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总理李克强猝死，正应验了乱世经典名言：“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个先来。”这个意外让本已动荡不安的中共政权更加波诡云谲、摇摇欲坠。
中共当局再陷塔西陀陷阱效应
目前，最为悲痛的应该是李克强的家眷，但党性绝对大于人性，这一咨询永远不会被外界真正捕捉得到。一些党内改良派大谈可惜，民间韭菜们则自发悼念，大概率中共一众高官备感寒蝉，而真正棘手和紧张的应该是中共当局。
紧张就紧张在这个猝死的“猝”字上。李克强猝死的真相，已经成为中共最高当局面临外界舆论压力的焦点问题。中共历史上，正国级领导人及高层高官突发意外身亡的例子比比皆是，接班人刘少奇、二号人物林彪、前总书记胡耀邦、前公安部长李震、上将阎红彦、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等等等等，每一个人物的死亡背后都隐藏了中共高层权斗史中不可告人的晦暗秘密，对中共政坛也都产生了具有杀伤力的影响。
顺着中共高层你死我活权斗的逻辑，将李克强的猝死，结合死亡前后的种种谜团，将真相归结于中共最高当局的做局，似乎是顺理成章、且符合民意出口的一种当然推测。
这种当然性推测，有其内在逻辑的合理成分，更是中共体制塔西陀陷阱效应的折射，换句话说，民间对中共和当局已经完全不信任了，不是你做的，也是你做的。
历史与当局的一次精密误撞
那么到底是谁做的呢？笔者以为，李克强之死，恰如历史在紧要的关头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有其必然，也有其偶发，有人为，更有天意弄人。
中共最高当局有没有直接做局除掉李克强？笔者认为可能性不大，主要原因是动机不足，负面政治效应远超政治收益。
动机不足其实就是必要性不足。李克强是团派代表人物，团派在中共体制内处于一个比较尬尴的地位，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产物，政治生命周期并不长，二十大后基本就式微了。中共是靠打砸抢出道建政的，其政治传承性讲究根红苗正、崇尚血统论，在民众眼里，团派是赵家人，但在红二代眼里，团派只是赵家伙计而已。
中共最高当局对待薄熙来、刘亚洲这样的红二代政敌都没有下死手，不太可能对李克强出此下下策。粗俗一点地说，宰牛的时候都没有用牛刀，杀鸡何用牛刀？何况李克强已经裸退，团派孙政才的最坏结局也不过就是进去了。退一步说，搞掉李克强，汪洋、胡春华搞不搞掉？胡温怎么办？麻烦事一堆。
另外一点，中共高层死亡，向来都是秘不发丧，等一切政治考量与盘算协调好，各方纷争平衡到位与成熟后，选择一个最有利于中共内部向外界展示团结与和平假象的时间节点，把其公布出来，再举行葬礼。而李克强猝死，数小时之后先发布通稿，后发布讣告。当局为什么这么急促，不合常态，一个合理的推测是，事件出乎当局意料之外，为了撇清关系，必须先行公开李克强死讯，如果按常规操作，夜长梦多、传闻更多，真是跳进黄河多少次都洗不清了。
那么在李克强心脏病突发后的救治过程中，存不存在人为干预救治或消极救治的因素呢？网上很多这样的讨论，不少人由此也将死因归为最高当局的借机杀人、曲线谋害。
需要说明的是，外界并不了解李克强10月26日发病及救治前后的真实情况。日前，香港《南华早报》报导，两位消息人士告诉《南华早报》，李克强此前接受了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也就是说李克强是有心脏病史的。对正国级领导人等高官的应急救治程序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共肯定是有一个既定的决策机制、操作方案和规定，这个机制与操作程序本身是否高效，有谁来决策、决策人的应急判断如何，执行人的领悟与反应，以及突发现场及周边的医疗资源等等各种因素都会影响到救治效果，从这个角度上讲，不可否认，人为的因素是避免不了的。
其实，当一个人踏上中共贼船时，特别是高官，你就是将自己的命交到党的手掌心里了，因为中共体制本身就是绞肉机。具体救治决策时的意见不合，信息不畅或其它额外因素都会干扰到救治效果，由于中共政治是黑箱操作，外界无从知道细节，想从中得出准确的判断是很难的。
中共官方在对待李克强死亡报导、讣告的规格处理上，也让外界大跌眼镜，明显是处于被压制状态。这似乎也成为阴谋论的证据之一。诚然，习李不合，人尽皆知。现任二把手李强出国也只做包机，不做专机。降级一下台下人物李克强死讯规格处理，自是情理之中。
林林总总，关于李克强猝死，谜团的确很多，这恰是中共黑史常态，但由此推测李克强死于最高当政者的谋害，缺乏证据，内在逻辑上也不能自洽。
笔者更相信，李克强之死是历史与中共当局的一次精密误撞。说是误撞，那是中共最高当局并不想碰到的事，说是精密，指的是天意如此，中共目前经济下行，民不聊生，政坛丑闻不断，内外交困，李克强之死犹如屋漏偏逢连阴雨，船浅又遇打头风，其产生的政治效应虽难比四五运动和八九六四，但远不可小觑。这也是当局为什么压制民间吊唁的根本原因。
李克强命运的启示
反观李克强的一生与命运遭遇，给体制内替中共卖命的技术官僚们敲响了一记警钟。跟着中共走，虽位极人臣，最终的命运逃不过悲惨凄凉下场。
据网上诸多北大校友及体制内外名士撰文回忆，李克强1977年恢复高考后成为第一批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那时的李克强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精通英文和日文，崇尚英国约翰·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忧国忧民，大有民国才子风范。
然而中共体制就是一个大酱缸，只要你想在体制内混个一官半职，就必须放弃人性而灌输党性，小心谨慎、逢迎上意、亦步亦趋，按照中共设定的游戏规则出卖人格与自由意志。据李克强北大校友袁红冰披露，李克强八九六四后，曾痛骂当时的学生运动为一场动乱，强烈支持中共血洗天安门的反人类罪行。
李克强1998年至2004年主政河南省，之后三年时间出任辽宁省委书记，期间正值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为严重时期，河南和辽宁都是迫害重灾区，作为一方百姓父母官，面对江泽民和中共举起屠刀杀戮信仰“真、善、忍”的善男信女们，未见李克强有过为民请命，为国诤谏之举。这是李克强个人的悲哀，更是中共体制扭曲人性的见证。
近十年来，李克强出任两届国务院总理，虽贵为二号人物，但其权力被中共边缘化，其政治抱负与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理念得不到施展，郁郁寡欢。有道是哀怨起骚人，逆境促人思。被冠以弱势总理名号的李克强，却也偶尔展现人性的光辉，逆龙鳞说过暖民心的真心实话，如“六亿人月收入不足一千元”、“人在干、天在看”等等，在鸡蛋与石头之间，站在了鸡蛋一边。
然而，这并不能逆转李克强最终的命运，中共逆淘汰机制和绞肉机效应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尚有苏醒良知与人性的人。据李克强北大校友前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之子李少民回忆，北大时期的李克强喜欢听贝多芬交响曲，赞叹“简直就是为我写的”。
当年如此追求自由意志、感叹人生美好、命运宏伟的风华青年，在经历了中共体制高官风光与权力残酷倾轧之后，内心是否真的认知了中共的丑恶，精神上是否真的回归了对人性的关怀与渴望？外界不得而知。
李克强之死引发的舆论效应，形成的强大民意，无疑是对中共政权的一次强烈冲击。此一事件，中共上下群臣失色、党国失策、政权失信，但历史的车轮却未曾失序，天灭中共的时刻也越走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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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