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了袁莉写的一篇文章“那些和‘防火长城’一起长大的中国年轻人”。文章说，随着中国年轻一代在经过审查的互联网陪伴下长大，“防火长城”的作用开始显现：这一代年轻人大多对审查漠不关心；他们不了解被屏蔽的网站；也没有了解墙外信息的兴趣，即便给了他们免费的翻墙软件，他们也不肯使用，即便使用了，也很少花时间去浏览被屏蔽的外国新闻网站。有学者得出结论道：“我们的发现表明，审查制度在中国是有效的，不仅因为该制度使得敏感信息难以获取，还因为它营造了一种环境，让民众首先不要求获取这些信息。”
这个结论十分令人惊诧：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对这一现像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呢？
我以为解释这一现象并不难。看看今天留学生的情况吧。如今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多达30几万，问起“六四”，很多人都说不清楚。可是怎么会不清楚呢？在信息自由的美国，要找到六四的信息很容易，再加上异议人士年年举行纪念“六四”的活动，讲述“六四”真相，问题是这些留学生们很少来听来看。可见，问题不是他们不知道，而是他们不想知道；而不想知道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多多少少已经知道了。就像胆小的人遇到尸体扭头不看一样，他们不看是因为他们已经看见了。可见，这是回避，是有意识的回避。
为什么要回避？因为不肯面对。因为“六四”太无耻太凶残，一旦面对必然会激发起道德义愤，道德义愤会推着你站出来反抗；如果你害怕风险而不敢站出来反抗，那又势必使自己陷入莫大的耻辱与羞愧。因此，对于那些既不肯站出来反抗又想让良心安宁的人，唯有回避，唯有在无耻凶残的“六四”面前扭过头去——眼不见，心不烦。就像胆小的人不敢看尸体，因为他害怕看了会难受会做恶梦，为了避免难受避免做恶梦，所以他选择不看。这也就是说，很多年轻人之所以选择不去看那些被屏蔽的敏感信息，是因为他们害怕惹麻烦，是因为他们对党国的打压迫害深怀恐惧。
恐惧感当然是来自于迫害，来自于压制。然而，当恐惧感强化到一定程度，当迫害和压制持续到一定程度，人们常常会在自觉的意识层面上忘掉恐惧与压制的存在。人心都有趋利避害的习惯。一旦人们意识到某种思想是被严格禁止的，我们就常常会置之脑后，不再去思考它。既然我们出于恐惧而不再涉入禁区，那么由于我们不再涉入禁区因而也就不再感到恐惧。 “六四”就是突出一例。 “六四”屠杀给国人造成了强烈的恐惧，出于恐惧，多数人不得不远离政治；而一旦远离政治，他们似乎也就不再感到压迫的存在，眼不见心不烦，因此他们就自以为生活得自在而潇洒。这时候，你要是提醒他们说他们实际上生活在恐惧之中，许多人大概还会不承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