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追寻的灿烂–记邓垦二三事

蔡楚按:我们希望不再回到那个简单化的时代,极权者不再能强求人们只穿一套绿军装,(穿不上绿军装的都是剿灭的物件)而极权者却吹嘘那是人类的最高追求。人不能聪明到没有错觉,思维同样容易短路,使用谋略只能逞强于一时,这往往是极权者的致命弱点。

七十年代初期,野草文学群落的吴鸿君,常到我院邻谢家见他的老师谢朝崧先生。谢先生在文学界有许多老朋友,他曾引荐我认识诗人,作家尹一之先生,使我走上酷爱文学的不归路。吴鸿君知道我爱好诗歌后便把陈墨君的“独白”及邓垦君的“久别的微笑”等诗作冒卞之琳,陈梦家之名抄给我读,同时还有他的诗作“清音阁”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还把“久别的微笑”抄录在我的笔记本上,作为陈梦家诗作保存。并曾推荐给轴承厂一位诗歌爱好者阅读。79年3月初在总府街墙上见到张贴的《野草》第一期时,我还以为这些人抄袭前人的诗作,造成小小的误会。当年,我抄录的版本如下:

“无题”陈梦家

像一朵褪色的小花

在颓唐的枝头上轻摇

孤睡中我悄然忆起

一个久别的微笑

但我更爱那颗珍洁的星

在迢遥的天空将我引照

为它我曾多少回驾一叶舟

穿过梦中幽暗的波涛

78年底我在轴承厂做搬运工,恰逢九九君也调到该厂的大集体轴承零件加工厂,我俩朝昔相处自然多了一份了解。原来我们的家庭和个人经历都大抵相似,从此彼此间更加亲近,九九君亦知道我爱好文学。79年九九君去了香港。通过他的介绍,80年的3月13日,我在老友樵山君家与“野草文学社”的社长邓垦君晤面。我们相逢恨晚痛饮大醉。当月25日我涂成“十三日后酬诸君”一诗,发表在《诗友》第十三期上,从此,我便正式介入“野草”。

“十三日后酬诸君”

爱说血不再沸腾,

爱说心久已封尘。

三十年蓬门紧闭,

说什么悠悠恨恨。

杯中之物常沉沉,

不信神,也昏昏。

昨夜与君一席话,

如星坠,听山崩。

天南传来友的资讯,

始感到手的温存。

邓垦君,本名邓祖铭,俗称毛哥。属猴,比我大几个月。高中时,因涉嫌“劳革党”被打入另类。青年时期,因长期被迫吸入水泥粉尘,留下水泥尘肺和哮喘的病根。其身材瘦小,相貌普通,戴一副眼镜。逢人便下矮桩,作过于谦逊状,给人一种老于世故的圆滑感觉。但久而久之,你会感到他的耐心强,且有凝聚力和前瞻性,胸有千峰万壑。因此,在圈内享有公信力。毛哥深受山寨文化的影响,有兄弟伙情结,喜欢排座次。被圈内人戏称为毛大哥。我曾在他的天涯博客上留言:

《打油》

米国黑总统,草寨白雪梦。

一念感天地,承载各不同。

当时,油印的《野草》已因被成都市委书记杨以希正式宣布为反动刊物而被迫停刊。为了延续《野草》的生命,七九年十一月十八日魏京生入狱刚半月,诗友们决定《野草》以手抄小报形式,并更名为《诗友》继续办下去。从1980年5月我从邓垦那里接手编辑《诗友》18期起,我与邓垦和陈墨之间的交道多起来。那时,我常在下班路过一号桥时去毛哥家取稿件。毛哥负责催蛋,(诗友们把写稿戏称为下蛋)我担任责任编辑,陈墨负责刊头专栏题字和插画等。记得《诗友》的栏目有:带露摘花(新作),秋风一叶(旧作),自由谈(评论),评选揭晓,蛋鸡图,歌曲,通知,简讯等。虽然《诗友》的制作、传递都处于地下状态,有一定的风险,但诗友们都乐此不疲。

《诗友》至九三年底,几起几落共出八十一期。这期间,我与邓垦和陈墨之间有较多的文学交流。有时,还互相改诗句。比如,我的诗歌“自己的歌”,发表在《诗友》第十四期上。其最后一句原文是“我希望用大海的巨波,去熄灭那照耀的天火。”毛哥给我改成“我希望借来银河,去熄灭那照耀的天火。”显然气势更磅礡,诗意更浓郁。我也给他的诗作,提出过修改意见。比如,“公孙树”和“路”等,尤其是“路”中的一句“打不碎一顶顶想戴皇冠的头颅”,我修改成“打不碎一顶顶[争]戴皇冠的头颅”,至今我还记得。这样的切磋很有意义,能启发我们的想像力,在诗歌创作上互补。

我曾对毛哥给我修改部分诗作不理解。比如,我的诗“人的权利”中有句“有人说要像雷锋那样活着并死去,做一台永远转动的机器。”,他给我改成“有人说要像奴才那样活着并死去,做一台永远转动的机器。”把专指假道学雷锋,改成泛指奴才,我认为失去了针对毛时代的尖锐性。再如,我有首诗题目叫“致王震”,他给我改成“致x震”,完全失去了反对左王的意义。但在专制制度下,这也是编辑的自我保护和对作者的爱护。所以,我从未责怪毛哥。

八十年代初期,一天晚上毛哥约我到锦江边散步夜谈。他七弯八拐才拐进主题,问我对时局的看法。我答:不看好国共双方,寄希望于新兴的政治力量。后来,才知道罗鹤去香港探亲,把诗友的一些诗文以《无名草》的名义寄给中国之春杂志,被部分发表。估计,事前他与毛哥商量过。还有一次,毛哥认为每个人都有双重性,他问我在工作单位的厂报上是否发表过吹捧当局的诗歌或文章。我告诉他我是表里如一的人,我曾拒绝给厂报写发刊词,他不相信。我只好把我厂的厂报从创刊号开始,装订了一册,交给他看,他才没有再提起。胡适先生说:“做一条清澈的小溪,不做一条深不见底的混浊的水沟。”我不可能再做一条“没有照过影子的小溪”了,但绝不愿做混浊的水沟,我喜欢清澈见底的人。

毛哥不仅文才出众,还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他和陈墨是《野草》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他俩长期合作,创办、管理、固守《野草》。几十年来从初期《空山》的离群索居,到中期《野草》的反叛和抵抗,再到后期的固守《野草》。他俩不仅从精神和艺术上凝聚了一批诗友,还多次组织《野草》与其它文学组织和外界的交流,而且用餐聚或茶叙的纽带把诗友间的友情互动到当今。

记得是1981年元旦,鲁连(周永严)及其文友在衣冠庙铝材厂一文友家举行小说评选活动,邀请邓垦、陈墨和我参加。参评的小说有八、九篇,另有一首长诗。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六点,中午聚餐时,鲁连(周永严)对我的诗歌“我是一朵野花”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经过直率的点评和投票,评选结果是张浩民的《小青草》获奖,奖品是一套美国辛格的短篇小说选。鲁连(周永严),(1947年-2003年)老知青,文革中遭受十六年的囹圄之灾。因在《四川文学》上发表《阿庞》、《阿菊》等小说,被破格录用为《四川文学》编辑,但他更多的优秀小说,如《阴山下的女囚》、《蛮加》等都被当局封杀。可惜鲁连(周永严)在狱中罹患肺气肿,于2003年3月30日英年早逝。

杜远澍老师生前(1930年5月11日——2001年5月11日),于2001年2月25日入院前给我来信说,已给邓垦转达了我的意见,近来“诗太少”,希望他抓紧时间创作。邓垦回复说,“都59岁了”。(当时邓垦57岁)杜远澍老师在信中指出,“写诗不在年龄。而在情思与环境”。他表扬了陈墨和无慧仍坚持不断地写作,算得好样的。他说:“三十多年带枷行,能系恋野草,不容易,只要不忘初衷,“春风吹又生”总会有的”。

2001年春天,毛哥自费印刷了《邓垦诗选》,从万里外托朋友带到我手上,仍然过于谦逊地嘱我批判。我心知肚明,费尽心思才用诗的形式,表达了我对他的了解(父亲是城市贫民,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和评价。

追寻的灿烂——《邓垦诗选》读后——

寂寞地追寻了四十余年,

满纸不平溢于字里行间;

一首《三峡》透视着杀戮的历史,

一曲《海螺》吹响了刺耳的异见。

二十六年的茅屋,十八年的油灯,

“螺丝钉”钉死你大半生的苦难;

教堂的钟声敲不醒你沉溺的梦,

黄包车却拉来一部梦稿的心酸。

人的存在是你专注的视角,

喜怒哀乐唱得平实又前瞻;

《公孙树》是你不弯腰的灵魂,

价值关怀始终突显于笔端。

狗窦大开,脚生鸡眼,

全不顾有人指点边缘的荒诞;

生命的价值至今你仍在追寻,

而追寻的历程就是灿烂!

2001.10.14

如今,毛哥因长期服用激素治病,面部有时能见到明显的“满月脸”。他的天涯博客仍然坚持每天更新,即使在【“发布中”转呀转呀,就是发不出来。】,他也不放弃。据他的博客说,毛哥编《“野草”三百首》仍在进行中。我敬佩他继续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行为,但担心他的长篇纪实“南河背影”何日能完成。故特地抄录《邓垦诗选》“作者自传”中的最后一段,作为本文的结尾。

“我来时,教堂的钟楼没有敲响祝福的钟声。我不需要祝福,我就是敲钟人。听,我的钟声,正汇合所有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的钟声,成为一股浩大的洪流,为一切丑恶送行!”

2016年6月6日初稿

2017年3月9日定稿

──转自《公民议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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