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江苏省常州人，1917年考入中华民国外交部“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俄文专修馆。1921年，作为记者，被派驻莫斯科。1921年5月，加入俄罗斯共产党。1922年春，加入中共。早年做了大量介绍俄国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
从1925年1月起，瞿秋白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1927年8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武汉主持会议，正式将中共第一任党魁陈独秀免职，指定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瞿从此成为第二任中共党魁。
1928年，瞿秋白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携妻子杨之华回到上海。1934年初，到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1934年10月，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时，被留在江西。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被当地保安团抓捕，同年6月18日，被中华民国政府“就地枪决”，时年36岁。
瞿秋白之死
瞿秋白被“枪决”之日，中华民国政府贴出布告说：“凡民国十六年以后，各地共匪之行动，悉由该匪唆使，以赣皖闽粤湘鄂豫川等省之生命财产，直接间接，受该匪之杀戮焚毁者，不可以计数，其罪大恶极，已不容诛。”
中共自1921年成立后，成为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配合苏联对外政策，以暴力颠覆中国的合法政府——中华民国，是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1927年8月1日，中共发动南昌暴动，开启了中共以暴力颠覆中华民国的进程。这个决策正是瞿秋白参与制定的。此后，瞿领导了各地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并积极准备“全国总暴动”。
期间，除湖南的“秋收暴动”外，湖北的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阳、孝感、麻城、黄安、洪湖等地，江西的修水、德安、弋阳、鄱阳、横峰、万安等地，广东的广州、海丰、陆丰、琼崖等地，江苏的宜兴、江阴、无锡、崇明等地，河南的四方山、光山等地，河北的玉田等地，陕西的清涧等地，都曾发动过武装暴动。
1927年11月，瞿秋白派中共政治局委员张太雷到广州准备暴动。12月11日，暴动者占领广州，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在第三天被击溃，张太雷死于乱枪之中。
虽然各地暴动接连失败，瞿秋白仍然强调，中国革命正处在“高潮”中，做出了“尽量施行红色恐怖”的决策，指示各地“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
《多余的话》
1935年5月17日至23日，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其中写道：“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自从“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后，“（我）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对于政治，从1927年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中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形势实在懒问得”。“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请你们别“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对于离开中共，“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
文末，没有提到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而是说“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台湾大学的夏济安教授写道：“《多余的话》是一个虚度了一生的人的挽歌，它也是对自身懦弱、怠惰和虚伪等弱点的招供……在它的作者看来，政治代表了世间一切的丑恶：精力的耗竭，致命的疲乏，心灵的死亡，感官的麻木，永恒的谎言，以及自然情感的毁灭。”
我以为，这个评论比较贴近瞿秋白当时写这篇文章的内心感受。
生前屡遭打击
第一次打击：1927至1928年，瞿秋白领导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失败后，共产国际为推卸指导中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责任，把瞿当成替罪羊。不久，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成为中共第三任党魁，李立三逐步成为中共实际负责人。
第二次打击：1928年至1930年，瞿秋白在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事务副部长米夫指使王明、博古等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中共党内造反夺权。瞿秋白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其三弟瞿景白，一气之下，将苏共预备党员的党证退给党委，之后便“失踪”了（很可能被暗杀了）。1930年6月，瞿秋白被撤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职务。
第三次打击：1930年9月，瞿秋白被派回国参加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负责解决李立三的路线问题。但是，瞿的一些做法被认为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被逐出中共政治局。1931年6月，第三任中共党魁向忠发被捕后，王明成代理总书记。10月，王明去莫斯科，博古成为第四任中共党魁。
第四次打击：此后，瞿秋白离开中共权力中心，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1933年秋，瞿又挨一记闷棍。9月22日，中共发出“关于狄康（瞿秋白）的错误的决定”，称他发表的有关文章，“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各级党组织应对其错误“开展最无情的斗争”，“以保证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
第五次打击：1934年初，中共强令身患严重肺病的瞿秋白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所在地江西瑞金，而且明确不许他深爱的妻子杨之华同行。林梵在《瞿秋白之死》中写道，离开中共权力中心后，“瞿秋白与杨之华双双栖居隐蔽地在上海生活多年。两人相依为命，甘苦忧患共尝，并结识了鲁迅，成为挚友，瞿秋白还搞了自始至终钟爱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工作”，“但是好景不长”。“强迫瞿、杨分离，是当时执掌中共大权的王明、博古派对瞿、杨自莫斯科结下的宿怨，予以无情打击的继续”。
第六次打击：1934年10月，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撤离江西，开始“长征”。瞿秋白请求随军一起走，但被中共党魁博古拒绝，不得不以病弱之躯留下来“坚持斗争”。毛泽东认为，这是王明、博古“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他们“客观上做了借刀杀人的事”。
另一个打击是身体上的。瞿秋白是一个长达15年以上的严重肺病患者。他写道：“从1919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1926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
死后再遭打击
1966年6月10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时说：“你看，几朝都是叛变。陈独秀叛变了，瞿秋白被捕后写了自首书。”
“文革”期间，《多余的话》被当成“一个叛徒的自白书”、“自首叛变的铁证”，瞿秋白被视为“叛徒”。1967年1月19日，瞿秋白母亲金衡玉的墓在常州被砸；2月7日，一群造反派到八宝山砸碎了瞿秋白墓上的塑像；5月12日，另一群红卫兵又来到八宝山，砸了瞿秋白的墓；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在济南的墓，也被红卫兵砸毁。
1967年6月17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召开了“声讨叛徒瞿秋白大会”，会后把瞿秋白的大型塑像从八宝山扫地出门。
其妻杨之华先被说成吹捧“叛徒”瞿秋白，继而被扣上“特务、叛徒”的帽子，送到某部队隔离审查。女儿瞿独伊被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独伊的女儿晓女被迫去内蒙古插队。独伊母女都患有严重胃病，先后到上海住在姨妈杨之英家中医治。
1973年10月，杨之华病危才被解除隔离状态，转入北大附属医院。杨之英赶往北京探视时，见姐姐已骨瘦如柴，气若游丝。三天后，姐姐就逝世了。杨之华死前悄悄对杨之英耳语：“我知道的东西太多了，非弄死我不可。”
结语
文革结束后，中共为瞿秋白“平反”，说他不是“叛徒”，给他戴上各种“桂冠”。这不过是中共的政治需要和自欺欺人罢了。
瞿秋白最后的遗言《多余的话》，对他的一生进行了反思，讲出了他的真心话。他对中共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人戴着假面具的表演，“万分厌倦”。对于曾经宣传过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留恋；对于离开中共，没有什么“可惜”。长期的病痛折磨，加上政治上接连不断的打击，使他万念俱灰，看不到任何光明与希望，只想早日解脱。
瞿秋白最后开出的书单，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风马牛不相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