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007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在美国东部的普林斯顿大学和西部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分别举办了两场大型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主办单位把会议论文结集出版。一本是美国21世纪基金会的《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命运》,由丁抒先生主编,香港田园书屋于去年12月出版,收录论文40篇,全书共547页。另一本是由在美国的劳改基金会与中国信息中心主编的《反右研究文集》,今年2月出版,收录论文32篇,全书共271页。
1957年夏季,由毛泽东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大规模的镇压言论自由的政治迫害运动。毛泽东先是号召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鼓励大家给党提意见,并许诺“言者无罪”,然后却又将其打成“右派分子”,使百万人沦为“专政对象”家破人亡。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是一场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更为残酷的对知识份子的政治迫害。直到1977年,中共才宣布给右派摘帽,对99%以上的右派分子予以改正,但仍然坚称反右运动是正确的,祇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说起反右运动研讨会,还有一段故事。在1986年底,曾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方励之、许良英和刘宾雁三人商议,准备在第二年,即1987年,也就是反右运动30周年之际,举行一场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许良英把会议通知寄给了另一位著名的右派分子,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想不到钱伟长却把这份通知送到邓小平那里。紧接着,在合肥、武汉、上海和北京等地又发生了大学生上街要求自由民主的游行。于是,邓小平决定反“自由化”,胡耀邦下台,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被开除出党,这场反右运动30周年学术讨论会也胎死腹中。
两部论文集内容丰富,议题广泛,作者阵容十分强盛。对这两场研讨会,海外多家媒体都给予详细报导,造成很大影响。然而奇怪的是,反右运动研讨会既然涉及的是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命运,偏偏是留学生们反应冷漠。第一场研讨会是6月上旬在普林斯顿大学开的,当时学校还没放假。普林斯顿大学有100多个来自大陆的中国留学生,但是祇有一个留学生曾经来到会场看过一下。
由此可见,不少所谓80后一代,被称为愤青的,对包括反右运动在内的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无知,其实是一种选择性的无知。毕竟,这些政治运动都发生在当代,还有很多参与者、见证者健在。在互联网时代,在极权统治已经无法控制私人领域的今天,更不用说在言论自由的海外,祇要你想知道,你是不难知道的。如果你不知道,那祇是因为你不想知道,不敢知道。你不知道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你多少知道那些都不是好事,都是共产党干下的缺德的事,造孽的事。你知道,如果你正视这些事,免不了会激发起对共产党的不满,会忍不住起来向共产党抗议,那就会给你带来很大麻烦。你不想惹那些麻烦,因此你就要避免心中产生对党的不满,因此你就要背过脸去,回避那些可能会激起你对党不满的事情或信息。眼不见,心不烦。出于下意识的恐惧,他们有意识地远离危险的政治禁区,并由于远离危险而似乎也"远离"了恐惧。以至于到头来,他们自己都误以为自己是最自由、最阳光的一代了。
青年就是青年。青年总是有热情、有理想、要表现的。我们看到,在共产党允许和鼓励的问题上,80后特别乐于表现,而且常常是以“过火”的方式表现——比如在爱国主义的问题上。然而,他们的爱国主义也是一种选择性的爱国主义。他们对同胞的爱也是一种选择性的爱。党不让爱的他们就不敢爱,甚至就不爱。5.12四川地震,很多80后的留学生表现出强烈的对同胞的关爱,令人感动。可是接踵而来六四19周年纪念日就让他们尴尬了。六四的死难者难道不是同胞,不值得悼念?六四死难者的亲属难道不值得同情,不值得慰问?而这时,他们就又把脸背过去了。正是在这部分80后的年轻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集体的人格分裂,看到了共产党暴政对人心的扭曲与毒害。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