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中共搬迁北川县城进曲山铸成历史性的错误，八零年后期又阻止了北川人迁移的逃生努力，一场注定的山石灭顶的大悲剧已经成为必然。
“五 ·一二”四川大地震的震中（央）在汶川县，但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却是北川县。地震对这个中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地震及随后引发的山体崩塌、滑坡，使这个总人口不到十七万的县，至六月五日，至少有一点五万多人死亡，四千四百多人失踪。成为在地震中遇难人数最多县，经济损失和建筑毁坏也最为惨烈。
曲山镇被大山掩埋
北川县城所在地曲山镇，几乎遭遇灭顶之灾，报告死亡一点二万多人，失踪一千五百多人。北川老城区坍方的巨大山体全部掩埋，新城区大部分被毁，伤亡惨重，尤其以幼儿园、中小学校、职业学校学生为主。北川县城将异地重建，县城的废墟将被保留用作地震纪念地。
劫后余生的北川县县委书记宋明表示：北川县城，肯定不能要了，那里刚好处于龙门山断裂带上，而且县城两边都是陡峭的山，这次地震中也是横波波峰和波谷最剧烈的地方，破坏太大了，不适合作为一个城镇存在。
“非常危险”的死亡之城
曲山镇坐落在崇山峻岭之间的狭窄地带，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四川绵阳市水利系统的张德藩在一九九二年《水利水电技术报导》上发表论文中指出，由于山高坡陡，处在断裂带上，地质环境复杂，曲山镇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严重的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山地灾害。
据有关记载，在曲山成为县城的北川，由于整个县城依山而建，几十年来，滚石伤人、崩塌体破坏建筑物等事故，一直屡见不鲜。据说，只要遇上大雨，干部首先要查看的是街上有没有垮下来的石头。
一九七六年，河北唐山以及临近北川的四川松潘、平武相继发生大地震。地震发生后，有专家多次到北川勘察，指出北川处在龙门山地震断裂带上，而县城被裹胁在山体之间，“非常危险”。
事实上，北川县城选址于此，已经注定成为了一座死亡之城，被大山掩埋的危险已经使得大部分人没有逃生的可能，一次大地震就可以为北川县城的历史划上终止符号。
为时已晚的“改正历史性错误”的呼声
地震发生后，五月二十七日，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主任郭华东，在上海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上说，根据对北川及周边地区的遥感观测，北川县城周围滑坡达上百处，即使没有地震，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也很大。作为人口集中的县城，选址的确欠科学。
学术界普遍认为北川县城当年选址不科学，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表示：“这次汶川大地震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城市的选址太重要了。我们在这么一个断裂带上，地质非常不稳定的地区，建设了一大批城镇，甚至发展了许多工业，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决策不够科学”。由此，学术界发出了“藉灾后重建契机改正历史性错误”的呼声。
然而这个所谓“历史性错误”到底是指什么以及如何产生的，人们则讳莫如深。
五十六年前中共进行北川县城的死亡迁移
北川人习惯于把位于现北川县城西北二十多公里之外的治城，称为“老县城”。一九九二年，治城因属“大禹故里”，更名为现今的禹里。禹里地势开阔，山体平缓，在本次地震中没有出现山体滑坡，而只是遭到后来的淹水之苦，有足够的逃生时间，比起曲山的山石盖顶显然是个相对安全的县城之地，但却被中共于52年突然废弃。
从公元五六六年，北周政权即以此地为县城，设北川县，并延续了上千年。直到中共建政后不久，一九五二年九月，北川县城由治城迁往位于曲山的现址。
一九五二年，北川全县有七万多人口，而曲山仅是一个人口不足五百人的小镇，其恶劣的地质条件决定其长期难以大规模发展。但是令人倍感奇怪的是，把一座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县城突然迁址到一个区区山中小镇，这种奇怪的决定，居然在《北川县志》中，没有任何对于搬迁原因的明确记载。一拍脑袋就搬了，这种荒唐的共产党遗风正是中共现在不敢挑明的“历史性错误”。
据一位当地的知情老人透露，中共建政之初，北川县委照常设在了治城，当时县上的主要领导大都是文盲、半文盲的土八路，这些头头脑脑经常到绵阳开会，嫌治城路远，为了近一点省时省力，决定搬县城到曲山镇。
曲山靠近安县和江油，交通更为便利。据说，中共建政初期，四川各地抗暴武装活动不断，曲山一旦发生危急状况，可以比治城更快地得到支援。总之，那时这些土八路出生的领导干部根本没有科学头脑，也不尊重知识份子，选址丝毫不会考虑到地质条件等因素，但却是把北川人活生生的拖进了死亡陷阱。
看来，正是由于搬迁的原因过于滑稽，难以作为正当理由而写进北川县志。
二十年前北川人出逃的努力被扼杀
北川县城的地址灾害表露无遗，既然曲山镇并不适合县城发展，尽快实施搬迁避让则为上策。上世纪八零年代后期，北川县政府向地区和省里打报告，要求搬迁县址，并向国家申请二亿元的搬迁费用。此次大地震后新县城的候选地之一擂鼓镇，也是当年的搬迁候选对像之一。
但由于种种原因，北川县的申请未获批准，搬迁计划最终流产。据悉，国家舍不得这笔搬迁费，而学术界也有人出来抬轿子。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间，绵阳市地质学会组织专家对北川县地质情况做过评价。当时意见分歧，一派认为北川县城很危险，应该尽快搬迁；另一派则认为并不十分危险，无需搬迁。他们认为，短期内北川县不会有大地震发生，靠近老城区的王家岩的山体不会发生大的坍塌。这种根据中共领导意图而安排的争论，就像三峡大坝是否上马的论证一样，结果都会为上级意图提供科学依据。
流产的搬迁实际上等于驳回上诉，维持对北川人的死刑原判。此后，四川省政府批准北川自一九八八年一月起享受少数民族县待遇，县里每年得到一百多万元的补助，但面对地址灾害，这点费用又能干什么呢？北川不得不在巴掌大的地盘上苟活发展，不知道死亡随时相伴。
发展的终点注定是毁灭
二十世纪八零年代末，北川县城人口仅为一万多人；而据官方统计，此次大地震发生之前，县城人口已经增至二万多人。如果加上在县城的打工者、经商者以及县城周边的村民，总人口估计应在四万人以上。
由于土地局促，曲山镇老城区的可建设用地已使用殆尽，城区面积只有区区一平方公里。于是，县城跨过了湔江，在对岸的茅坝拓展新城区。
北川县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局的一份文件显示，到二零零五年底，北川县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一点六平方公里，按居住人口一点八万人计算，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八十九点四平方米。又据二零零八年初，四川省建设厅批复的该县城市总体规划（二零零六年至二零二零年），到二零一零年，用地规模将扩大为二点八平方公里；到二零二零年，建设用地规模将达到四点一平方公里，人口也将从目前的二万多人增长到四点五万人。
然而，当一场巨大地震在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发生，北川县城最终没有逃脱被垮塌山体“包饺子”的悲剧。
在老城区，王家岩滑坡发生的大面积滑塌，将无辜的男女老少彻底掩埋。在新城区，景家山滑塌规模稍小，但也无情地吞噬掉北川中学新区、公安局等单位，以及大片居民楼。
北川人哭泣，“如果不是山垮塌，县城不会死那么多人。”，一切为时已晚。
据官方估计，此次汶川大地震中，死于山体崩塌、滑坡等次生灾害的，达到地震总死亡人数的10%到20%。北川县城作为地质灾害的重灾区，状况就更为不堪。
中共掩盖罪责
五零年代北川县城的死亡选址是中共历史性的错误，八零年后期又阻止了北川人迁移的逃生努力，一场注定的山石灭顶的大悲剧已经成为必然。面对这样的人祸，中共官方不敢承担责任，就在外界纷纷关注北川灭顶之灾的成因之时，中共官方出来遮掩。
六月五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会上《华尔街日报》记者提出两问：一是关于学校建筑纷纷倒塌的豆腐渣问题，另一个则是指中国政府不顾专家警告，缺乏灾害意识而犯错误。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除否认灾区学校比其他建筑更容易倒塌外，对第二个问题，齐骥更是含糊其词。他辩称，这次重灾区的很多县城、建制镇，不是最近一两年发展起来的，比如北川县已经有了几百年发展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人口不断地聚集增加，城镇规模逐步扩大。
齐骥的言外之意就是人聚集多了，当然死得多，完全掩盖了五零年代的北川县城的死亡搬迁的事实。
北川地震博物馆纪念什么？
据悉，温家宝代表国务院提出，要求三个月内完成灾后重建规划总体方案，包括北川新县城选址规划以及北川老城的地震博物馆的规划。由建设部和四川省建设厅一起组成的城乡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专家组现在任务很重。
据北川县县委书记宋明介绍，温家宝来北川察看灾情，陪同的马凯秘书长提议建个地震博物馆遗址，温表示支持。
温谈到“多难兴邦”，他表示，这么多人的死伤，给了我们血和生命换来的一切，要把灾难变成精神财富。
看来，要把北川人被中共所害的死亡迁城的历史事实搬进地震博物馆纪念根本就不可能了。
据史籍记载，北川是古代治水英雄大禹的生地，称“神禹故里”，古今治城（今禹里）县城风雨中长存了一千三百年。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九五二年中共红色搬迁北川县城进曲山陷阱，次年，北川被定为“革命老根据地”，结果，今天北川人终于为此付出了灭顶的红色代价。◇
－－转自第76期《新纪元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