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热点互动，我是杨晓玫。世界论坛节目今天又和您见面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在此邀请到了中国独立作家余杰先生。
余杰先生1973年10月3日出生在成都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13岁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出版散文随笔集《火与冰》，在知识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年出版了《铁屋中的呐喊》，“抽屉文学”之名在大学校园内不胫而走，此后的三年间先后出版了《文明的创痛》、《说，还是不说》、《尴尬时代》、《想飞的翅膀》、《爱与痛的边缘》等著作。
杨晓玫：余杰先生您好。
余杰：您好。
杨晓玫：那么今天也正值“六四”15周年纪念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聚焦“六四”。
杨晓玫：余杰先生您出生在70年代，可是在您的演讲中您把自己比作“天安门母亲”之子，把自己比作“六四”之子，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您承接了“六四”的薪火。
余杰：我记得在15年以前那一场惨剧发生的时候，我还只有16岁，我在四川成都旁边的一个很偏僻的小镇上正在准备初中升高中的升学考试，但这个惨剧的发生我觉得它对我一生的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自从我从电台里听到了惨烈的枪声之后，我开始痛切的感受到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的理念跟我个人的生活之间有息息相关的，密不可分的连系，我个人也愿意为这样的一些价值来做自己的努力，甚至愿意为这样的价值来现身，而且我也意识到，今后的所选择的人生道路，我愿意选择拿起自己手中的笔成为一个作家，成为一个述说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的这些真相的一个作家。
所以我从那时候起就把自己比喻成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述说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小孩，我也一直以这样的一个榜样来作为一个自我的期许，后来我考进了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是中国“五四”运动的摇篮，而且北京大学也是“六四”学生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再后来我跟“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教授也有很多的来往，我也听到丁子霖教授谈到她的被杀害儿子的一些情况，她的儿子跟我差不多同年纪，比我大几个月，可以说如果她的儿子在当天没有被杀害，如果是一直健康不断的成长的话，而且她的儿子当时是人民大学附中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甚至说已经被获得能够保送到北京大学的资格，所以他如果能够活下来的话，到现在他的年龄跟我应该差不多，而且他会在自己的人生领域，自己的专业的领域里有很优秀的很专业成就，而且我也很相信这一点。
我觉得在这15年的漫长的时间里，在“六四”发生之后谁也没有想到这么漫长的15年时间，经过了15年之后，“六四”在中国仍然是一个不可引来说的一个禁区，那些他们的子女被屠杀的母亲们仍然不能够公开的悼念自己的被杀害的子女，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中国知识份子的耻辱，所有的中国人乃至所有的海外华人的耻辱，乃至所有人类的一个耻辱，所以作为中国青年一代的知识份子我愿意把自己看作是天安门之子，愿意把每一个持续他们深爱的子女的这些“六四”的难属天安门的母亲看成是我自己的母亲。
杨晓玫：可以说“六四”天安门广场的枪声改变了您的一生，我觉得像你们这样年轻一代的年轻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有这种思想，很多人我们在海外进行探讨觉得怎么可能呢？“六四”政府不会向学生开枪，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是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你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中国像你们这一代的年轻的知识份子，思想状况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余杰：确实这个问题，刚才所说的在这15年间中共政权的这种宣传，对记忆的这种扭曲抹煞和遗忘，我觉得取到了巨大的成功。所以我两年以前我到上海大华大学去讲课的时候，讲完有一个看上去很年轻的，大概只有20岁的大学一、二年级的一个小女孩就站起来请问我，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六四”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大家纪念周恩来总理去世。我听了这个问题以后，我当时是大脑一片空白，我大概受到刺激，非常受到震惊，它也让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也让我更加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种启蒙的责任，说出了真相的责任非常的重大。
另一方面让我感到很欣慰的是，在我我同年龄还有比我更年轻的一些中国青年中，出现了跟我相近的一些做这样的选择，作这样的工作的青年知识份子，比如像四川的学者作家王怡，在今年三月丁子霖等三位天安门母亲再次被国家安全机关逮捕之后，我和王怡联名发表一封抗议的声明。比如说像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位学生叫江绪林，在几年以前他曾经在北大发起到威尼湖畔去，在“六四”的纪念日大家到威尼湖畔去点燃一支蜡烛表示纪念，但是虽然后来没有得到很大的响应，但是这样的一个勇气，我非常的敬佩。
还有像跟我同龄的前几年一直在做爱滋病方面的救护的工作的一位青年志愿者胡佳，他也一直在关注这个“六四”事件跟“六四”难属群体有很密切的联系，在今年4月胡耀邦去世的纪念日他也拿着小白花到天安门广场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悼念，后来被警察带走。所以我觉得在年轻一代的更有独立的人格，更有这种说真相的勇气的知识份子中，我觉得这一代人比起上一代人来说在知识的阶领、文化的素养方面都显得更加的丰厚，都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然后有很宽阔的知识背景，对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哲学各个领域都有涉立，同时他也具备了一种知行合一的身行力行的这样一种实践的勇气，所以有越来越多的这样青年知识份子的出现，使我对中国未来也抱有一种乐观的估计。
杨晓玫：对，像你们这一代人恐怕以后要承担起中国的这个历史责任，可是有时候我们对历史的这种健忘恐怕对现实和未来的一种失职，所以我觉得像你们这一代人究竟能不能够把中国带向一个真实呢？
余杰：这也使我想起另外一位我非常尊重的人物，就是蒋彦永蒋医生，他在两个月以前也写了一封要求为“六四”证明的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中他把自己所经历到的所观察到的“六四”的那些惨烈的场景，那些死者他所动的手术，那些伤者我觉得以他非常有说服力的这种亲身的经历，再次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充满血腥的充满硝烟的那个夜晚，我觉得就是对“六四”的怀念来说对那些罪行的追讨，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个言论自由也在中国的宪法在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中有明确的记载，所以我觉得我们青年一代的知识份子应当有义务来努力，使对“六四”的谈论重新回到公众生活中来，然后使对“六四”的评价回到一个真正的法制的宪政的回到中来，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在做这样的努力，而且在全球的民主化的浪潮浩浩荡荡不可阻拦的21世纪，我也相信对“六四”的一个重新的评价，对当年的这些实施杀戮的这些决策的一个审判，对死难者的纪念，对家属的一个国家赔偿，必将是中国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的环节。
杨晓玫：对，这“六四”的伤口15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愈合，那么未来如何愈合这个伤口恐怕也成为中国走向民主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今天很高兴余杰先生来上我们的节目，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