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7年10月7日讯】【百姓话坛】（6）周莉-我从上访到维权（下）：“我只想把我知道的真相去告诉别人……”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您们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百姓话坛节目，上一集周莉女士讲述了了她是怎样从一个普通访民走上了维权道路的。这一集请她继续讲述她的故事。周女士，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您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来维权的呢？
周：我在北京市政府认识了很多上访人，他们几乎都是为了拆迁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就陪他们一起去北京市发改委，规划委国土局这些部门去了解情况，查阅档案，所以呢就了解了很多拆迁的政策，以及国家的这些法律法规。
国家虽然有明文规定，在奥运会之前，非国家重点项目和非奥运会工程不再批准实施。但是在最近两三年，拆迁好像有增无减，各个地区好像都在为了自己的地区的经济利益在实行大规模的拆迁，但又回避拆迁这两个字。 很多区，包括崇文区，宣武区，朝阳区，丰台区， 所有打的旗号都是排危解险，而施用的法律却是拆迁管理办法，但是都在回避拆迁两个字，就是为了逃避政策的这个边缘。但实施的却是拆迁的行为，而且它主要目的一个是拆迁，还有一个就是疏散人口，每一个拆迁的地方，无一例外的都要求老百姓搬出，就是把户口迁出自己的户口所在地，迁到五环六环外也就是北京的郊区，也就是人口疏散。
在最初我只是在小范围之内的印一些宣传材料，讲国家的法律、政策以及有利于被拆迁人的权利的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文件,也办了一个义务拆迁维权的咨询处。但是我发现受助面很小。后来呢我就组织了一个大型的一个维权的咨询会，参加的人有将近一千多人。然后我发现这个效果很好。几乎包括因为毕竟老百姓之间的这个口头的一种传播能力，也是很有潜力的，所以大家也都明白了，以后络义不绝的来咨询处来咨询的人就多了。所以几乎很多人就都明白了，我觉得这个效果挺好的。
主持人：那么这种拆迁是一种政府行为吗？
周：这肯定是政府的行为。我个人认为，政府是知道这些情况的。只不过是就是装糊涂，熟识无睹。所有的拆迁都是政府令及法院的强制执行令， 它是知道的，而且也都是有各区所的政法委组织各部门来实施, 这完全是政府行为. 而不是开发商与普通公民之间的一种民事行为。
主持人：那周女士您这个效果好了话，那这么政府是什么态度呢？
周：政府的态度肯定是不好的，政府认为，您维权你以拆迁咨询为名，非法组织集会煽动群众闹事。
主持人：这个帽子很大啊，那么结果呢？
周：对，这个帽子很大。
主持人：结果呢？
周：结果就是把我抓了将近八个小时。后来因为很多的老百姓把派出所围起来了，找政府要人。结果迫于压力只好把我放了。因为他毕竟没有我什么实质性的违法性为，我在咨询上讲的都是国家的法律制度，所以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
主持人：也就是说，实际上所您告诉访民的都是政府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是这样吗？
周：对，是他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虽然我不否认中国的政策都是滞后的。但是现有的这些滞后的政策他们都没有做到都没有遵守，也没有人执行。
主持人：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您在对这些访民做了一种普及中国的政策、法律的教育，是这意思吗？
周：对，很多百姓是在最初都不知道拆迁是怎么回事，只以为拆迁就是政府给我钱我就走，不走就强制执行，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有哪些权利，应该得到多少合理的补偿。
主持人：周女士，您是怎么开始您的维权活动的？
周： 就是我暂住地的周围的也要强拆，而且老百姓敢怒不敢言的时候，我发现这里边问题太多了，然后就特地为这个崇文区6号地拆迁去查阅了一下档案，发现它是违法的，没有拆迁许可证。我只想把知道的真相去告诉别人，让他们不要上当，让他们从根本上，从最初就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到侵犯，但是却被政府所痛恨。 这是可以理解的。
主持人：周女士能不能先等一下，观众朋友们，也许你们对这个北京的这个6号地不太了解，刚刚周女士谈到的6号地呢位于闻名世界的北京天坛的马路东面，土地面积约2.4公顷，占崇文区六分之一，是崇文区的黄金地段。该地段有大量清朝的四合院，更为古老的明代房屋，此外，还有法华寺等诸多历史文物。
主持人：周女士，您整个的这个维权大概进行了多长时间？
周：有半年了，从12月到现在。
主持人：那么您这样的做法，有没有产生一些积极的效果，比如说能不能解决访民的具体案例有没有这种情况？
周：产生的效应相当好。在近一个月以来，包括其他各区，宣武区、东城区、朝阳区，包括其他各区的拆迁户都知道这件事情了。然后都来找我。都说很羡慕，就是崇文区的人很团结。为了保护自己的共同的利益能够团结在一起，经过这一个月的斗争吧，跟政府不妥协，现在已经每户的补偿已经由最初的平均每户20万，现在再经过一个月的维权斗争以后，已经涨到平均每户40万了。每户受益差不多15—20万元左右，但是对政府来说就是多出了20个亿，因为现在这地方常住居民有1万户。所以这个，我想每一个普通百姓。都是受益的。
主持人：我请教一下，这个6号地，拆迁以后要盖什么哪？
周：是“新世界”开发，“新世界房地产开发公司”在2001年就购买了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将被用来建设地下商城，上面将建为商品房，也就是一个商业开发。
主持人：那就是说，您这种维权行动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
周：对，我个人是很满意的，而且普遍老百姓也是相当地拥护，支持，这个我能够感受得到。
主持人：进一步问一下，在这半年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周：麻烦太多了，主要是和警察之间的冲突，和开发商的一些冲突，包括个人的一些伤害啊，记不住了，经常会被无缘无故地被警察连扭带拽的塞到警车里，或者是被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殴打，太多了。
主持人：具体讲一两个例子好吗？
周：像前些日子，我走在街上买东西，突然被开发商的人一顿暴打，然后说，你告去吧，告到哪我都不怕！比如说我前几天去山西，也是被一些不明身份的人也是一顿打。走在街上。警察可以随时对我进行以查阅身份证为理由，然后对我进行什么拘留啊，一天，几天，或者更多天，没有任何理由。曾把我关在地下室里，关了16天，派警察和政府官员看着我，一天只给一碗米饭，一袋咸菜，这种事已经太多了。
在经过这个维权主要是六号地维权以后, 受到各种的打击、威胁、伤害。这都是很正常的，你们能够想像得到的。包括开发商的总指挥也曾明确告诉我说，如果我再这样下去，就意味着与香港的“新世界房地产公司”为敌，我说你错了，我不会与任何个人和任何单位为敌。即使你所雇用人伤害了我，我也不会把这个帐算在你头上。我知道我在跟政府做这件事情。你做什么不重要，我不在乎。我知道我明确要做的就是，要求政府在拆迁这个方面，要应该给普通百姓合理的补偿。
主持人：那您有没有想到您这样做下去的后果？
周：想到过，在现有情况下，在中国没有真正走向民主之前，我相信我的路可能很惨。受到个人的打击，可能会关进监狱，也可能会失踪，这我都想到了，在我做这件事之前，我都想到了，开发商也明确告诉过我，说我们可以让你失踪，可以让你生不如死，可以给你打两针送去精神病医院。我说你说的这些我都想到了，但是我不会后退的，既然做了，我一定要做到底。
主持人：能不能详细问一下，这个开发商给您说的这些有威胁的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
周：是在派出所里头，他把我强行带到派出所由警察帮助着把我强扭到派出所，要跟我谈，叫我离开六号地，给我许以利益，在我拒绝了以后，又对我进行人身威胁，跟我说这些话，而且当时他们的警察，政委都站在边上站着，很难以想像。
主持人：也就是说，在执法人员面前谈这些具有威胁性的、非法的语言。是这样吗？
周：对，包括它们体育馆路派出所政委，明确告诉我，那政委就是派出所最高的领导，他告诉我说，周莉，你记住我们警察脱了警服什么都干得出来，你夜里别出门，出门当心遇见鬼，我告诉他，如果我遇见鬼，那一定是你！
主持人：这个我们听起来真有点骇人听闻••••••
周： 但是在中国已经很普遍了，对，穿着警服。
主持人： 对您来讲是不是已经司空见惯了。
周：对，你没有地方去讲理去，你去告去，说我被非法拘禁了，这要是对其他人来讲，说被非法拘禁了就是犯罪，但是我，没有地方去告，因为实施的人就是警察，你去哪告？没有地方去告，没有地方去说我受到了伤害，我被虐待了，我被人捆起来了，我被人把手机没收了，不能与外界联系，这好像在中国已经很正常了，很多访民都有我这种类似的经历。
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正是我想问的，难道这么大一个中国难道没有 一个地方可以讲理吗？
周：没有。在中国，我认为法院它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已经被攻破了。为什么呢，所有公检法三个部门，都受政府的政法委的管理，政法委领导又是谁呢，也是党派来的，所以说司法不独立，中国就没有公正。没有地方去告。
主持人：可是共产党的总书记胡锦涛提倡建立和谐社会，这样的话和他的口号不是相违背的吗？
周：那是因为中国已经太不和谐了，所以他想建立和谐社会。我想是因为共产党它希望它能够继续执政，所以它想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想把自己的执政继续下去。但是现在这各“和谐”社会已经被百姓称之为“喝血”社会了。就是“喝血”，喝水的“喝”，那个血液的“血”。 “喝血”社会。
主持人：整个的说就是说政府在违法，您觉得您这种行为能不能改变政府违法的这种现象？
周：不，不可能。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不是说我们普通百姓说团结啊，或者说去做些什么 就真正能够改变中国社会现状，不可能。
这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如果司法不独立。党政不分开，最终受损失的永远是普通百姓，这个我个人不持乐观态度。
主持人：周女士，请教一下啊，那么像这么多的人去上访，而且又没得到公正的解决，将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呢？
周：我相信，中国不管是谁执政，一党执政也好，还是多党执政也好，在整个国际大环境的驱使下，它最终也将走向民主自由。我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好。而且我相信中国的那句老话：水可载舟，也可覆舟。我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好。
我觉得啊，坦率的说，我看到这样的的访民越来越多，有增无减。而且在我上访这几年看到这么多的访民，坦率的说我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我看到普通的老百姓，已经都能站起来维权了。他可能去上访，他意识不到他在维权。但是他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他敢起来跟政府说不了，这就是一个进步。他已经不会妥协了。至少说他还没有站起来，但是他已经坐起来了。而不是像过去几十年，只能蹲着、趴着，现在他至少他坐起来了，我觉得只要中国人都敢去上访，都敢站起来跟政府说不。那中国人、中国就有救了。所以我很高兴。
主持人：好的，那么，这半年的维权，有没有使您感动的事情呢？
周：有，很多。我觉得令我感触最深的，也是我可能走上维权的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契机。一个小事，去年十月一号，我在天安门的时候，因为穿一个件白背心，身上写了几个字，写着:“党啊，我爱你，你爱我吗”？ 后来，当时警察把我带走了以后，有一个叫常城的一个北京上访的访民，他自己身上仅有的十块钱，他给我买了一瓶水，一个面包。我当时特别感动，因为他自已的家庭生活相当困难，他每个月就是四五百块钱的收入，但是他要养活父亲、母亲，父亲还瘫痪，他生活特别困难。我当时拿着这瓶水和面包，我就知道我感受到的就是访民之间人与人的那种真挚的感情、关怀，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去关注别人，关心别人，这个事可能对别人来说可能很小，但对我来说感触特别深。
主持人：周女士，非常感谢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您最后对海外的观众还有什么心�话要说吗？
周：我想说的是，很多百姓都特别希望受到国际社会、国际媒体的关注，我个人也表示感谢，但是我还希望外界社会多关注中国人权，其实谈到中国人权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事，它包括什么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啊。这些好像对中国人都太遥远了。现在中国人面前就是一个生存权好像都得不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