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幼年是在一个偏远山村度过的，那是一段极为短暂的时光，它在我心灵幕布投射了这样一幅田园诗般的美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农耕方式；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淳朴民风；温馨自然、朴素和谐的乡民交往；不管富裕还是贫穷都被严格执行的传统“家规”……这种文化给我童年生活留下了梦幻般的色彩，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我从这种文化当中得到了礼仪训练和道德熏染，这包括尊重他人、孝敬长辈、对穷人富于同情心、帮助你能够帮助的任何人，不说谎，不张扬，平和顺遂……等等。
在我的记忆里，最值得回味的是大年初一早晨，把饺子端上炕桌以后，按照“规矩”先给爷爷磕头。父亲、母亲站在炕沿下面鼓励和威胁着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和哥哥十分窘迫，笑着，几乎是滚在炕上完成这一过程的。爷爷笑得满脸都是皱纹，连连说：“行了行了行了。”把几毛钱塞到我们手里作为压岁钱，这以后全家才聚拢到桌子周围吃年饭，吃饭是不允许说话更不允许吧唧嘴发出声响的，否则你会受到斥责。
我长大以后——整个社会已经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变得极为野蛮——严格说起来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突然发现幼年时代那种让人着迷的生活状态和准则都被古人写到了《三字经》、《颜氏家训》、《菜根谭》之类蒙学读物里，也就是说，我过的朴素无华的乡间生活其实是有渊源的，它就渊源于传统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农耕文化，这种文化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虽经战乱饥荒也还没有受到扰动，它就像空气一样氤氲着这个并不富裕但是充满了人性和道德的小小世界。
（顺便说一下，从章诒和先生的《往事并不如烟》中，能够嗅到一种目前已经极为罕见的贵族气息，它也同样渊源于这种传统文化，与我在乡间感受到的东西相比，只是处在不同层级而已。）
后来家乡开始和全国一样搞初级社、高级社，农民的土地被“国家”掠夺，私有制寿终正寝，与之对应的文化也就扭曲了，变形了，再经由完全疯狂了的“大跃进运动”，它终于在一个被政治折腾得丧失理智的所谓“礼仪之邦”中解体，轰然倒塌成为一堆齑粉。从此，中国人过上了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相同的生活。
我现在也经常回家乡去看一看，目前那里竟然发展到猪被仇家毒死、果树被嫉妒的人砍斫、房子被人点燃烧得趴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关在高大院墙里面的牛竟然也被人不留痕迹地偷走——据说是把两根长杆架在院墙上，一头伸到牛肚子下边，另一头用重物拉拽，结果牛就被橇起来，悠扬地滑落到院子外面；为了几分承包地，兄弟姐妹反目为仇；讲究孝道的乡间，竟然也出现了不豢养父母、不给父母饭吃、甚至殴打父母的事情……偷偷信奉基督教的乡亲们跟我低声数落很多很多闻所未闻的人间罪恶，吓唬我说世界末日就要到了，这些有罪的人都将被上帝审判。
这还是我记忆中的家乡么？不是了。
礼仪消失了——在“真”消失的地方，“假”必然横行，在“假”横行的地方，人必然虚伪，于是，人与人之间传统的交往原则被尔虞我诈、唯利是图、虚情假意所替代，社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机理；道德滑落了——人们不再认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仅对自己同时对他人也承担着义务，一个不能从社会得到温暖的人也不可能用温暖的目光看社会和他人，这样的个人必然会成为中心，在一个到处写满了“我”的地方，卑鄙和罪恶将应运而生；宗教情怀瓦解了——不相信鬼神当然也就不相信报应，不相信报应也就无所谓善恶，人们既不想往天堂也不害怕地狱，就像在丛林中穿行的野兽，一切都服从于存活下去的目标，包括虚伪，包括妥协，包括出卖，甚至于包括杀戮。
我常常想，假如孔子活到现在，老人家会作何感想？他同样会像对他所处的时代那样感叹“礼崩乐坏”吗？面对这样一个不让人称心的世界，老人家何去何从？是无可奈何地“乘桴浮于海”远去，还是因为“道”的遗失而在广袤大地上哀号？如果有人安排让老人家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让他写出学习心得，他将说些什么？如果我们有幸成为他的弟子，这位诲人不倦的老师会发给我们一篇并不使用的讲义而另外发表一套颇有政治风险的说辞么？或者……老人家和我们这些肉眼凡胎一样只看到鼻子底下三尺的地方，屈服于生存需要，出于全家老小生计考虑，也按照社会的标准模式给我们讲述苏东巨变导致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暂时严重挫折？没有人知道。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道德状态，归根结底是由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在一个人与社会、“家”与社会没有明确边界的地方，家庭的传统礼仪和所谓的规矩必然溃解；在田产不再属于个人的状态下，偷盗自然会成为常态——在一个曾经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地方，偷盗这种为人所不齿的行为竟然司空见惯，你还想像不来必将会发生其他更为严重的罪恶吗？你能阻挡住社会的这种急遽演变吗？
你不能，谁也不能。
二
个体记忆与历史记忆在一定条件下会交汇成为同一条河流，我对于历史的见解就来自这种交汇——交汇很多，我只说其中的一次交汇，即眼前这个世界对我的精神世界产生第一次冲击的那次交汇。
事情发生在“大跃进运动”期间。关于这场运动，历史记忆是这样的：这是发生在1958年的中国在经济建设中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运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开始出现，1958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说1956年中央领导人纠正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是右倾，使6亿人民泄了气。《人民日报》1958年2月2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同年3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运动已经出现”，要求修改2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计划，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6.1％调高到16.2％，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10％调高到33％。至此，经济建设离开了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轨道，一场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被发动起来了。
“大跃进运动”的主要标志是在经济建设各个领域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估计当年粮食产量从1957年的1850亿公斤增加到3000-3500亿公斤。基于这种过高的估计，会议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把工作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并正式决定和公开宣布1958年的钢产量要从1957年535万吨增加到1070万吨，全国随即出现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实现钢产量1070万吨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农村不顾秋收大忙，抽调5000万劳动力炼钢，城市机关、团体、学校以至街道居民都支起炉灶大炼钢铁，在这个过程中，违背科学、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在权力作用下盛行起来，老百姓被盲目驱使，成了没有权力主导就不会种庄稼的庄稼人、不会生产产品的工人。
1958年11月-1959年7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觉察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左”倾错误，在着手纠正“共产风”的同时，强调要反对浮夸冒进，对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缩减。但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的需要，在1959年8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终止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竟然决定决定开展反右倾斗争后，一度有所收缩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再次泛滥开来。
直到1960年冬天，中共中央才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正是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给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带来重要影响、甚至改变许多人人生方向的“大跃进运动”在寿终正寝。
用上述粗疏抽象的方式无法复制生动鲜活的历史记忆，因此，我们还需要一些具体的事实材料来做补充，我只说对我认识世界产生作用的部分，即严重的浮夸风和它对我的家乡的影响。
我先从宏观角度引述一些数据，这些数据都是从当时媒体报导中得来的——
1958年7月份，从农业战线传来喜讯，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达到15361斤；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1958年10月1日《天津日报》报导，天津市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达到12万斤，毛泽东主席神采奕奕地前来视察，从此新立村在全国名声大噪，参观者络绎不绝；10月8日和10日两天，《天津日报》又分别报导天津市双林农场“试验田”亩产稻谷126339斤，放了一颗“卫星”，再次轰动全国；随后，保定市徐水县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平均亩产达到2000斤的高产“卫星”，毛泽东主席再次于1958年8月4日到徐水县视察，对徐水县取得的成绩大加赞许，徐水县和天津市新立村一样一夜之间全国闻名，成为“大跃进运动”中一颗耀眼的明星，各地党政领导干部也纷纷前来学习取经。
我年幼，不知道家乡县、乡领导是否到天津市或者保定市参观取经，但是此类事情在今天不难想像，因为所有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之中，人做什么事情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的选择而非自己的选择，所以我有理由认为县、乡领导同样受到了天津市、保定市那些用谎言树立起来的典型的欺骗或者说影响。
留在我记忆之中的一件日常事件，也从另一方面佐证了那个偏僻遥远、民风淳朴的小山村同样的确受到了谎言的侵扰。
有一天早晨，村子里突然人声鼎沸，伴随着鸡鸣狗叫，就像来了狼一样。母亲从外面跑进来，对爷爷说：“打狗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母亲如此慌张惊恐，马上吓得“哇”一声哭起来，母亲把我拢在怀里劝哄，我抽噎着看爷爷。爷爷似乎并不惊奇，仍旧像以往那样表情沉郁，缓缓地说：“打就打吧！”这差不多是一种决绝的态度了。
爷爷为什么决绝？原来，我们家有一条大黄狗，忠诚老实，就像家庭成员一样，爷爷尤其喜爱它，经常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拿给它。最初听说要打狗，爷爷本能反应是把大黄狗藏在什么地方，让它躲过这一劫，风潮过去再说。但是全家人在一起咳声叹气了整整一个晚上，最终还是认为这不是办法——那时候我的家乡还有狼，经常到村子里偷吃猪鸡之类老百姓豢养的东西，所以几乎所有人家都养狗，我们家的大黄狗更是人人皆知，你能把它藏到哪里去？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么？再说，父亲是村干部，本身还负有带头的责任，怎么能打别人家的狗反倒把自己家的狗藏起来呢？所以，事情就在爷爷和全家人极度焦躁与沮丧中放了下来，没想到三天以后劫难就来了。
爷爷说“打就打吧”的时候，大黄狗就踞蹲在炕沿底下，用富于人性的目光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好像很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它能不能做一点儿什么？人都无可奈何，一个畜生又能够做什么呢？爷爷下炕，蹲下身子，摩挲着大黄狗，大黄狗受到抚爱，欢快地摇着尾巴，嘴里呢喃有声，俨然在与人进行没有任何阻碍的交流……就在这个时候，院门被撞开，一伙拿着镐头和木棍的民兵闯了进来——这些平时关系很好的乡亲，由于被赋予了执行国家意志的职能而变得粗野起来——大黄狗不以为祸端将至，甚至都没有叫唤一下，等着来人向爷爷说明情况。
爷爷紧闭住眼睛，挥了挥手，然后坐回到炕上，倚靠着被垛，把双手揣在棉袍袖筒里，紧紧闭上了眼睛。一个拿绳子的人准确地把绳子套在大黄狗脖子上，拖到了院子里，随后就传来铁镐和棍棒噼哩啪啦殴打的声音，传来大黄狗一阵阵撕心裂肺般的哀鸣……我在母亲怀里没命地哭嚎，母亲拚命搂抱住我，我感觉她的身体在颤抖。没过多久，院子里就沉寂下来了，大黄狗被拖走了。
为什么要打狗？我后来才知道，这种没有人质疑没有人反对的暴行仅仅是为了沤肥，为了增加红薯产量，为了放一颗白薯亩产达到多少多少斤的卫星！
随后发生的事情是：村子中央架起十几口大锅，日夜不停地把被打死的狗烹煮成肉汤，似乎还有共产党、共青团、突击队之类组织的旗帜在猎猎飘舞，成年人有的在砍伐村中央生长了几百年的大树，有的用斧头把树干劈开，有的把木柴插到大锅底下，一闪一闪的火光中，人影幢幢，穿梭忙碌，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儿和神秘恐怖的气息，我躲在很多孩子中间，大张着嘴，连大气也不敢出，紧张地看着这个莫名其妙的大人世界。狗肉被烹煮成汤以后，分别盛到大缸里等待晾凉，凉了以后由青年突击队排队用水桶担到村西头最肥沃的地里，浇到红薯秧子下面，然后由匍匐在地上的妇女用手掩埋好，就像掩埋下一颗颗巨大的希望的种子。
这件事是不是大张旗鼓上了县报或者省报，县、乡领导是不是因此得到了很大的荣誉，我不得而知，但是在那样一种狂热的社会气氛中，我敢肯定打狗和把狗肉汤作为肥料娇惯到白薯下面，一定是得到鼓励和赞赏的行为。
一种行为当然要导致一种结果，打狗煮汤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被架起来的白薯秧子长到树那么高，而秧子底下的白薯就像小孩子的鸡鸡一样大小。
这就是全村一百多条狗命换回来的东西，这就是全村人家忍受失去几乎相当于家庭成员的痛苦换回来的东西，用社会学术语说，这就是私人生活空间被公权力强行挤占以后换回来的所谓“公共利益”。而这一切都是在“大跃进运动”的政治谎言和亩产达到多少的谎言覆盖下发生的，从显现的意义上说，它是我们社会的一种常态。所谓“常态”，就是无人质疑，无人指责，仿佛一切都是应当发生的——国家意志自然可以消解任何质疑、任何指责，这是谎言之所以大规模存在的保证，没有人能够动摇这个保证，山沟里的老百姓更不能。
失去大黄狗，爷爷总是低垂着眼睛静坐在炕上，眉宇间仿佛凝聚了千古忧愁，成天不说一句话，隔一段时间就发出长长一个“唉”字……这件事如此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其实全部是感性的东西，它所深含的历史意义是后来才被补充进去的。也正因为如此，所有我上面列举的数字就都不是抽象的了，我知道那是国家编造的谎言，这种谎言侵袭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失去本性，失去天真，失去真诚。
经历了这件事，一个孩子的稚嫩心灵也感觉到世界发生了变化，它再也不是那个让我着迷的世界了，我对它充满了恐惧，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对于弱小个体来说，尤其如此。
三
结果又发生了所有人都去吃公共食堂的事情。
“大跃进运动”严重的浮夸风造成了粮食多得吃不完的假象。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2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一年能吃大约500斤粮食，而当年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每人平均就可以达到550斤，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这又是一个国家级谎言。
不幸的是谎言常常成为我们制定国策的依据和基础。
为了实行更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大跃进运动”后期开始强行在全国农村人口中推行公共食堂。凡是国家意志推行的东西，进展都很快，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先后办起399000个公共食堂，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口达到4亿，占人民公社总人口的72.6%，主要产粮区河南、湖南、四川等省吃食堂人口更是达到90%以上。最要命的是，具有勤俭持家美德的人们相信了属于集体所有、实质上等于无主的粮食“放开肚皮吃也吃不完”的谎言，就像下决心不再过日子的人那样，把公共食堂变成了浪费和糟蹋粮食的所在，有的地方不到3个月就把一年的口粮全部挥霍光了。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文件，兴奋地宣布公共食堂“不限量吃饭”，两个月后，却又由于粮食的无节制消耗而把白薯也作为主粮，再过两个月，即1959年1月，全省农村公共食堂己经普遍出现“断炊”现象，饥饿的阴影不祥地游荡在这块失去理智的大地上……有人指出，“大跃进运动”把农村掏空了，吃光了，农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到历史最低点，这才是后来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的根本原因。
上述信息也被我童年的印象所证实：一开始，人们在公共食堂大吃特吃，几个月以后就“弹尽粮绝”，只能为村民提供蒸生白薯干和清澈见底、简直能够用来养鱼的稀粥度日了。爷爷一辈子没有遭过这种罪，吞咽这些从食堂打来的东西极为艰难，经常端着碗流下眼泪，或者把饭碗推开默默离去。为了保证所有劳动力都去劳动，我和其他孩子一道被放在幼儿园集中看护。公共食堂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幼儿园还有净面玉米饽饽，我有时候就偷偷藏到衣服底下半块饽饽，给爷爷带回来。爷爷含着眼泪看着我，分明为有这样一个孝顺孙子而高兴，但是他没有鼓励我的偷盗行为，简短地说：“以后别了。”
爷爷异常威严，父母亲和我们这些孙子辈在他面前都不敢大声言语，即使在极为困苦的日子里，他对我的管教也是严厉的，在这些管教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能说瞎话。爷爷对说瞎话深恶痛绝，他可以原谅你任何缺点，却绝不原谅说瞎话。我唯一一次挨爷爷打就是因为说了瞎话,我已经记不得究竟说了什么瞎话，但是我永远忘不了那件事的严重后果：他用凌厉的目光看着我，只这一看我的瞎话就露馅了，于是他把我拢到大腿上，打我的屁股，打得很重，我也哭得很厉害。
爷爷心情好以后，解释了人为什么不能说谎，现在我用自己的语言把他的话归纳一下：一个人要是能够随便说谎，就能够干出其他任何罪恶的事情；没有谁的谎言能够长久骗人，所有谎言到最后都得露馅；为了害怕露馅，你得不断用新的谎言话遮掩它，这样，不要说被你骗了的人，即使是你自个儿的日子也会过得乱七八糟……人的日常生活取决于这个世界的逻辑关系，逻辑关系正常，日常生活正常；逻辑关系混乱，日常生活混乱。但是，真正置身于日常生活中的人很少能够察觉这种因果关系，他们会以为生活理当如此。尽管爷爷读过私塾有一些文化，我也不能断定这是他对当时社会的观感，我甚至倾向于认为他对我的教诲与“大跃进运动”和“吃食堂”没有什么关系，仅仅是乡村传统生活中传统的道德见解而已。
后来因为老家修水库，国家鼓励移民，我们全家就都离开家乡，投奔在北京工作的大哥，暂时栖身于北京郊区的一个小村子，爷爷在那里去世了。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不能说爷爷死于饥饿，因为我们是居民户口，每个人每月有十几斤供应粮，但是我始终认为极度营养不良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我不知道曾经给家里挖过多少野菜，直到现在我仍旧能够辨认出任何一种吃了可以不死的野菜），否则他会活得更高寿一些。我凝视停放在门板上的爷爷，有一种寂静、恐惧、不知所措的悲哀之情，我第一次意识到有一种叫死亡的东西横亘在广漠的天地之间，人极为渺小，极为渺小。
此时家里更为困窘，没有钱为爷爷置办一副像样的棺材，就用一个柜子改制了一副，草草埋掉了。这一定是一件让爷爷极为伤心的事情，几年以前他是不曾想这样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五六岁的时候还没有实行初级社，还是一家一户个体生产，家里倚靠果树和粮食收入，日子过得很殷实，按照乡俗，父亲很早就为爷爷从县城定制了一副柏木棺材，停放在西厢房。棺材用四寸厚柏木板做成，造型优美，油光锃亮，正面镌刻并用金漆描画出蝙蝠和巨大的“寿”字，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柏木和油漆混合的味道。爷爷很珍爱承载他最后归宿的这副棺材，站在它面前总是很严肃很自信，时不时用小木片堵堵这里，弄弄那里，所以棺材盖总是置放到旁边，给我们提供玩捉迷藏躲到棺材里藏身的机会。我们搬离老家没有钱雇车拉这副重达几百斤的棺材，而搬家又很需要钱，这样，爷爷就忍痛让父亲把这它卖掉了。
爷爷躺在柜子改成的薄板棺材里入土为安，一年以后，人民公社集中平整土地，爷爷的坟包被拖拉机拉平，从此，他就彻底消失在异地那片陌生的土地里面了。爷爷的音容笑貌异常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爷爷对我的教诲，尤其是不要说谎的教诲长久地影响着我，不仅影响着我做人的准则，更影响着我对眼前这个世界的了解和判断，我知道他不希望自己的孙子成为正在大批出现的那种人。
四
本来，我可以避开过于个人化的叙述，选择一个宏阔的角度来论证我的观点，但是我又觉得没有必要——我们生活在谎言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经历和体验，凡是读了这篇文章的人，只要你有一些阅历，只要你认同我的观点，你就能够用你自己的故事来确证我们正在谈论的现实。
这是一种已经不再为人所在意的现实，我们就像标本一样被置放在各自的位置，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在被麻醉，不知道有一种被称之为谎言的液体浸泡着我们，我们的精神和肉体都处在迷醉的状态。
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伟大红旗指引下，社会继续前行，又经历了“四清”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13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北京城，在这里读小学最后一个年级，随后就上中学了。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考上了当时最好的中学，我的理想以及家人的期望都是要上大学。万万没有想到，上中学还不到一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彻底终结了我的考大学梦想。
这场被称之为民族“浩劫”的政治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今天的人们认识已经很清楚，尽管它仍旧不能被公开讨论。我看到其中一个见解：这是一场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的权力斗争。就是这样一场完全说不上光明更说不上正派的斗争，被说成了“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又似乎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了，我们将“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这当然是谎言，巨大的谎言，然而，正是这种国家意志铸就的谎言经由国家权力蛊惑，把全国人民都激发了起来，社会陷入到被我称之为“专制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全面混乱之中，毛泽东被树立为宗教意义上的神。当这个唯一的神对红卫兵说“我对你们表示坚定的支持”的时候，幼稚而狂热的中学生怎么能够分辨出这不是上帝的招引而是撒旦的欺骗引诱？当这些被“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坚定支持过的年轻人突然遭到国家唾弃，被作为“5•16分子”和“打砸抢分子”清查并被抓进监狱的时候，他们想到自己被何人欺骗、又是何人将他们置于死地么？那些因为被批斗致死、由于难以忍受折磨而自杀的人假若地下有知，他们会醒悟到是“国家的恶”导致他们最终的结局了么？侥幸活下来的人被“平反”的时候，他们感激涕零，他们知道正是他们感激涕零的那种力量使他们从人变成鬼、又从鬼变成人了么？所有人都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就连制造了那场“浩劫”的力量也戚戚然说那是一场“浩劫”，然而究竟是谁制造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却成为了语焉不详的事情。官方解释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但是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一种遮挡，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相信却又不允许人们研究讨论，结果，那场“浩劫”成为了谁也不用承担历史责任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在很多时候，它甚至连“东西”也不是，是“无”，是没有——由于“国家”对于文化大革命信息的压制和封锁，现在的年轻人知道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浩劫”吗？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被掩盖的历史也是历史，我们活该面对这样的历史。
我与千千万万中学毕业生一道，在历史没有得到解释的情况下，又被伟大领袖毛主席另一个伟大号召指引，到陕北插队去了。这次遮蔽我们的谎言是：明明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无力安排几千万人的就业问题，需要农村来消纳这些势必走向社会的劳动力，“国家”却在我们面前勾画了一个幻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我们被教导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泽东语），这就是说，不是“国家”有罪，是这些孩子有罪，而且是原罪，必须接受上帝的惩罚，到偏远山村和不毛之地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
到陕北插队使我完成了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正是经由这个“开始”，我的思想和行为才有了“现在”，才有了对“将来”进行思考和创造的能力，在此意义上，我感谢这个并非出自我的选择、无情甚至于无耻的“开始”，它搭建了一个人精神发展的通道，让我成长为人了。
人类个体任何精神状态都是从遥远的过去发展而来的，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动作、产生的每一个想法都是我们过去所说、所做、所想、所感受的结果；我们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生活之间有一个实在的延续线，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总在不断地试图追溯自己精神成长的历史过程，试图探明它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希望，希望所希望的事物出现……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的人产生的标记。
自然人对过去的记忆仅仅是记忆，社会人对过去的记忆就是审视了，在这种审视下，有些当初并不在意的事物会再次被我们关注，我们才会从那些看似琐碎的事物中看到真相，看到意义。这时候，我才惊讶地发现，我们曾经被多少谎言蒙蔽，我们曾经生活在多么反常的社会常态之中！
“国家”造假真所谓无所不用其极，在我的记忆里，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有著名油画《开国大典》（印刷品）中的人物根据当时对政治历史人物评价而出现和消失的事情；而根据政治需要对历史照片进行画面处理（也是增添或者消失某些政治历史人物）更是司空见惯（这方面，《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心里更清楚）；我记得林彪被确立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副统帅之后曾经出现一幅油画，表现的竟然不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朱德同志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井冈山会师，敬爱的林副统帅鸠占鹊巢取代了朱德的位置；至于用文字和照片方式对于历史与现实的遮掩和篡改，更是司空见惯，无以复加——那个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成了早年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工贼、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可恶的家伙似乎早在青年时代就曾经立下宏远要搞垮中国共产党；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认为全世界人民都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全世界人民都在像我们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我们的确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非洲丛林中的黑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大幅照片，听到到新华社编发的外国人谈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的文章；就在台湾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的时候，我们却被教导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年幼无知如我者，整天想着怎样越过海峡去解放台湾人民，而那时候我却穷困到去陕北插队连一双棉鞋都买不起的程度；而我们前面提到的曾经被全国人民祝福“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彪同志则因为与毛泽东反目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罕，马上从所有历史教科书、学术期刊乃至于任何表述其原有历史位置的地方消失了，究竟谁指挥了平型关战役成了语焉不详的事情，再也没有人谈论这个人曾经指挥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甚至有无耻文人考证说林彪从小就是一个地痞流氓；粉碎“四人帮”以后，对于曾经以显赫身份领导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俨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江青同志几乎被描述为旧上海滩风云际会的妓女，即使在延安与毛主席结婚仿佛也有了一种政治的以至于色情的意味……这种记忆不仅仅停留在过去，它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延续到了当下。
当下的事情我就不说了罢！
五
爷爷曾经教导我说，一个人要是能够随便说谎，就能够干出其他任何罪恶的事情；没有谁的谎言能够长久骗人，所有谎言到最后都得露馅；为了害怕露馅，你得不断用新的谎言话遮掩它，这样，不要说被你骗了的人，即使是你自个儿的日子也会过得乱七八糟……现在，不是已经证实说谎者的日子过得“乱七八糟”了吗？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将来如何面对大量淤积的历史谎言和不断增添的现实谎言？当最后审判来临的时候，任何谎言都将是一个人有罪的证明，这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可惜没有人认为这是事情！人哪，悔悟吧！你要知道，谎言是你身上的创口，它每天都在流血，每天都在流失你的信誉，你的权威，你的合法性，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否则，总有一天你得承担后果，即使上帝不让你下地狱，你也将失血而死……谁也不愿意看到你那巨大的尸身横亘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谁也不愿意看到。
没有谁比我们更热望历史进步，为了这个目的，所有应当说的我们都说了，如果有人仍旧蔑视最后的审判，蔑视最终来临的死亡，我们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事情，还有什么说的必要呢？还是让我们回到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之中吧！
当谎言成为社会常态的时候，人往往会迷失自己，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更不知道自己要去往何方，“芸芸众生”这个词实在不是对民众的贬损，它只是在强调失去自我的人聚集在一起所显现的样子。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所有人构成了这个“芸芸众生”群体，我们或许自认为很聪明，但是某种强力却认为我们仅仅是可以被任意驱使的东西，仅仅具有数量上的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寻找自己是那么重要，那么重要！
遗憾的是，“我们从来没有寻找过自己，我们又怎么能够寻找到自己？”（尼采：《查拉图斯特拉》）
当我们想真实地看一下世界的时候，你必须做的是：注视你自己，注视你的内心，注视你的心灵图景，注视你的灵魂姿态，注视你的精神原野……你会从不断延伸扩展的时空中发现这个世界被掩藏的奥秘，你会从平凡的人生经历中发现意义，一种只有你自己能够解读的意义。
－－转自《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