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驳中共祸国工程 水利专家黄万里遭迫害九死一生

清华水利专家黄万里代表着中国科学家的良心。1955年6月,中共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关于《黄河规划》讨论会,要对苏联专家设计的三门峡大坝设计方案提意见。在坐70多位名科学家,没有人敢说不,只有黄万里提出反对意见。至此被定位“大右派”进行反复批判。黄万里右派的帽子带了22年,经历了22年的折磨,可以说是死里逃生。

以拯农为己志改学水利

黄万里父亲黄炎培是晚清举人、著名教育家,岳父丁惟汾是孙中山时期的革命元老。

1924年黄万里入无锡实业学校学习,1927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1932年毕业。1933年任杭江铁路见习工程师,参与江山江铁桥的建造。

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水淹武汉三镇一百天,云梦县城一夜之间顿成泽国,死亡七万人。灾民凄惨,举国震撼。作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创建人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那时在心痛之余,就动过改学水利的念头。

1933年黄河决口十几处,人命财产损失无数。

黄炎培先生曾多次对黄万里讲:“中国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者,只有统治者对不起农民。”希望他将来好好报效农民,一辈子为他们服务。面对江河泛滥给广大农民造成的灾难,黄万里哀民之痛,“改学水利,以拯农为己志”

1934年赴美留学改学水利。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大学和伊利诺大学,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和水利工程学博士学位,是伊利诺大学工程院第一个获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黄万里发表的博士论文“一时轰动校园,为导师所称赞”,也使他在美国水利学术界长期享有声誉。

1953年被调至清华大学任教。在随后的年间,他编写了重要的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和《工程水文学》。

反对三峡工程 70人与会仅1人敢言

1955年周恩来在北京主持讨论苏联专家关于黄河的规划,会上专家交口称赞,唯有黄万里一人当面向周恩来提出不同意苏联专家的黄河规划。

1956年5月黄万里在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上提交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直言不讳地批评“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违背科学精神,将造成恶果。

1957年6月,由中共总理周恩来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前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水库方案提意见,谈看法。

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坝外,只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其余的人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研讨会开了10天,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了7天,到最后,会议就成了以他为对像的批判会。 

观点不被重视,黄万里选择折中:若一定要修此坝,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但在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照原设计,将六个底孔全部堵死。大坝建成之后,水库内泥沙大淤,才把这几个洞重新开通。八个洞花掉八千万!”

3000余字的短篇被定为右派小说家

7天后黄万里被《人民日报》点名为“大右派”进行批判,继而工资从二级教授降到四级教授。

人民日报在“什么话”的栏目下,发表了黄万里的《花丛小语》,随即连续发出了批判黄万里的文章,黄万里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右派。

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什么话”也被作为以后《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

《花丛小语》仅是一篇3000多字的短文,它通过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马路翻浆、节制生育政策的反复、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的确定等,指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

就在毛泽东指责黄万里的诗词是“什么话”之后的日子里,黄万里不顾自身遭受的政治厄运,在北京会议上舌战群儒,继续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

1958年,28日召开了批判反动小说“花丛小语”的作者、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反动言论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虽然天气酷热,温度达到了华氏九十五度,可是大礼堂、教室内、草坪上还是挤满了感情激愤的师生员工一万多人。

会上教授、学生、校工严厉攻击黄万里的小说“花丛小语”和他所谓“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言论。

时年46岁的黄万里,被剥夺了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力。子女升学也由此受到影响。而他长年被下放劳改,接受侮辱人格的批判,还要递上一份份检查。

黄万里曾经说“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再次提起黄万里的《花丛小语》和《贺新郎》这首词。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师胡家博、李亚莉和当时的学生党治国、李晓凤、张锡彩等人,也因为黄万里辩护而被打为“右派”,特别是党治国,受了很多苦,还差点被枪毙。

三峡开工 40亿建设资金可救当时几千万中国人的命

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

1960年9月,三门峡水利工程开始蓄水发电,运行不久库区上游就出现大量泥沙淤积,渭河平原岌岌可危。此后三门峡大坝不得不两次改建,被封住的八个底孔花掉八千万被打开,计划中的高坝大库不得不改为蓄清排浊的低水头径流式发电的水坝。

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于生活在2000年的中国人来说,这40亿元并不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

特别是从1959年以来,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发展出现大倒退,一些农村出现饿死人现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

可以说,中国人勒紧了裤腰带,直勒到奄奄一息的程度,来支持三门峡大坝的建设。

建造三门峡大坝的水泥是从国外进口的,是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一吨猪肉换一吨钢筋换来的。如果把这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800亿斤粮食,这些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后来三门峡大坝的改建究竟花了多少钱,从来没有做过披露。

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现在的一千亿以上),还涉及到40多万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像的惨剧。

黄万里下放劳动改造九死一生

文革十年,黄万里的日子更艰难,甚至可以说是死里逃生。他被驱赶到校园劳动,被剃阴阳头,多次遭受鞭打出血,家里被抄多次。不久全家三代被赶出家门,住到简陋的集体宿舍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

但他从不自怜自艾,仍秉灯苦读。他常对子女说:“现在城里人都不工作了,我们都是靠农民养着哪!”

1966年8月上旬,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抄了黄万里的家。黄万里在自家后院被他们用带着金属扣的皮带抽打后背。这时,邻居一个十多岁男孩也混进来,用砖头击中黄万里的后脑杓。黄万里当时头轰的一下又昏又疼,心想这下死定了。

幸亏主持打人的大学生立刻制止:“不许打头部。”言下之意是可以打别的部位。后来红卫兵把那男孩轰走,黄万里背部已被打得血肉模糊,留下一条条血痕。连续几天不能躺,只能俯卧。

黄万里1958年被定为右派后就被送到密云水库劳改,与民工同住干打垒的半地窖里,同干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到冬天就饥饿难忍。1960年大饥荒后才从水库撤回,改为负责香山附近一个水文站的测量。他从一个受人尊敬的专业人士变成了政治上的贱民。

1969年,黄万里与清华大部分师生被下放去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这是一个因处于血吸虫疫区而被废弃的劳改场,不少人后来死于血吸虫病,也有不少人死于肝硬化。

黄万里被工宣队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被隔离审查,白天劳动,晚上开批斗会,由于他交代不出自己的“特务罪行”,工宣队对他展开车轮战,时间久了,他身体和精神都顶不住了。最后,被斗得神志恍惚的他,连自己也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居然给大女儿黄且圆写了封信,叫她帮助回忆。

1970年,黄万里在体力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终于不支中暑,在从农田回来的路上昏倒了。这时他顾不上血吸虫,爬进农田旁的水沟里,泡在水中,捡回一命。后来,他的病越来越重,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1971年写下七绝《梦吟绝笔》:“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

1971年,才从江西回到北京。但工宣队觉得“太便宜了他”,仅仅在北京呆了半个月后,又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打扫厕所。

在清华大学三门峡基地,甚至被幼儿园孩子都被教唆来骂他为“大右派”、“大坏蛋”。在打扫厕所、轮番批斗之余。他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下,仍把心思放在如何治理黄河上。

1973年到1976年间,黄万里在被有关领导告知不准进行治黄研究的情况下,写完了《论治理黄河的方略》。

从1957年被毛泽东打成大右派,历经22年半的折磨,1980年2月,黄万里才等到右派“改正”的一天。他是清华右派中倒数第二个被改正的(最后一个是钱伟长)。

80年代上马三峡工程,他一开始就反对,写过好多文章,给每一个总理上书,写他的意见,一直到他写不动还在写,也不管他的右派身份。他说,我只管写,听不听、采纳不采纳是领导人的事。

1998年长江洪水后,黄万里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课上有不足,于是向系里呈上书面申请,列出讲义,要求上课。系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他安排了一堂给研究生班和教师的课。

几十年来,黄万里一直上书,从几任总书记,到几任总理,持久不息。希望得到上层的支持,反败为胜。然而他屡败屡战,最终由一个科学家,变成了一个思想家,变成了一个诗人。

一座大坝;一篇小说;一个右派;一本著作;一生执拗,构成了黄万里一生。有人说: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就是中国水利界的马寅初、陈寅恪。

黄万里三峡工程预言十一种灾难已成真

黄万里撰文指出:(长江三峡)造坝截断沙流,使上游洪水抬高,泛滥频繁;下游停止造地,滩涂侵蚀。所以世界上有些国家已停止修建拦河大坝。例如:

1、巴西把原计划在亚马逊河上修建而未动工的25座水坝全部搁置起来。

2、在马来西亚,全国人民反对修建40亿美元的沙涝越巴昆大坝。

3、在印度,停建了已动工八年的赛伦特大坝。

4、在澳大利亚,取消了富兰克林河上修建塔曼斯尼大坝的计划。

为了发电,拦河筑坝虽能利用水力,但会影响地貌,危害民生。所以人们一般在源头利用水力发电,不致产生显着的害处,或者改用火力或原子能发电。

第二,从经济观点来看,三峡大坝每千瓦的成本既高,工期长达17年;不如考虑改修许多个大中型50至100万千瓦站,陆续修建,5年建成一个,年有所成而回收资金,经济效益更为合算。

第三,从国防观点说,大坝之成无异制造一弱点资敌。若使电厂被毁,则华中工业瘫痪;若使大坝被毁,则两湖三江人民沦为鱼鳖。

在三峡大坝决定修建后,黄万里预言:更多的水中漂游着的悬沙也部分沉积下来,堵塞住重庆港,断绝航道。洪水时抬高水位,壅及上游合川江津一带,淹没较两县更低洼之地,那里人口数十万,可能发生十倍于1983年7月底安康汉水之灾,惨绝人伦。这就是长江干流永不可修高坝的理由。若重来一个81年7月当地的洪水,则只要一次大峰便可成灾。

如今,三峡蓄水后引发的地质灾害,污染,水系失衡等问题犹如钓鱼工程,越滚越多,已被外界称为“世界最大烂尾工程”。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没有答复。

在三峡工程上马的争论过程中,黄万里还曾经说过:将来一定要在奉节的白帝城放四座铁像,三男一女,让他们向长江三峡跪着,向三峡请罪,向长江请罪,向子孙后代请罪。

如今三峡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

清华大学水利系张斗教授曾估计,治理三峡水库水污染还需要花费3,000亿元。三峡总公司曾宣布,还将投入3.82亿元保护珍稀鱼类保护区。一些对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和科学家早就指出,三峡是一个“钓鱼工程”。三峡工程最初向上报一很小数字,到后来不断追加钱,没完没了。

水利专家王维洛说,当三峡工程运行三十年后,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专家也不敢保证重庆港不被泥沙淤积。到那时再想拆除三峡大坝,泥沙淤积量超过40亿吨,长江水无法将那么多泥沙带入大海,而是堵塞中下游河道,迫使河流改道,想拆也不行了。

三峡工程从上马以来三峡周边地区的生态恶化,以及地质灾害频发,三峡工程是祸不是福这点已越来越明显。

(文:唐清清/责任编辑: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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