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令畅通是一个组织或国家正常运作的基本要求。在民主法治国家，政令畅通是正常状态。根本原因在于权力来源于民众、服务于民众，权力在法律框架内运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选举制度实现了民众对政府的授权，公务员制度保证了政府部门在执行决策时不受党派和个人的影响。第二，三权分立相互制约，这种制约不是掣肘，而是一种分工协作，对于提高行政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第三，政府行为透明，民众监督到位。
中共当然也希望能够政令畅通，但是中共的体制决定了中共的政令必然不会畅通。在国家层面，中共的政权是非法的，中共也豪不讳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共体制内部，党魁也不是党员选举出来的，而是残酷斗争和妥协的结果。而中共的权力也不是用来为民众服务的，而是用来维护中共暴政和牟取利益。权力的来源和用途都不是正当的，必定导致权力运行的黑暗。那么这就带来一个中共体制特有的现象，上下级之间不是决策和执行的关系，而是互相照应共享权力的关系。中共官僚体系中，上级对下级有一定的依赖性，毕竟具体工作要依靠下级去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级有很多办法抵制上级的决策，逼急了还可以故意捅娄子让上级吃不了兜着走。由于权力是用来牟利的，那么下级是否执行、如何执行上级的决策，出发点是自己的利益。由于权力暗箱操作见不得光，即使遭到下级抵制，上级也缺乏强制力，就如同黑吃黑，谁也不敢报警。当然不是说上下级完全处于对立状态，而是有这样一种微妙的权力格局。所以上级出台政策时都要适当考虑下级的利益，而下级也尽可能配合上级，大家相安无事。但是遇到核心利益的矛盾，那就是另一种状态了。
党魁推行政令完全依靠自己的权力，而这个权力不是党章中的条文，而是真正能在现实中发挥的影响力。说得再直接一点，最关键的就是人，只有自己的亲信才会真正执行自己的意志，所以党魁要任人唯亲，培植自己的势力，打压其他派系。
中共也建立了所谓的公务员制度，但是此制度非彼制度。西方公务员制度下，政府公务员没有党派色彩，不参与决策，只是执行政令。比如川普当选后组建内阁，任命财政部长，但是财政部的公务员还是原班人马，他们会严格执行现任财政部长的指令，前任财政部长不可能再对这些公务员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在中共体制内就不一样了，如果一个官员在一个地区或者部门任职时间比较长，他就可以把这个地区或者部门经营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他的下属都是他的亲信，这是一种非常坚实的利益共同体。
在西方国家，成为公务员不是从政，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如果想从政，参加竞选是唯一的出路。而且即使当选，也有任期限制，总统退任后也是一介平民。而在中共体制内，不要说政府的公务员，凡是国有的单位包括企业学校医院，其员工都是在从政，小小的办事员做的都是总理梦。中共高官实际上是终身制，退休了就身居幕后干政，一方面毕竟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实力；另一方面也有利益诉求，一帮小弟也需要照应；就算死了也要借尸还魂，成为派系斗争的筹码。
其实中共历史上就没有真正政令畅通的时候，因为派系倾轧争权夺利是常态。即使在毛泽东时期，刘少奇的亲信彭真掌控的北京市委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只能通过发动政治运动的方式把刘少奇打倒。但是总体而言，在毛邓时期中共的政令畅通程度还是能够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邓小平能够调集几十万军队镇压六四运动，就是一个例证。江泽民的党内资历不深，但是被邓小平指定为党魁并捡到了邓死后的权力真空，借机培植了大批亲信，党羽遍布党政军商的要害部门。同时江泽民推行“闷声发大财”，放纵官员腐败。所以即使中共其他常委都反对，江泽民依然能够一意孤行发动对“真善忍”信仰的残酷迫害。
胡温时期，“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问题显露出来。江泽民在幕后，其党羽在前台，胡温难有作为。温家宝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不仅公开抵制，而且在政治局会议上拍桌子要温家宝下台。胡温这才下定决心联手将陈良宇打掉。习近平上台后，政令就更加举步维艰。如果说江派在架空胡温，那么与习近平则是处于对立状态。
习近平和王岐山联手打虎，力度不小，似乎习近平的权力很大，其实不然。习近平作为党魁要清剿周薄政变，这在中共体制内是名正言顺的。王岐山掌控中纪委，两人联手打虎，相当于两人直接操刀，才动得了那些老虎，恰恰说明习王的权力只能在中南海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且还需要亲自动手。相比之下，陕西秦岭别墅的问题，习近平六次批示都没有作用，只能把几个高官打掉之后才能拆除别墅。
但是打掉几只老虎并不能解决政令不通的问题，因为派系势力和利益集团依然存在，而这个矛盾已经无法调和。比如周永康已经身陷秦城，但是政法委的各级官员多数还是周永康提拔起来的，与周有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那么这些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对习阳奉阴违。对习近平来说，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首先，政令不通就是权力不稳，而习近平打虎得罪了众多利益集团，权力不稳意味着性命堪忧。其次，虽然权力不稳，但是责任可不轻，利益集团各自为政，但是一旦出了问题，所有责任都是习近平的，危急关头习可能被中共体制抛弃。习近平如果想保党再逐渐巩固权力，不仅是徒劳，而且也没有时间了。
政令不出中南海，表明中共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开始坍塌。一方面，中共之所以曾经强大，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密密麻麻的分支遍布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现在中共的组织已经运转不灵，逐渐失去对社会的控制，就好像一个人得了脑血栓，四肢不受大脑支配了。另一方面，中共内部斗争日益激化，不同的派系和利益集团各自为政甚至针锋相对，矛盾日益激化，随时一拍两散。
对于民众来说，这当然是好事。特别是那些迫害民众的政令，也许在传达的过程中就夭折了。如果今天发生六四运动，中共镇压的政令估计是胎死腹中，会有更多的徐勤先抗命并选择与民众站在一起。明慧网报导，许多派出所和警察明白了真相之后，不再参与中共对“真善忍”信仰的迫害，甚至暗中保护法轮功学员。
环顾中共面临的各个危机，可以发现这些危机都是中共自己一手造成的。中共就是这样一个邪恶的体制，产生之初就带着自我毁灭的基因，生于不义，死于耻辱。
——转自《阿波罗网》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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