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中共瘟疫扫荡世界，造成死人无数、经济崩溃、油价负值、人心惶惶之时，正当全世界面临停摆危机之时，正当全人类应该团结一致共克时艰之时，中共却利用瘟疫再度出手，指挥香港当局行恶。
2020年4月18日，在中共的中联办释法后，香港当局立即行动，抓捕了15位民主人士，令香港在瘟疫恐怖之中再添红色恐怖，几近人间地狱。中共此为又一次暴露了它的奸险嘴脸，让世人看到中共突破道德底线的险恶用心，中共的无耻已经到了极点，真是太逆天了。
香港当局这次突然大抓捕，抓捕了包括85岁的《基本法》起草人并且是民主党主席李柱铭、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工党副主席李卓人、社民连主席黄浩铭、社民连副主席梁国雄、社民连秘书长吴文远、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等15名民主派代表性的人物。
中共利用了这次瘟疫。这个时候抓人，因疫情群众没办法上街。以前要抓，他的支持者会组织大伙上街，但现在因为这次中共瘟疫（武汉肺炎）你组织不了。他们就逮这个机会，这是北京的险恶安排。中共的奸险如此极致，并且大胆包天到了利用瘟疫的程度。
中共所为，并非一时之邪念，乃深谋远虑的奸险之计。早在今年二月当瘟疫在大陆狂暴之时，中共指挥下的香港政府一边表示要给香港人发放每人10000港元救济金，一边通过《凤凰电视台》的吹鼓手在电视上鼓吹：香港应该再推行《基本法》23条恶法（以下简称《23条恶法》）的立法。中共祭出它自己最常用的革命的两手——一手拉一手打，还借用瘟疫之力。
中共一贯大发国难财，它一直都是“难国自肥”和“卖国自肥”。
2003年，在非典瘟疫肆虐之后，中共利用香港人的恐慌，在香港推出《23条恶法》，引发香港几十万人上街抗议。
五、六十年代大陆大饥饿时，为了面子和掩盖饥饿，中共主动提前归还苏联债务，还一边拒绝外援，一边大力援外，粮食大量出口和援外，加剧了百姓饥饿，致使大陆百姓饿死超过6000万人。中共甚至命令一艘正开往中国的运粮船，转头开往阿尔巴尼亚，而阿尔巴尼亚当时并无饥荒。
内战时，中共用人海战术，大量牺牲无辜中国人的生命，甚至驱赶地主及子女在是阵地前面消耗国军的子弹。中共兵围长春几个月饿死30万无辜百姓，是近代比南京大屠杀更狠的另一场大屠杀，中共比日本人更凶残。
抗战时，中共种鸦片、卖鸦片毒害中国人，并与日寇勾结，背后打击国民党及国军，致使中华民国几近亡国。
中共利用国难、加重国难，出卖国家利益而自肥，加剧百姓牺牲，最后盗取了带血的江山（带着中国人鲜血）。中共谎言取国，谎言治国。
再看看中共的祖宗——苏联，也是利用国难，以出卖国家利益为手段，盗得了江山。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借助敌国（德国）的支助，推翻了新建且立足未稳的俄罗斯共和国民主政权，使得俄国在战争中受重创。列宁掌权后，立即向德国投降，并且割地赔款，然后集中力量，使用暴力消灭国内的反对力量和某些不反对的民众，从而坐稳了江山，半年后德国战败投降。普京一直到现在还在说：“我们败给了战败国（指苏联向德国投降）”。
共产党都是一窝子暴力卖国集团。
时至今日，习上台后，一边高喊和谐社会、执政为民，一边大肆抓捕律师和良心记者与公民记者、绑架并且重判国内与香港出版商；一边高喊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边在香港推行恶法，企图夺走香港人民的言论权和法治权，把自由的香港民众变成新时代的奴隶。现在中共与习近平又借用瘟疫再打出手，欲推行《23条恶法》与《送中恶法》，并对民主人士秋后算账，大搞瘟疫恐怖加红色恐怖。
当年，蒋介石到台湾后，时时刻刻准备着反攻大陆。当大陆大饥荒时，蒋介石的反攻工作也准备完。这时，手下人提醒他该发起反攻大陆了。蒋介石说，大陆人民正在经历饥饿的苦难，我们这时反攻，会加重人民的苦难。就这样，蒋介石放弃了反攻大陆的最后机会。宁可希望落空抱憾终身，绝不加重人民的苦难，这是何等的伟大！自称“伟光正”的中共，给蒋公提鞋都不配。
共产党那管洪水滔天，只要腰包肥肥。中共一路来都是靠利用灾难获取自己的利益，这次竟然达到了借用瘟疫的地步，在这个特殊时期，才使得它的奸险面目无余暴露。
人们往往低估了中共的邪恶。中共之恶，是有贼心又有贼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次更加奸险，竟然达到了借用瘟疫的程度。这是无耻之尤的巅峰之作，这是逆天之举，突破了人类心里能容忍的底线，中共敢于与全人类为敌。
中共这个把百姓变成奴隶的党派，没有资格谈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只是中共想拉人类给它陪葬、与它同灭亡命运而已。
中共之邪，邪到极点。中共之恶，恶超瘟疫。
但是，党算不如天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到头终有报。敢于利用瘟疫，中共之恶已经恶到头，下一步就是报了。
人间一直流传着一句话：“上帝要谁灭亡，必定让他先疯狂！”。中共正应了这句话。中共已经走到了绝路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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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