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万变皆有因，世事如棋局局新。
土耳其坠落、欧洲右转、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美日欧自建贸易阵营……在错综复杂的棋局里，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正在激荡变化，不同阵营已初现分野。所谓贸易战，不过是这场国际政治势力洗牌的点缀。
二战以降，世界都是以有限的几个阵营进行分割，进而博弈、摩擦、争执、交易。一个月后的一次重大事件，不仅决定美国的国运，也将决定整个世界的新秩序。
这并非夸大其词。今年11月4日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并不仅仅是议员选举，而是美国人投票选择，究竟要走左与右哪条道路。左派道路的代表是民主党，右派道路的代表是共和党。这两条道路代表着不同的政见与主张，对整个世界的国家关系、经济贸易、政治体制、军事体系，甚至是网络与科技，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界是重回东西巨头坐地分肥的镀金时代，还是不惜以残酷的新冷战，甚至是以理性而血腥的热战方式履行终极解决？我们很快会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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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S（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是这场剧变的导火索。
ISIS的一大特征就是善用互联网。“9.11”后伊斯兰极端组织利用网络进行宣传和招募已成惯例，但没有一个像ISIS这样，将社交网络“玩转”得如此极致。极致地使用网络，与他们的另一大特征——极端的残忍相结合，使其在极短时间内便哄传全球，成为现象级的事件。他们枪杀战俘，用小刀慢慢割掉人质的头，把政府军关在铁笼子里浇汽油烧死，然后通过社交网络发布这些血腥照片和视频。是要在敌人内部制造恐慌，恫吓软弱的西方政府，让中东各国畏惧。就像军队屠城以恐吓对手不得顽抗一样。
ISIS最初成功了。“社交媒介恐怖主义”起到了它们预期的作用。残酷处死大批俘虏后，伊拉克政府军望风披靡、一溃千里，ISIS的领地在几个月内扩大了百倍；血腥视频的广泛传播还为他们扩大了影响力，聚集更多“圣战”分子，并诱惑激进的年轻穆斯林加入队伍。独狼恐怖分子在欧美城市制造大规模杀戮事件后，西方政客们循例地表演一番“我们谴责暴力，为死难者祈祷”后继续绥靖，仿佛浑身洋溢着后叶催产素。后叶催产素是一种荷尔蒙，喷一喷能使人立刻变得比你妈妈还善良有爱。这种圣母必备药对恐怖分子有没有用不知道，左翼政客似乎是天天自喷十几次，以致他们从不拒绝穆斯林移民，也不肯加派军力进剿ISIS。
ISIS后来的失败，严格说并非败于欧美军事干预。恰恰相反，它们越是疯狂地杀害美国人质、在美国制造恐怖袭击，当时主政的奥巴马民主党政府就越是拒绝报复、拒绝派遣地面部队打击。奥巴马本人一再重申，对ISIS的策略是“遏制”，而非消灭。“遏制”在美国外交上是一个微妙辞令，最早由另一位民主党总统杜鲁门用在冷战对手苏联身上，意思即承认无力消灭对手，所以只能遏制对手过快的扩张。奥巴马把这个词用在ISIS身上，是想向美国公众承认ISIS将长久地存在下去，民主党政府不会将其消灭。
民主党一贯奉行的“政治正确”中，黑人、少数族裔、LGBT与伊斯兰教都是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使得2016年6月伊斯兰恐怖分子袭击佛罗里达奥兰多LGBT夜总会杀害50人一事显得莫名尴尬。
该案是美国史上最严重的枪击事件，凶手为阿富汗移民奥马尔‧马丁。戏剧性的是，当他闯入夜总会第一次朝人群开枪射击后，他拨通了报警电话，告诉一名“911”接线员：“我宣誓效忠于巴格达迪。”并念完一段伊斯兰教颂词。巴格达迪是“伊斯兰国”头目。说这段话时，他的语气镇静从容。后来，奥巴马授意司法部长删掉这段报警录音的内容。司法部长对外声称：反同性恋偏见与“线上激进化”（为了避免提及伊斯兰教而发明出来的名词）是LGBT夜总会被袭的原因，“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袭击者的真正动机”，因此袭击与伊斯兰教无关。
所谓政治正确，最初是共产国家的术语，指做任何事、一切言行都要符合意识形态和党的规定。20世纪60年代被西方左派拿去，变成一种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禁忌，不准冒犯少数族裔、非基督教徒、LGBT等团体，违者扣上“歧视仇恨”的帽子，打入十八层地狱再加一只脚。白左树立政治正确的牌坊，名义上是保护弱势社群，实际上是借此摧毁西方的保守主义价值观。
可以说，ISIS败于美国民意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来自于两大群体的驱动。一个是另类右翼，他们是活跃在互联网空间的美国年轻人，惯于用P图、吐槽、编段子、“钓鱼”等网络流行的方法调侃主流自由派白左的“政治正确”。在觉醒了“白人种族身份”之后，他们对女权、伊斯兰之类的网络话语霸权就充满了厌恶，而ISIS的伊斯兰恐怖活动越猖獗，就越能给他们网络反讽提供弹药。
另一个是基督徒。他们代表着今日美国最保守的右翼政治势力。自从1954年民主党参议员（后来当了总统）林登‧约翰逊提出并通过了“约翰逊修正案”， 美国的基督教政治势力就被打压。这项修正案规定宗教团体不得参与政治，不得支持或反对公职候选人，否则将丧失免税地位。约翰逊修正案在执行时从不规管伊斯兰和其它宗教，只是针对基督教会，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竭力降低虔信基督教的议员、总统当选的可能性。
60、70年代以降，美国堕胎、同性恋合法化之后，一些基督教右翼领袖甚至在后来指斥“9.11是对美国堕落的天谴”。他们不满共和党在相关议题上跟随民主党，所以在2008、2012两次大选中都拒绝投票给任何一党，导致民主党获胜。
从“五月花”号开始，美国就是一个宗教色彩极重的国家。约翰温‧斯罗普，带领清教徒移民到马萨诸塞州的领袖，就曾在一次报导中将清教徒社区称为“山巅之城”。之后有无数的政治家，包括里根，都将美国比喻为“山巅之城”，是“上帝的国家”。19世纪后半叶，美国基督教受到达尔文主义的冲击，分化出不再将《圣经》目为神圣的“现代派”基督徒，而保守传统的基督教右翼则被媒体抨击为“愚昧落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已经控制了北部大多数城市，而北部基要派在文化影响上失势，逐渐将根据地转移到南部乡村，与三K党一起推动反共主义运动。到了70年代，他们无法忍受民主党要将美国变成一个渎神的国家，于是重出江湖，以福音派为主体，建立了一个包括基要派、五旬节运动、摩门教、罗马天主教在内的基督教右翼大联盟，最后推举秉持相同价值观的罗纳德‧里根成为总统，阻断了民主党的议程。
奥巴马任内强力推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使他们出离了愤怒，因为在圣经里，同性恋行为就是犯罪。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大批残杀基督徒，而奥巴马政府不但拒绝出兵救助，连谴责都懒得做，这也是美国基督教右翼对民主党产生强烈敌意的原因。这一次，他们进行了总动员，呼吁要与魔鬼作战、挽救美国于危难中，号召基督徒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川普）。连清教徒里最消极遁世的阿米绪人都全体投票给特朗普（2004年大选中他们中的大部分只是待在家为小布什祷告），为其在宾夕法尼亚州险胜希拉里立下了汗马功劳。
特朗普的竞选承诺之一就是迅速消灭ISIS。他上台后，彻底废除了奥巴马阻挠前方美军打击ISIS的种种制约，充分授权前线指挥官做临敌决策。将士用命，仅仅几个月，以美军为主导的联军就攻陷ISIS在伊拉克的总部摩苏尔，不到一年就把ISIS全部赶出伊拉克。
“我们和伊拉克安全部队可以不受约束地追捕和瞄准ISIS首脑、瞄准他们的指挥及控制系统”，美国驻伊拉克空军准将布里格安德鲁‧克罗夫特评价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逆转战局：“现在的（华府）领导团队确实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关键，我无法找到更好的领导团队了，他们让军队充分发挥最大的效能。”伊拉克国防发言人拉索尔准将也证实：“我看到联军比以前更快速地帮助伊拉克，似乎得到很多的支持，在奥巴马执政时，我们看不到这些。”
在此意义上，ISIS堪称自掘坟墓：帮助美国人选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克星特朗普。他们匪夷所思的反人类行为拉低了“伊斯兰护道者”左派民主党的民望，推动了美国右翼民意的汹涌爆发，使一半以上的美国选民投票支持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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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美国，包括欧洲在内的左右翼，围绕着ISIS这个核心议题，已经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缠斗。
右翼质疑奥巴马和希拉里纵容伊斯兰极端主义，向IS提供军火；质疑美国的中东盟友沙特、卡塔尔等国暗中支持ISIS；质疑欧美清真寺的阿訇们向穆斯林灌输极端思想，教唆他们从内部攻击西方文明；质疑女权主义一直致力于抹黑西方“男权”社会，却对伊斯兰蔑视女性的传统视而不见。
左翼则非常聪明地利用ISIS炒作出难民的新议题。左媒大肆传播土耳其道安通讯社拍摄的“小男童伏尸海滩”照片，称其为“最揪心画面”、“人间惨剧”，用催泪弹攻势胁迫欧洲各国民众改变态度接收难民，否则就是“毫无良知”、“罔顾人道主义危机”。如此一来，左翼就巧妙地回避了所有诘疑，把“要不要消灭ISIS”的命题偷换成“要不要接收难民”、“要不要人道主义大爱”的命题。在幼童伏尸照片的感人肺腑作用下，答案无疑是必须的。法国愿意认同配额了，匈牙利总理沉默了，连隔着海峡的英国也表示考虑接受难民了，默克尔宣布德国愿意收容所有难民，人数无上限。于是一年内就有一百多万中东难民潮水般涌进德国。
到了这个时候，ISIS再残忍野蛮、在中东杀了多少基督徒和卡菲尔、在欧美发动了再多次恐袭，统统不是问题，需要以怎样的角度和姿势热情欢迎难民才是问题。于是芬兰总理说愿意将自家闲置的一栋住宅提供给难民，白种姑娘们身姿妖娆地举着标语到火车站迎接难民，一对老年夫妇被逐出家门，因为德国政府认为他们的住宅更适合接待难民……
德国的“难民营”环境条件非常好，有些地方是宾馆似的大楼。第一财经曾采访过一个三口之家，住着宽敞的三室一厅，客厅里48寸平板电视机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每月可以获得1500欧元补助金，生活得十分滋润。到了2016年，单身难民每月的零用钱为145欧元，每对夫妇262欧元，每个孩子有85~114欧元；单身难民还享有每月食物补贴219欧元，每对夫妇392欧元，每个孩子135~200欧元不等。这些都是在免费住房、免费煤电气供水供热、家居用品以及教育医疗之外的现金补贴。当这些难民一年后政治庇护获批后，就能与德国公民吃同等的福利待遇。
这些难民是怎样报答热情欢迎他们的欧洲的呢？他们在收容所里实施伊斯兰教法，袭击基督教徒、库尔德人和雅兹迪人难民，男女混居收容所里的女难民都会遭受男难民性侵或被迫卖淫，比如德国巴伐利亚州一间难民营，社工们称“这是慕尼黑最大的妓院”。他们还强奸女清洁工和女义工，跑到街上去性侵穿裙子的女人，更有甚者，他们帮助ISIS向欧洲发动恐怖袭击。2015年丹麦发生多起难民强奸本地女孩事件后，政府为难民开设“穿裙子不代表淫荡”课程。2015年12月31日跨年夜，德国科隆等13个城市发生男难民大规模性侵德国女性事件。2016年1月，一名13岁的俄裔少女在柏林被男难民当街掳走轮奸，事后警方声称该少女是“自愿性交”。同月，瑞典一个自称“15岁”的男难民在收容中心用刀刺死一名女职员。2017年1月，三个留络腮胡子的穆斯林难民闯进一名瑞典女子家里，将其轮奸后在Facebook上进行直播，而瑞典警方轻描淡写地表示，这不是性侵，只是一起“室内虐待”案。
瑞典光在2015年就接收了19万难民，当时是欧洲之冠，结果瑞典国内的强奸案发率多年来一直也蝉联欧洲之冠。2016年12月，一名17岁的阿富汗难民奸杀了一名19岁的德国少女，死者是欧盟高官的女儿，到难民中心当义工。2015年11月，法国巴黎发生导致130人丧生的连环恐怖袭击，7名携带自动步枪、身绑炸弹的凶徒中至少两人是登记在册的叙利亚难民。2016年3月，比利时布鲁塞尔发生连环恐袭案，共造成32人死亡、340人受伤，恐袭核心策划者就是一名为IS效命的叙利亚难民。2016年7月，德国三天内发生了三宗难民袭击事件，一名效忠IS的27岁难民在巴伐利亚州音乐会上当人弹，炸伤12人。2016年12月，一名穆斯林难民驾驶卡车冲向柏林圣诞集市，12人死亡48人受伤……
左翼把这盘棋下得太大，连自己都无法收拾残局。对于社会受到难民和伊斯兰价值观的无情冲击，他们只有一个撒手锏，就是以“政治正确”的名义让人民闭嘴。于是有无数被强奸的女人不愿意报警，因为担心“难民的名声受到影响”。左翼政府还拐弯抹角地用“文化差异”为难民罪犯们开脱。
然而这个锅太大，不是这么容易甩掉。起码从现象上，欧洲难民危机疑似由ISIS与伊斯兰教阿訇们合谋推动。2015年2月，ISIS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向他们在利比亚的据点发动攻击，否则他们会放出夹杂恐怖分子在内的50万名“难民”进入欧洲。2016年11月英国每日邮报报导，穆斯林难民正在企图把德国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方法是大量生育增加人口，用子宫占领德国，以使穆斯林人口终有一天超越非穆斯林人口，到时就可以接管德国并消灭德国的基督教徒。差不多的话也出于伊斯兰国家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口中，他要求在德国和欧洲的土耳其侨民多生孩子，“生三个孩子不够，要生就生五个。”
正如美国右翼以ISIS的崛起为契机强劲回潮一样，欧洲右翼亦以难民潮为契机，获得了二战后最迅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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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形势，跟着美国国内形势作转移。
特朗普上台这两年，是美国左右两派斗得你死我活的两年。左派除了朝野合力炒作“通俄门”企图弹劾总统，甚至还发生过企图枪杀共和党全体议员的丑剧。而特朗普及其右派同僚，则在大法官任命、禁穆令、筑墙、驱逐非法移民、废止约翰逊法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发动贸易战等事项上发动全面进攻，行釜底抽薪之计，“抽干沼泽”，凿空左派根基。
左右派的对垒已经有二三十年没这么激烈了。至少从小布什年代起，共和党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就越变越温和，几乎沦为“民主党二号”。美国当然存在着不少班农这种“极右分子”，近十年茶党也发挥了对共和党左倾的制衡作用，但始终没有契机让右翼强势回潮。一些观察家认为，再这么下去，只需十年八年，共和党便会变成一个温和左翼政党。当然，特朗普的当选彻底扭转了这一消极进程。
20世纪是欧美右翼的悲惨世纪。其实，右翼的噩梦从17世纪就开始了。我们这里说的右翼，与中国的“右派”、“邓右”无关，其源头是中世纪的教会和英法革命时代的保王党。反对天主教会的英国清教徒移民美利坚，大发展了三百年后，受到现代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挑战，也加入保守派行列。这一脉传承，一般称为“保守主义”。美国的民主党原来是保守派，但到了20世纪40、50年代与原来激进主义的共和党乾坤大挪移，互换了角色。
英国的保守党全称为“保守与统一”，俗称“托利党”，就是英国王政复辟时期的托利党、保王派。很多人以为只有法国发生过革命，英国不喜欢革命，从来都是保守主义者。这种看法大谬不然。17世纪克伦威尔领导的宗教战争就是一场大革命，最终砍掉了国王查理一世的头、全面清洗国内保王派。查理二世王政复辟之后，英国革命派分裂为辉格党和托利党，前者要求继续革命，驱逐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查理二世的弟弟），后者要求尊重王权、尊重法治。结果又是革命的辉格党胜利了，执政长达一百多年。
深受马克思赞誉的辉格党，其影响远销美洲大陆，与欧洲1848年无神论革命的思潮合流，在美国诞生了一个叫共和党的革命派政党，与马克思们的“第一国际”携手，掀起“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发动南北战争，推翻了代表保守派的“南方三十万奴隶主的罪恶统治”，颠覆了华盛顿、杰斐逊的贵族精英+宪政/有限民主模式，开启了一种融进步主义、社会主义、以福利收买选票的“全民民主主义”于一体的激进政治模式。日后享誉中国的“斗争哲学”、“发动贫农（黑奴）闹革命”等等创举，早在南北战争当中就已经预演过了。
革命的祖宗辉格党最终过气了，被“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淹没在“进步”的洪流中，由工党所取代。反而俗称托利党、被攻击和边缘化了一二百年的英国保守党延续至今，生命不息。
革命派的共和党击败了南部民主党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发生了两场运动，人民党“改革运动”和“进步运动”，深刻改变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走向。共和党经过进步党分裂后逐步变得相对保守，本来代表了右翼保守派的民主党则排除了南部民主党对总统提名的干预后迅速左转（南部民主党是维护民主党整体保守倾向的基本盘，北方民主党因所在地区的工商业发达，被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影响甚深），最终在小罗斯福执政时期左到与斯大林做了朋友、与苏联结成同盟。从此，美苏建立了雅尔塔分赃体系（签署密约，将外蒙古、中国东北、中东欧诸国悉数出卖给苏联），白左与红左瓜分世界。
民主党在逐步左转的过程中，发现了黑人这个票仓，北方民主党人要求改变保守主义社会价值纲领，争取黑人的选票；但南方民主党人坚决反对，坚持固有的保守主义传统。上述矛盾在194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爆发，总统候选人杜鲁门站在北方民主党人一边，终于促成了大分裂，南方民主党人集体脱党，剩下的北方民主党人就往白左之路一路狂奔不回头。
另一方面，1964年贝利‧高华德被推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创立了保守主义联盟，提出保守主义纲领， 推动共和党接受保守派价值观。尽管他在选战中不敌民主党的林登‧约翰逊，但保守价值观从此被共和党全面接受并成为核心政治纲领。原来受马克思影响的革命派共和党由此变为保守主义政党，并一直延续至今。
世界的格局，早在二战时就定了下来。二战后数十年，总的说来是白左民主党的天下。虽然共和党议员麦卡锡挺身而出，抨击罗斯福政府与苏联勾结的“卖国20年”，在全美掀起反共产主义浪潮、狠挫左倾之风，但当时共和党并未启动向保守主义的价值转换，受麦卡锡之惠击败民主党人当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同样是罗斯福新政的信徒，转过头来与民主党议员一同谴责麦卡锡。艾森豪威尔甚至任命了白左中的战斗机厄尔‧沃伦当最高法院大法官，作出了一系列左倾判例，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左转。
50年代的民权运动……60、70年代的反战运动……街头骚乱……火烧底特律……枪杀白人警察……嬉皮士运动……“要做爱要吸毒不要打仗”……胡士托音乐节……赴河内为北越劳军唾骂美军战俘的珍‧芳达……以反美为时尚的文化界影视圈……直到80年代，左翼的汹涌澎湃才总算消停了下来：那时终于出了个真正的右翼总统罗纳德‧里根。
二战的胜利，本身就是左翼的胜利。
纳粹德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等轴心国签署了一个政治条约《反共产国际协定》，曾经结成了右翼同盟。后来许多学者老在法西斯、纳粹究竟是左是右的问题上缠夹不清，尤其是自以为右翼的自由派如刘军宁，提出了“纳粹与希特勒不是极右是极左”，企图为右翼辩护，实则凸显了中国式书本知识分子对历史政治的无知。事实上，不能拿着“集体主义”、“个人自由”这些理论的条条框框去判别上世纪30年代的左右之辨。
世界上只有左派存在共同的集体纲领（□□党宣言）、统一的组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国际），右派从来没有世界性的宣言和组织，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因为右翼—保守主义是在各国政治传统中自然生发出来的，就像酒糟必然会酿成酒。正所谓“天然的守旧思想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倾向”，人类天然就对激进的改变抱有怀疑和不信任，天然就在熟悉的事物和环境中获得安全感。保守主义是既成事实，代表着人民对土地、家庭、团体、传统、国家的爱，仿佛自然法一样天经地义，本身并不需要理论的定义。
然而，左翼美国从本质上是反美的，这就使得它们的胜利事实上是违背美国利益的。这叫“左派的自反原理”。什么是左派的自反？种族上他们是白人，但他们从心底里期盼着黑人等少数族裔翻身做主人，把白人踩到脚底下。社会阶层上他们属于精英和富人，却整天要求政策“劫富济贫”，结果富人反而更富，穷人更穷，还牺牲了整个勤奋工作的中产阶级。信仰上他们的父辈是天主教徒、新教徒，但他们却欢迎对基督教怀有千年仇恨的穆斯林带着极端教义鲸吞欧洲、蚕食美国。
越战就是典型的自反案例。在苏联支持下北越进攻南越，美军既然为了保护盟友参战，本应竭尽全力打赢这场战争，阻止极左武装集团对东南亚的侵略，但美国左翼却反过来以美国的军事失败为目的。左派媒体天天报导美军和南越政府“侵犯人权”、造成“人道灾难”，左派肯尼迪政府支持政变杀害南越吴廷琰总统，左派流氓天天上街反战，左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就是厄尔‧沃伦）不顾军事失败和己方人员大批死亡，裁决《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军方机密文件为合法，左派国会和左派政府都在舆论支持下要求撤离越南。于是，美军撤退了，留下南越的烂摊子没两年就被北越“统一”了。百万南越人民不愿在北越政权下生活，变卖家产换黄金给蛇头，乘坐渔船“投奔怒海”，为香港和美国制造了绵延多年的难民危机。
太阳底下无新事。2010年左倾总统奥巴马下令从伊拉克撤军，直接造成了一大帮伊斯兰恐怖组织群魔乱舞，最极端的ISIS从中崛起，占领了大片伊拉克领土并蔓延到叙利亚。正是ISIS的荼毒使中东几乎沦为越南和柬埔寨的翻版，大批难民以土耳其为跳板逃亡欧洲。叙利亚难民危机比越南难民强烈千万倍，乃因穆斯林难民从意识形态上仇视西方。与亲美的南越难民截然不同，所以左翼不欢迎南越难民，却对穆斯林难民张开怀抱，请它们来对西方社会基础进行最彻底的破坏。
左派没有祖国。
左派与“国有难、回必乱”的伊斯兰教徒们一样，也是教在国先，有教无国。《共产党宣言》里开宗明义说：工人没有祖国（恩格斯的继承者倍倍尔、伯恩斯坦、考茨基从1900年就反对八国联军进攻清国，一战也强烈反战）。左派的宗教就是共产主义及其革命理论。经过60年代“新左派”的粉饰，这套理论成功地由民权、女权、同性恋者权利、气候变暖、普世价值、全球化进程等金漆招牌重新包装，让左翼看起来仿佛改换了门庭。其实它们的终极目标丝毫没变，依旧是“砸碎枷锁”、“解放全人类”。所不同者，以前用革命的手段解放，现在用全球化来解放；以前用暴力“砸碎枷锁”，现在用逆向种族歧视、逆向宗教歧视来合法地将整个西方价值观全部砸碎。
要而言之，左翼在20世纪发动了三次大进攻。第一次是20年代到40年代，为欧美政经、文化、学术等精英领域奠定了左倾格调；第二次是70、60年代，反战嬉皮士； 第三次是克林顿和奥巴马。奥巴马将穆斯林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教法引入美国，而欧洲诸国也几成欧罗巴斯坦。ISIS的出现，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但左右两派都抓住了这个偶然—必然之机，展开大搏斗。
对于左翼而言，这只不过是它们一两百年来连绵不绝攻势中的一环。对于右翼而言，这却有可能是最后一搏。因为50年代民权运动增加黑人选票、六七十年代大量吸纳拉美人口，虽然冲击了共和党，但毕竟不是宗教信仰的敌人。但信奉伊斯兰教法的穆斯林们大批羼入，却是真正致命的。伊斯兰教根本不允许改信，千年以来也没有向文明演进，20世纪奥斯曼帝国灭亡以后，反而在沙特酋长们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原教旨——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对抗性、排他性及战斗性。
右翼没在60、70年代的左翼总攻中失败，也许算是一个神迹。越战的失败，令美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下。人心惶惶，经济滑坡，失业率高企，左派挑起的种族暴力冲突无日无之，另一方面则是苏联国力与日俱增，其世界性扩张无法遏止，骎骎然有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之势。眼看美国从肉体到精神将走向全面败落，保守派终于在绝地中吹响了反攻的号角。
左翼在大福利社会、对苏联的屈膝献媚、道德瓦解和过度平权方面太过激进，尤其是阿以战争后左翼学生坚决反对以色列，引起了许多原先属于泛左翼的自由派犹太知识分子的不满。这些知识分子基本都是犹太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弟子，将“犹太—基督教传统”奉为圭臬，他们孜孜不倦地展开了与左翼和自由主义的理论缠斗，在最高学府的前线守住了保守派的阵地。后来艾伦‧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就是论战中产生的名著。他们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主要信奉两条政治哲学：一、自由民主与专制水火不容，民主阵营应坚决反对暴政；二、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他们强调美国的新罗马属性，指出必须用战争等激烈手段对抗邪恶暴政。在里根和小布什任内，新保守主义者纷纷进入内阁，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主导者，从格林纳达战争、星球大战计划到“9.11”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无不出自他们的手笔。
比新保守主义这些原自由左翼的“投诚者”更猛烈的反攻来自于基督徒。
美国基督教真正的“觉醒”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基要派基督徒就成为议员麦卡锡的“反□十字军”的中流砥柱。基要派反□组织“基督教圣战”的创始人比利‧哈吉斯牧师、“美国基督教会协会”的创始人卡尔‧麦金太尔成为了麦卡锡的智囊，有些演讲稿都是他俩起草的。在他们看来，□□主义不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潮，更像是一个与基督教对立的“邪教”，是全球福音传播的障碍，是魔鬼的阴谋，必须加以阻止。
1976年，基要派布道家杰瑞‧法威尔发起一系列“我爱美国”集会，拒绝“政教分离”原则，热切地将传教活动与右翼政治价值观结合起来。以道德高洁的基督徒形象争取宗教右翼选票的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当上总统后，却不推行右翼价值观，反而全面倒向左翼。法威尔失望之余，在1979年成立了“道德多数派”组织，力图通过挫败民主党的激进社会议程，将处在“道德崩溃边缘”的美国挽救回来，以圣经重塑美国的道德体系。
在成立的第一年内，“道德多数”就拥有40万成员，预算资金高达150万美元。与此同时，帕特‧罗伯森创建的“耶稣的华盛顿”组织周日祈祷，吸引了20万福音派人士参加。除了发动追随者投票给推荐的候选人以外，右翼组织还派人出席共和党大会，甚至亲自出面参加竞选。1979年，罗伯森和法威尔等人经过与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举行了多番会谈，确定里根为他们的最佳人选。
谋求连任的卡特却被法威尔当头一击，直接打败。卡特说，“那个秋天（1980），由杰瑞‧法威尔领导的一个小组在南方的广播和电视上购买了1000万美元的商业广告，让我成为南方的叛徒，不再是基督徒。” “基督教之声”的策略专家科内尔‧多那扬言：“1976年，基督徒帮助杰米‧卡特以微弱优势获胜。在1980年，我们将使形势逆转。”
“基督教之声”和“道德多数”发动了二百万名福音信徒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在新教徒当中，里根获得56%的支持，而竞选连任的卡特获得的支持只有34%。在里根多获得的10%选票中，三分之二来自这些白人福音派信徒。右翼组织还在加利福利亚和阿拉巴马为教徒提供投票指南，帮助共和党人成功竞选国会议员。
从此，以基要派、福音派为首的白人基督徒右翼便与共和党结成联盟，参与共和党大会，选择共和党候选人，并深度影响共和党的政治议程。共和党在里根时代坚定的反共、反堕胎、反女权、反同性恋等立场，均源于基督徒右翼的敦促。
第三波对左翼的反攻来自于文艺界中的保守主义者。文艺领域中对公众具有最广泛而直接影响的非影视莫属，所以共产国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对全世界电影行业进行渗透，包括欧陆诸国，靠着所谓的“先锋艺术”、“蒙太奇电影”（《战舰波将金号》）的鼓吹，实现意识形态（“革命”）的植入。
针对美国好莱坞，共产国际的渗透更是无孔不入。列宁的好朋友威利‧闵岑伯格受托进入美国，专事缔造红色好莱坞。在他的努力下，不但赤化了当时的美国影坛，还将大批电影名流的子女送到莫斯科大学英美学院学习，赤化好莱坞的第二代第三代。麦卡锡议员曾经将清算的矛头指向好莱坞，时任演员工会主席的罗纳德‧里根、华特‧迪士尼都曾出席国会听证会，揭发美共成员。作家兼编剧海明威、演员兼导演卓别林都被打为苏联间谍，人尽皆知。被译介过来，所谓“脍炙人口”的经典电影，多半是左翼电影，如《正午》、《北非谍影》、《十二怒汉》之类。
美国有史以来唯一一部将右翼政治理念以史诗形式展现的电影是大卫‧格里菲斯导演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它颠覆了南北战争的主流叙事，揭露早期共和党指使流氓黑人烧杀抢掠，歌颂三K党保护了南方人民的身家性命，将选举秩序恢复正常，这才有了一个在战争废墟中新生的美国。这部电影诞生后不久，好莱坞即被赤化，真正的右翼电影举步维艰。
即便如此，右翼倾向的电影还是在美国和世界影坛上大放异彩。硬汉派电影全都是右翼倾向，因为左派反感个人英雄主义，偶尔塑造类似角色也不伦不类。西部片里只身抗暴的独行侠们，如约翰‧韦恩、加里‧库珀，都是保守主义者，韦恩长期的激烈反□言行招致斯大林下令对其暗杀，后来赫鲁晓夫亲自撤销了刺杀令。以镖客三部曲重塑新派西部片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也是保守主义者，至少担任过两届共和党大会嘉宾，2012年为罗姆尼站台时更曾一时兴起，让人搬来一把空椅子，当作奥巴马加以痛骂，语惊四座。2008年他自导自演的《老爷车》里，一个看不惯亚裔吵吵闹闹生活习惯的老年白种男人，最后为遭强奸的亚裔女孩报仇，死在黑帮枪下，是破除逆向种族歧视的经典之作。
近半个世纪以来，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的洛奇（Rocky）系列和兰博（Rambo）系列，堪称影响力最大的右翼电影作品。当时，70年代的美国处于越战失败后遗症中不能自拔，国际形势上处于守势，被苏联压着打，国内失业率和通胀严重，再加上石油危机，美国进入大萧条以来最艰难的时代。左翼电影普遍从选材和表现手法上都刻意阴暗化、混乱化、肮脏化（参见罗伯特‧迪尼罗《出租车司机》），更使民众的意识和心灵蒙上了厚厚的阴霾。洛奇第一部同样是在灰暗的色调中开始叙事，演绎了一个典型的美国梦故事，小混混白人拳手抓住机遇险些将黑人拳王（暗喻拳王阿里）击败，强调奋斗就会成功。
兰博系列则可以代表整个里根时代的美国精神。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1981年，史泰龙开拍电影《第一滴血》。同名小说原本是部反战小说，把主角Rambo塑造为一个残忍的疯子。但史泰龙亲自操刀，将剧本变成“反反战”电影。
越战特种部队退役军人Rambo回到美国，步行穿过一个小镇时受到警长侮辱并以“流浪罪”逮捕，在警局里他不堪虐待爆发，打伤警察夺取摩托车逃入山林。受伤警察企图利用追捕过程杀死Rambo报仇，却被其反杀。警长调来了国民警卫军，将兰博赶入废矿坑再用肩托式火箭弹轰炸，以为已将其炸死时，Rambo以卓越的求生技能穿过黑暗矿道，夺取了一辆军车，手持M60重机枪单枪匹马杀回小镇，炸毁了加油站和野外用品店，将屋顶埋伏的警长乱枪打成重伤。原上司崔普曼上校现身劝他投降，说战争已经结束。兰博终于打破沉默，愤怒地控诉社会对越南老兵不公：没有结束！没有！这场仗本不属于我，是你要求我参战，我拼了命要去打赢这场仗，但偏偏有人不让我们打赢。我们为这个国家出生入死，回国后却看到机场挤满了蛆虫们，抗议、吐痰，叫我婴儿杀手和各种卑鄙的话！
影片中，兰博代表着所有的热爱美国者、所有出生入死的退伍美军、所有战死的英灵，向煽动反战示威、出卖军人和越南的民主党，以及小半个被煽动起来的“蛆虫美国”迸射出愤懑和怒火。沉痛悲怆的片尾曲 It’s a long road奏响，兰博在上校陪同下昂然步出警局，仿佛一位凯旋的英雄。
左右翼对《第一滴血I》的评价是严重分裂的。左翼认为该片“歪曲了对越战的评价”，而右翼则认为这是伟大的经典之作。30年后在youtube上只有一个定格画面的It’ a long road单曲视频仍然有368万多的点击、1万多赞。
如果说《第一滴血I》是对民主党卡特时代以及美国不再伟大的整个70年代的控诉，那么《第一滴血II》就是对共和党里根的80年代的热情点赞。这正是美国右翼的一次回潮。服刑中的兰博接受了上校安排的新任务，空降潜入越南，拍摄战俘营里的美军俘虏。殊不料，只身闯虎穴的兰博被政府官僚（暗指民主党人）出卖，落入越共军队之手，惨遭酷刑。越南地下抵抗组织少女Co Bao将其救出却不幸牺牲后，满腔怒火的兰博爆发了，头缠布条，持重机枪，挎子弹带，握锯齿刀，一个人单挑越共军事基地，然后开直升机怼落苏联空军，带着一营美军战俘飞回泰国。最后兰博闯入美军基地的指挥中心，将出卖他的负责人按在桌子上，一刀插在他耳边，怒吼道：“你知道还有很多人（美军战俘）在那里（越南），找到他们，不然我会来找你！” 最终，兰博向上校表达了他的愿望：“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像我们爱他一样爱着我们。”
而里根总统则对兰博这个角色赞誉有加。1985年7月贝鲁特人质危机结束后，里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昨晚看完Rambo II之后，我知道下次遇到危机和挑战时应该怎么做了。”里根经常将《第一滴血第二集》视为其国内外政策的典范。在另一次劳动节演讲中，里根表示他将“本着兰博精神”清理联邦税制。
史泰龙的电影甚至比里根自己对重塑美国的大国形象、激发人民的自信心态起了更大的作用。在《第一滴血第二集》和《洛奇第四集》（洛奇英勇击败了苏联拳手）上映时，电影院的观众齐声高呼“USA！USA！”兰博这个角色成为了里根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和军队的标志。某种程度，兰博也预言了苏联的衰落——《第一滴血第三集》（剧情是Rambo代表美国政府帮助阿富汗游击队消灭了一个苏军基地）上映后一年，苏联被迫从阿富汗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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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局看似纷繁复杂，真看懂了却无比简单。二战以后，所有自由阵营国家都远眺着华盛顿的方向标，白宫换了个左翼总统，就集体左转，白宫换了右翼主人，就向右看齐。在这过程中，与非自由阵营的媾和、摩擦、对立，都由左右方向所决定。套句物理学定律，这叫“强美国作用”，比E = mc²公式还简单。
二战以降，欧洲各国处在左翼不断发动攻势、企图一劳永逸地消灭或转化右翼势力的过程。德国、法国，左翼政党长期执政，德国是共产党的发源地，社民党（恩格斯和考茨基的党）是魏玛时代的执政党，二战后60年代到80年代连续执政16年，而法国的戴高乐就是左翼分子。北欧三国奉行社会主义，社民党连续执政六七十年，意大利天主教势力根深蒂固，但在90年代以后也左翼化。
孤悬海外的英国，也逃不过左翼当道的命运。早在1924年，苏共政治局成员、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曾致信英国共产党，要求不惜一切支持工党赢得大选上台执政。二战期间，保守党与工党合组战时联合政府，首相丘吉尔的注意力集中于海外和军事，国内事务由工党副首相艾德礼主持。工党趁此机会大肆宣扬福利主义、社会保障体系、企业国有化，并声称社会主义在英国不是乌托邦，很快就能实现。1945年，工党靠着这套模仿苏联计划经济的政纲“贿赂”选民赢得大选，丘吉尔和保守党黯然下台。1947年，工党宣布英国正式成为全球第一个福利国家。从此，高福利+高税收+国有化一直是工党的致命大杀器。其它国家亦步亦趋，福利主义和用高福利买选票的左翼政党便在欧洲大行其道。
由于有美国的保护，欧洲自由国家可以大幅降低军费支出，执政的左翼政党有更多的钱可以大搞福利社会。例如，瑞典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由1950年的3%上升到1981年的12%。葡萄牙1974年革命前，政府支出在GDP占比20%，主要花费于军事和基建；革命后，社会福利一举将政府支出推高至GDP的46%。但高福利无异于一种毒品，民众普遍变成吃福利的懒人后，便瘾入骨髓，再也无法回头了。
20世纪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爆发，欧洲原油供应紧缩，经济发展裹足不前，各国没钱了，于是进入了“福利国家危机”。瑞典的社民党试图压低福利、削减赤字预算，却导致大选失利，结束了连续44年的执政党地位。胜选的中央党政府迫于财政困难，不得不提出了紧缩开支、削减福利，遭到民众强烈抗议也无奈下台。于是各派政党为讨好选民，只能不断提高福利水平，造成“福利超载”，国家靠借钱度日。
福利主义横行的同时，另一波左翼浪潮——欧洲一体化亦开始泛滥。
欧洲一体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美国的民主党。1947年3月，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富布赖特、托马斯，众议员博格斯等在国会提出决议案：“国会赞同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1950年后接棒的就是法国、德国这两个左翼政党执政的国家。欧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左翼组织，其理念是先将欧洲一体化，再进而将全球推向一体化，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超级乌托邦理念。
欧盟的理论推手当数法兰克福学派和其它“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如哈贝马斯、安东尼‧吉登斯等人。他们声称，欧盟正在实践“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最近，当欧盟面临脱欧风暴时，哈贝马斯公开说，绝不能允许欧洲这个“文明社会的项目”失败，全球共同体很有必要，“如果欧洲项目失败，多久能回到现状的水平就是个问题。还记得1848年的德国革命：革命失败后，我们花了100年时间重新达到与革命时期同样的民主水平。”撇开“民主”之类的修饰词，这是明明白白地将欧盟的性质与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与的“1848年革命”等同起来，其对左翼的重要可想而知。
法兰克福学派对欧美左翼最大的贡献是从理论上开启了“反文化”运动，用激进女权主义、LGBT、毒品、暴力犯罪、性革命、迷幻摇滚等形式将文化马克思变成叛逆思潮，让年轻人气势磅礴地站起来反对四五十年代父辈的价值观，包括反冷战、反越战、反基督教、反种族隔离……
左翼极力推动的的欧洲一体化项目，四十年间经历了三次挫折。最重大的冲击来自于英国右翼领袖撒切尔夫人，她坚决反对欧洲统一货币，认为欧盟是“社会福利政策的试验品”，建立欧元区“可能是当代最愚蠢的举动”。正如梅丽史翠普主演的电影《铁娘子》里描绘的那样，她在布鲁塞尔一个人单挑整个欧共体，“在一群满脸怒容、纷纷用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口音兴师问罪的欧洲领导人中，英国女首相显得处境极其孤立。”但她毫不退缩，痛斥那些左派官僚：你们妄图建立的乌托邦式超级国家将是一个由德国主宰的、为经济危机所累的“巴别塔”。
为什么至今欧盟区都在用欧元结算，但英国还在用英镑？
撒切尔夫人当初一直无法容忍英镑要用欧元结算。在以首相身份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中，撒切尔夫人指出放弃财政主权的危险，“我们将要拥有一种我们根本无法控制、连利率都不能由自己来决定的统一货币吗？”下台后，撒切尔夫人仍孜孜不倦地告诫英国民众：“英镑加入欧元体系是出卖英国的主权”、“英国放弃自己的货币永远都是个错误”，“我认为，不管是从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发展方面来看，单一货币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什么时候失败、失败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现在还不清楚。”
正因为坚决抵制欧元区， 撒切尔于1990年被保守党同僚出卖暗算。亲欧派没办法在选举和公开辩论中打败撒切尔夫人，于是由保守党叛徒挑事，副首相退出内阁，然后以此为借口党内逼宫，再联手工党在国会对她发起不信任案。撒切尔夫人无奈黯然下台（小说版《纸牌屋》对此有真实记录）。而美国辉煌的里根时代也在两年前宣告结束。无能的老布什总统捱过了一个任期，左翼民主党终于重登大宝。克林顿上任，欧洲左翼闻歌起舞，松散的欧共体也迅即签约生效变成了强有力的欧盟，欧洲货币管理局、欧洲央行宣告成立。1999年欧元开始运作，欧元区覆盖欧洲多国。十年之后，欧债危机爆发，十八年之后，英国脱欧。撒切尔夫人的警告可谓高瞻远瞩。
1979年撒切尔出任首相时，接手了一个烂摊子，一个“无法管理的国家”。英国已被工党长期实行的福利制度瘫痪。产业的国营程度接近东德，缺乏活力。英国经济陷入严重滞胀，收入税高达83%，GDP增长率不足2%，通货膨胀率则有22%，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受纵容的工会还在罢工，要求制定保护条款、要求加薪，使通胀愈演愈烈。
上任第二天，撒切尔夫人就派出骑警冲击街头的示威群氓、手挥大棒赶走罢工的利物浦矿工，一夜间打懵了一百多年来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英国工会。镇压了工会后，撒切尔夫人马上推出全新的预算案：大规模减税、大规模减少公共开支、大规模出售国企、大规模出售公租房，同时将“国企”全盘“民营化”。反对改革的内阁成员被她无情撤换，其果断甚至超过今天的特朗普。在保守党大会上，她训斥党内的温和派（建制派）是“爬不动的螃蟹”。不甘心失败的工会发起了1980年和1984年大罢工，左翼组织也在城市里发动骚乱，悉数被其铁腕镇压。
她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战后英国再次崛起。产业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激活了经济的一潭死水；削弱工会，降低了解雇成本；削减福利和政府开支、降低税收（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33%减到25%，最高税率从83%减少到40%），重建了英国的中产阶层；采取稳健的金融政策，让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整个80年代，英国GDP增速达5%，通胀率则下降到4%，普通居民持有大企业股票的比例从7%上升到20%……一部纪录片里如此形容撒切尔时代的英国：“人民富有了：买房子，消费，跳舞唱歌喝酒。”BBC则用一句话赞扬铁娘子的功绩：“撒切尔夫人挽救了英国经济。”
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与大不列颠差不多同时启动了右翼改革。1981年，里根总统提出著名的“经济复兴计划”，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同时减少货币供给，扩展自由贸易，以此政策组合全面取代自罗斯福新政时代以来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该复苏计划以大幅度减税为核心，个人所得税率由原来的70%削减为50%，1986年后降到28%；资本利得税从28%降到20%，企业所得税率从46%降到33%，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减税。
里根的减税政策犹如魔法。祛除了社会主义蛊毒之后，美国漫长的萧条期终于结束了，黄金盛世开启了。从1982年到1999年是美国经济的超级扩张期，被称为“20世纪最持久的繁荣阶段”。实际上经济的强劲增长直到2007年才告结束，整整延续了25年之久。这1/4世纪里，美国创造出的财富远超过前两百年的总和，经济总规模比70年代后期翻了两番，在经济史上绝无仅有。
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反共、反苏问题上同样有着高度一致的共识。撒切尔夫人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后，就严厉批评西方国家对苏联的缓和政策。里根入主白宫后，就立即制定了对抗苏联的战略。在英美两大保守派的主导下，西方国家不再与70年代一样处于哼哼唧唧的守势和劣势，而是积极从价值观宣传、经济封锁、军备竞赛等多领域全方位对苏联发动进攻。
里根在演讲中怒斥苏联是“邪恶帝国”，可谓前所未有之举。而1981年对苏联展开经济制裁，数年后晋级为经济战——说服多个国家提高石油产量，导致油价大跌，使苏联经济损失数百亿美元，亦可谓今天特朗普贸易战的先声。
1983年的北约峰会上，撒切尔夫人大力支持里根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换取与苏联互相废核。她先在苏联人面前扮演“中间人”，让苏联谈判解决欧洲导弹对峙的局面，又在里根面前扮演“先知者”，告诉他“戈尔巴乔夫是个可以合作的人”。1987年12月8日，苏联和美国签署了《美苏关于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条约》。这个条约拔掉了苏联武装的牙齿，为瓦解苏联及其卫星国奠定了基础。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
这两位“政治上的灵魂伴侣”，还拉上了罗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等人结盟，共同构筑保守主义战线，坚决对抗共产主义。撒切尔夫人还牵头成立了包括西德、奥地利、葡萄牙、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等三十多个国家、四十多个保守主义和基督教政党在内的欧洲民主联盟，即保守党国际，以与主张高福利、混合经济体制、依靠国家计划调节经济的社会党国际相抗衡。
对国际共运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有个“社民党国际”，就是由恩格斯、考茨基、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把持的第二国际，那这个“社会党国际”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社会党国际由英国工党发起，1951年于西德法兰克福成立，总部设在伦敦，是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 。它的英文名称Socialist International（社会主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正式名称完全一样。
一战爆发后，第二国际里的各国政党为了工人应该保卫祖国还是应该继续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而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暂停活动。列宁听闻兴奋得手舞足蹈，连忙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利用“十月革命”的既成事实，大造声势一举夺得左翼的“正统”地位。二战期间，斯大林为了让美英反苏右翼在军援问题上无话可说，主动停止了第三国际的活动。二战之后，英国工党（前身费边社，列宁的好基友）与德国社民党（老牌社会主义政党，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李卜克内西等人的政党）便合谋重建第二国际。这个1951年版的“社会党国际”，就是八十年前恩格斯的第二国际的再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汲取了30年代大萧条的教训，认为大萧条造成的失业及贫穷问题为极端意识形态提供了支持，失业贫穷问题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土壤，尤其造就了魏玛共和的崩溃和纳粹德国的崛起。以美国民主党政府、英国工党政府为首，连同西欧、北欧多国形成了战后共识，即“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标榜国家资本管制、全民就业和福利国家，成为了欧洲民主不能分割的一部分。欧洲乃至全球自由国家，由此被拉入高福利陷阱。
这些高福利国家的底层，便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在凯恩斯经济学方法论里，增加货币供给=需求增加、经济增长、失业减少、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减少货币供给=需求减少、经济停滞、失业增加、物价下跌、通货紧缩。
所以，采取“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的治国理念就是，不断增加政府开支，不停大基建，日以继夜地开动央行的印钞机，无限银根宽松。用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术语，就是“量化宽松政策”、“积极货币政策”、“四万亿”……这种被“马歇尔计划”、“战后重建”等大基建项目刺激起来的泡沫经济，在70年代受到苏联的军事挑战，再加上高油价的压力，就像个吹成一平方英尺的避孕套一样，砰然爆破。
撒切尔与里根共塑的世界“大右转”，造就了二战后欧洲第一次右翼政党回潮，也摧毁了这种“战后共识”。
然而，对于在危难之秋挽救了美国和欧洲还消灭了苏联帝国的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并不像人们所想的，全世界都把他们看作伟大的偶像。在泛左翼看来，他们是福利制度的邪恶破坏者。撒切尔夫人被保守党同志出卖、黯然下台的那一天，英国下议院外面聚集了大批人群载歌载舞，高唱《叮当！巫婆死了》。里根第二个任期的中期选举，美国左翼揪住所谓的“伊朗门”大肆炒作，重夺议会控制权，将里根政府变成“跛脚鸭”政府，如同今天民主党企图炒作“通俄门”败坏特朗普的任期。
里根去世后，左翼列举了他的12条“罪状”——加剧贫困、险些引发核战、减税济富、压制工会、引发中美洲血战、支持南非种族政权、摧毁发展中国家经济等等，声称这是里根“对美国和世界所犯下的罪恶”。左媒发表的文章认为：“罗纳德‧里根造成并加剧了经济和种族的分裂，留下一个更加卑劣和危险的美国及世界。” 比尔‧克林顿，这个喜欢拉开裤链的瘾君子，从无能的老布什手上夺回民主党丢失了十二年的总统宝座后，立刻重回高福利和增税的“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老路。靠着里根打下的经济繁荣底子，夸夸其谈的格林斯潘配合着“货币宽松”、流水般大印美元，再次吹出一个越来越大的经济泡沫。他们把这个泡沫时代称为“克林顿繁荣”。（待续）
──转自《新世纪网站》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