通过腐败分子本人夹带在行李中携带出境，也会通过地下钱庄利用“水客”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在深圳、香港、珠海、澳门等边境口岸来回走私现金，偷运过境后再以货币兑换点名义存入银行户头。
2，利用地下钱庄交易方式跨境转移资产。
3，利用进口预付货款，出口延期收汇；伪造佣金及其他服务贸易项目对外付款的渠道，通过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实现向境外转移巨额资产的目的。
4，利用企业的海外投资形式把巨额资金转往国外。
5，通过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额消费或提现来实现资金向境外转移。
6，利用离岸金融中心转移资产。其主要步骤是：首先企业管理层与境外公司通过“高进低出”或者“应收账款”等方式，将国内企业的资产掏空；其次销毁证据，通过洗钱手段漂白身份。
7，在境外直接完成贪污、受贿过程，其中最隐蔽的做法是不涉及现金，而以安排子女留学等方式作为交易。
8，通过已在其他国家取得合法身份的境外特定关系人，以合法手续携带或汇出资金；另一方面，这些特定关系人以投资形式在中国开设机构，然后以关联交易等形式帮助贪官转移资产。
大多数中共外逃贪官，都是在转移资产的同时，预先把配偶、子女送往国外。一旦听闻不好的风声或见势头不妙，自己立即以出国考察、养病休假等名义私自外逃他国。从以往的案例看，许多官员手上都不止一本护照，有些人私人护照不上交，有些人用假身份证再办一个护照。
据2008年10年30日杭州市公安局发布的高严通缉令，警方掌握的情报显示，高严至少拥有高庆林、张传伟等三个假名字和假身份证以及4个护照和1个港澳通行证。
北京当局掀起声势浩大的追逃风暴 有识之士称覆水难收
2014年7月22日起，中共公安部发起了追捕逃亡到境外（包括香港、澳门）的中共贪官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简称“猎狐行动”）。2015年8月，猎狐行动在中共国际追逃协调领导小组的指挥下，将追逃行动延伸至海外。事件引起美国政府关注，而且发表声明，指中国官员在美国执法前，必须事先知会美国。
2015年3月下旬，中共最高检反贪总局透露，北京当局已经向美国提供一份涉嫌贪污受贿的150名经济逃犯名单，并且已向美国申请提供协助，追捕这些人。同时，北京当局启动了声势浩大的2015年反腐国际追逃追赃的所谓“天网”行动。
但上述动作收到的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海外时政观察人士对中共的海外追逃追赃的成果并不看好。
2015年5月，“五七学社”总编武宜三接受《希望之声》采访表示，中共此举只不过是在做官样文章。他说：“我看不可能，应付老百姓，不会有什么成效，可能有几个倒霉的（贪官）被抓到，但绝对不能解决制度性贪官、腐败及逃跑现象”。
旅居德国的著名华人学者仲维光也表示，追逃绝对挽救不了共产党腐败和亡党的危机，只会越来越暴露中共的本质。他说：“就像东欧社会在八九年解体之前那样。从共产党目前这种贪官大逃亡现象、国内那些利令智昏的官员、丧心病狂的迫害行动等方面，都使大家看到这个大厦已经要倾倒了。现在的形式是在告诉民众，共产党集团灭亡的日子不远了。”
美国《华尔街日报》3月6日刊登了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兼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一篇评论长文，声言中共政局已经进入“残局”。
这篇文章指出了中共残局的五大特征：第一，精英出逃：中国的精英把孩子送到国外，一只脚踩着门槛随时准备开溜；第二，中共对媒体的控制加剧表明了它对社会的不稳更加担心；第三，中共官员、这些体制的拥护者对这个体制失去了信心；第四，中共的军队和政府腐败严重，现在的反腐败只是选择性的清除一部分势力，根本没办法解决中共的腐败问题；第五，中共的经济发展的陷阱问题，包括雾霾等各种陷阱，都会可能触发中共的崩溃。
其后不久，华盛顿的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研究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访问学者彼得马蒂斯(Peter Mattis)在《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上撰文称美国应该为中共政权的崩溃提早做好准备。
他建议美国政府，应该“拿出一枝笔来写下哪些人可以代替中共继续执政”；为非常时期到来时冻结中共官员的海外资产，应事先建立好资料库，以便于未来新的中国政府去追赃；要求美国政府考虑在政权交替的“临界状态”中国的安全部门和军队对中国社会能否维持有效的控制的问题；在中共封锁网路非常严重的情况下，美国应该找到和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沟通的渠道，以便帮助中国走向一个未来的平稳社会云云。
2015年3月14日，知名时政评论人士陈破空先生在新唐人电视台的《热点互动》直播节目中，以嘉宾身份针对上述舆论热潮发表了他的看法。
他评论说，“沈大伟的文章中称‘中共的政治体系严重失灵’，这一句话非常准确，因为什么呢？就这个政治体系政治不起作用了，原来非常起作用，能够把党政军全国能够抓起来，现在习近极力的集权想稳住全国，但是抓不住。你比如这个体制‘六四’的时候说它腐败，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腐败，但是‘六四’25周年之后，腐败的更为深重了，整个集体的腐败，他无法挽救。要改变这个腐败，只有换一个制度。”
责任编辑：唐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