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甘肃夺命马拉松踢爆中国贫困真相

 

当2月25日隆重举行“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时,中共不会想到,3个月后的甘肃一场国内100公里越野跑赛事,会将纸糊的“脱贫”踢开一个大窟窿。

5月22日,甘肃白银市景泰县的这场被定位为精英级别的越野赛事,因为出现极端寒冷天气,有过往参赛经验的172名参赛者中,21人死亡(死亡率超过10%),国内外舆论公认为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提出多个疑问。

例如,一陆媒七问:1. 有极端天气为何还搞“马拉松”? 2. 这个“突变”“冰雹、冻雨、大风等灾害性天气”真的不可不预测吗?3. “地形陡峭”“岩石湿滑”,这些因素组织者没有考虑吗?4. 一个举办四届的赛事,对这些危险因素没有应急预案和措施吗?5. 这个马拉松比赛有多少安全预案?6. 有完备的安全团队和医疗保障团队吗?7. 请问组织者,你们把专业性安全性排到了第几位?(事实上,一位牧羊人都能救下6位参赛者,相比之下,比赛组织者的罪过就大了。)

国际主流媒体BBC也发文四问:1. 这些选手因为什么而死?2. 救援是否足够恰当?3. 赛事组织者可能犯了什么错?4. 它是否反映同类赛事的更大问题?

这些发问、拷问都有其道理和价值,但是,本文要指出的是,这场赛事悲剧背后的一个深层因素:贫困。

众所周知,马拉松赛在中国已成为一场经济大餐,例如2019年全国共举办了1828场,平均每天超过5场。但是,马拉松赛国际上有成熟的经验,对赛场路段要求严格,国内许多地方达不到要求,就搞相对不规范的马拉松越野赛。穿越无人区的马拉松越野赛,是种极限运动,危险性高,甘肃这场赛事就属此类。那为什么中国很多选手参加呢?不是因为有钱或有兴趣,而是很多人以此为生。

例如,这次赛事遇难者之一,来自四川绵阳北川、34岁的全国残运会马拉松比赛冠军黄关军,他说要跑赢全世界,参赛奖金都给父母。据陆媒报导,黄关军因儿时生病打针失误,不幸成为聋哑残障人,但他就爱跑步,他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依靠各种小型马拉松的奖金,奖金也没有很高,但几百块对他而言已经很重要了。拮据时,黄关军不得不餐餐以方便面“对付”。 2019年11月他差点因为营养不良在马拉松比赛时晕倒,后来去医院花了119元,都在自己朋友圈网络发了一句话,说:花了119元。还配了一个比较哀痛的表情。

黄关军这样一位残运会冠军的境遇,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其中微博话题“马拉松事故里去世的残运会冠军”,达到3.6万次讨论,并获得1.1亿次阅读。有网民表示愤慨:“(黄关军)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却得不到基本的生活资助!可悲可泣啊。”

而甘肃这次比赛,之所以能吸引黄关军等大批选手参赛,主要原因就在于其“撒钱”“超额奖金”的宣传噱头:冠军奖金15,000元,亚军12,000元,季军9,000元,前10最低都奖励2,000元。大众选手,只要完赛就奖励1,600元。

平心而论,奖金并非多高;而且,参赛者还须支付报名费为1,000元,算下来参赛的经济效益非常有效。即使这样,黄关军们还要参加;而且在比赛中,一些选手未能及时退出,这背后的原因——贫穷,实在令人心酸。

其实,在中国,运动员的贫穷问题早就不是新闻了。例如,1981年出生的世界马拉松冠军艾东梅,曾被教练打断锁骨、练残双脚,退役后卖金牌摆地摊。又如,1986年出生的亚锦赛跳水冠军唐颍,退役后因拒当一位官员的情人,被迫摆地摊月收入800元。

这一桩桩个案,表现的是中国“普遍贫困化”的现实。1978年时中国人普遍贫穷,“改革开发”四十多年后,由于体制、政策的腐朽堕落,腐败的全面性和系统化,中国成为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并且,富的只是一小撮人(权贵及其白手套),穷的是绝大多数,中国社会结构演变成了最危险的“倒T字型”(传统社会是金字塔型,欧美发达国家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

根据清华大学李强教授《中产过渡层与中产边缘层》的研究(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2月刊),中国上层比例为 5.62%,中产层为19.12%,下层为75.25%。其中,下层群体中与中产联接的过渡群体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4.4%,而中产边缘层为13.90%,后者占整个中产阶层的73%。

这项研究结果,3年后被李克强在“两会”闭幕当天记者会上的讲话所印证:“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

事实上,疫情又加剧了中国的贫富分化和贫困的普遍化。这里举个例子(朋友给我提供的情况):中国大陆三大航空集团之一的国航,2021年各条航线基本停飞了,大批空姐、空少被遣散,每人每月领取几千元生活费回家。因发的钱少,很多人在北京租不起房,不得不去了外地租廉价房住,继续寻找谋生的出路。

可是,就在瘟疫肆虐中国和世界的大背景中,中共公然宣称: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好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不过是又一个弥天大谎。这里只讲三点。

第一,中共的“脱贫攻坚战”主要针对农村、农民而言,对城市贫困人口视而不见。而中国的城市贫困现象,范围也不小,也是相当严重的。

第二,中共的“脱贫”里充满了谎言,是所谓“政治脱贫”、“数字脱贫”。4月24日,喉舌央视揭露陕西洛南县脱贫掺假,还在路上巧遇所谓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的重点扶贫对象“5保户”,一问之下,得知安置点无水可用,无法生活,而村里干部为迎接上级脱贫攻坚的验收检查,急着让扶贫户住进去。不仅如此,面对无水可用的村镇,水利部门竟是“政绩斐然”,被质问时竟抢了记者手机,扶贫乱象令人触目惊心。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这里不多举了。

第三,中共称其“脱贫标准”是一个综合性的标准,简称“一二三”。“一”是收入,现行标准2010年的不变价农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按照物价等指数,2020年约为4000元);“二”是不愁吃、不愁穿;“三”是“三保障”,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总体来看,是高于世界银行的极端贫困标准的,也高于2015年联合国确定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绝对贫困线。

注意,中共这里只讲“绝对贫困”、“赤贫”,故意不讲“相对贫困”;而从常识出发,对于人均GDP超过一万美金的中国来说,“相对贫困”更有意义。

所以说,中共这里偷换概念,在搞诡辩,回避实质问题。世界银行对贫困的界定标准,分为三类: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低于1045美元),每日生活费用低于1.9美元,又称极度贫穷;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GDP1045至4125美元),每日生活费低于3.2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GDP4126至12,735美元),每日生活费低于5.5美元。若以月为单位,世银赤贫标准为每月生活费低于372元人民币,中低偏下收入贫穷标准为630元,中等偏上收入为1080元。

根据世界银行标准,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的中国,其贫困标准应为每日生活费低于5.5美元,也即每月生活费低于1080元。本文前述李克强称“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 若以世银标准来看,中国约超40%人口生活在贫穷状态(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2019年研究报告,在此6亿人口中,有4.2亿人收入低于800元、2.2亿人收入在500元以下(台币2221元),546万人没有任何收入;也就是说,中国有546万人生活在赤贫以下,2.2亿人生活水准还钩不上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贫穷标准)。

总之,在中共高标“脱贫”历史性成就的背后,是中国贫困的普遍化和贫富分化的极端化。甘肃夺命马拉松,看似偶然,却是必然,可视为中国贫困真相的一种极端表达方式。悲哉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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