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陕西延安日报社一片混乱，不仅忙着删除一则报导，而且竭力要追回当日发行的《延安日报》。原来在当日头版头条的“延安5·23音乐节盛大开幕”报导中出现了众多错误：陕西省常委、延安市委书记徐新荣在致辞时称，正是在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冼星海等艺术家才创作出了如《黄河大合唱》这般“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另一个致辞的教育部艺术委员会秘书长曹瑛的发言稿则更为搞笑，也点出了徐新荣出丑的原因：“77年前，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80年前，慷慨激昂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
原来，《黄河大合唱》是1939年创作的，而毛的讲话则是在1942年。两个中共官员在捧臭脚的时候，却不小心让毛穿越了三年，去指导冼星海等人。这难道不是咄咄怪事？虽然极有可能是秘书们的漫不经心让两个官员丢了脸，但他们又何尝不是漫不经心？或者说根本就不把中共的党史放在心上。这样的中共官员在八千万党员中绝对不是少数。
两个官员在出丑后是否会被中共处理，并不值得关心，笔者倒觉得在中共一再推动红色旅游的大背景下，应该说说被中共洗脑后，对所谓“红色圣地”延安顶礼膜拜的中国人不知道的发生在那里的一些事情。
中共在1935年北上逃跑，最终在陕北落脚后，就将延安当成了其盘踞的根据地，直到1949年窃取政权后进入北京。在延安的十三年中，中共是七分发展，两分打国民党，一分抗日，留下了很多不光彩的印记。
一、毛利用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为文革做预演。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2000年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撰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和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所撰写的《党史笔记》已然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简单来说，就是在毛1942年发表若干讲话后，中共开始了在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各解放区的整风运动，即审查干部作风。
在这场运动中，毛是极尽其所能，甚至采用了一些流氓手法，比如公然篡改党史，将有碍自己形象的如吹捧“蒋委员长”的文字删除；不顾政治道德的“引蛇出洞”；使用流氓语言，批判其他中共留过苏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称他们是“连猪都不如的蠢货”。
而在运动中，中共还采用了欺骗恐吓、诈骗口供和酷刑折磨、刑讯逼供等手段，使不少人屈打成招。据说，当时偌大的延安城，晚上听不到一点声音，完全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通过整风运动，与毛持有异见的人如张闻天、王明等，均遭到了清洗，毛初步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当时的延安就响起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吹捧毛的《东方红》也是那时改编的。
此外，整风运动中还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错杀了至今尚无确切统计数字的无辜者。后来逃亡苏联的王明在其《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就指延安的整风运动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习”。不过，二者不同的是，文革是处在毫无外患内忧的和平时期，而延安的整风则是处在全民抗战、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中共之所以在国难当头之时，胆敢如此整风整人，大兴冤狱，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因为它不抗战、假抗战所致。
也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和中共还为以后控制国家、控制干部和控制人民积累了龌龊的经验，如控制传媒、箝制民众的思想；控制干部，使之服从领袖；建构完整的政治运动模式，像“引蛇出洞”、“另起炉灶”、采取激烈手段在达到目的后道歉等。上述种种手段和经验，在中共其后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中得以不断运用，甚至登峰造极。
二、中共在延安种鸦片，并通过毒贩卖给国统区，戕害中国人。
中共为了获取资金，丧尽天良在延安秘密种植鸦片，中共宣传的所谓“大生产运动”和中国人熟知的那曲“花篮里花儿香”，其实说的就是种鸦片。而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任弼时，在当时任鸦片专员；那个被毛说成其死“重于泰山”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也是死于烧制鸦片。
关于这段历史，苏联和台湾的秘密档案均有记载。而5月2日，海外明慧网的一篇题为“老伯终生保密的故事”更披露了一个不见于史书、但却令人震撼的真相，那就是七十多年前为中共效力、帮助延安贩卖鸦片的所有毒贩，在中共窃取政权后，全部被秘密处死。这位老伯是一个地区贩烟土的负责人。他所谓的“特殊任务”就是把延安转来的烟土批发给毒贩贩卖，赚取银元，用于招兵买马。
三、中共的特权制度始于延安，当时的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等”。
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各级掌握权力的官员们，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在现有条件下，获取物质上的享受，而这样的特供制度伴随着中共进驻北京更加变本加厉，直到现在已完全超过了普通人的想像。
当时毕业于北大、受到中共宣传吸引的王实味，来到延安后，发现了许多与宣传不一致的地方，并写下了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的一组杂文《野百合花》。在文章中，他除了批评“革命圣地”缺乏人际之间的温暖外，还直言不讳地批评等级制度：“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捕耗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
他感叹道，一方面是病人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
王实味披露的应该是中共最早的特供制度。据说，当时延安有严格的等级供给制，其中小灶仅面向部长级别及以上的官员或十年以上党龄者。
另据大陆《南方周末》2014年4月23日的《萧军不满延安等级制度致信毛泽东》一文，在延安工作生活一年多的作家萧军，经过亲身的体会与观察，对延安的一些现象，产生了很多愤慨与不满。例如，严格的等级制，导致了革命者之间生活水平的极大差异：普通作家每天的伙食很差，总吃小米粥、窝窝头，营养不足且吃不饱；机关总务人员常有西安搞来的香烟与食品享受，等等。
萧军的不满也流露在其《延安日记》中：“自从到延安以来，一直是被不愉快追袭着。”“我怕这里的：医院、传达室、戏院、饭馆……这表现着官僚、凌乱、卑俗、无教养……啊！丑恶到这里来集合了！”
其后因妻子分娩，1941年6月24日他在医院听到了更多丑恶的事情：“李伯钊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各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二十几元钱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种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这卑污的存在原来到处一样……”
四、中共媒体在延安炮制了不少谎言。
2013年，延安曾遭到暴雨的侵袭，被中共视为“革命圣地”的象征之一的清凉山也因被雨水侵袭受损、垮塌，这个地方正是当年包括新华通讯社、《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出版发行部和中央印刷厂等在内的新闻机构的所在地。
彼时，中共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高声歌颂过美国的民主万岁，还承诺要给中国人民主，要实行宪政，并保证绝不实行一党专政，而党的喉舌忠实地将这一切传递给了世人。同时，中共的这些媒体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国民党。如《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发表社论，称“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可是，直至今天，中国人看到的是中共对美国民主的谩骂，并且剥夺了中国人民在民国时期尚存的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并推行一党独裁，而党媒则转而为中共独裁呐喊、助威。
五、在中国过年期间洗脑始于延安时期。
大陆人都知道，中共每年“春节”都少不了对中共和其党魁的吹捧，并通过文艺形式对中国人洗脑，而这开始于延安时期。2017年大陆《学习时报》的文章《延安时期的红色过年》透露了端倪。
文章称中共要“将新思想的宣传教育与传统民俗民风相结合”，推动老百姓接受中共的灌输。中共是如何做的呢？
首先是改变年画和对联。传统年画以民间传说或历史故事中的神仙悍将为主角，门神以钟馗、秦琼、尉迟恭为主。1938年年初，中共鲁艺的匠人们创作包含中共宣传思想的木刻年画《五谷丰登》、《保卫家乡》，并发给农家张贴，开始了新年画的创作并逐步推广扩大。1942年，鲁艺美术部成立年画研究组，创作更多年画，内容以称颂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同时展现“边区军民的新风貌”等。
而对联的内容则多以抗日战争和现实生活为背景，如“自由平等除旧岁；民主政治过新年；过新年坚持抗战到底；除旧岁反对妥协投降。有牛有地有劳动家家足食；自种自纺自织布个个丰衣”等，无不渗透着中共的宣传。
据文章称，1947年，当中共中央离开延安时，中共打造的年画和春联已取代了传统的年画和对联，当地百姓被彻彻底底洗脑了。
其次是改变传统秧歌的内涵。在陕北地区，打社火、闹秧歌、说书、唱酒曲等等，是欢庆节日或婚丧嫁娶中广为运用的表演方式，其中闹秧歌是传统新年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则通过“新秧歌运动”，在内容上加以改造，比如创作了“新秧歌”《拥军花鼓》、《兄妹开荒》、《摇花篮》、《白毛女》等。
中共就这样一点点地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在不知不觉中，延安民众接受了中共的宣传。到1944年过年时，延安的工厂、部队、学校组织的秧歌队多达27家之多，上演了150余个节目。而这样的洗脑，在1949年后，中共在大陆全面展开。
结语
看看中共在延安的所作所为，人们不难发现，其与中共今日之所为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同样充斥着欺骗、罪恶、无耻，而那些膜拜延安的中国人难道还不该清醒并远离中共吗？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