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月10日讯】作者﹕一介书生
中国大陆有很多知识份子现在与中共的统治机器很“和谐”，有不少甚至积极的帮着中共吹鼓抬轿，当然更多的是表现是驯服。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我熟悉的老知识份子，他们的故事告诉我大陆知识份子有多聪明，还有无奈的被驯服。
我的二位导师可谓绝顶聪明的人物，一个出生于资本家家庭，一个是留日博士，正是“反右”和“文革”各种运动冲击的对象，但是，他们都有惊无险的过关了。所以“文革”一结束，他们很快就成为副教授，教授，成为硕导、博导。我把他们在“文革”中的聪明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看看中国的知识份子，有多聪明。
资本家出生的张导，胖胖的，脸上几乎永远挂着笑容，一脸福相，胸略含着，一副谦卑的那种，一看就知道不和人抬杠的“老好人”。在那“红色”革命时期，他知道自己出生先天不足，所以万事低调。但是低调并不是什么都不做或者消极，他主动、谦下的“团结”在“根红苗正”的二位朋友之下，做什么事都跟着他们。而且我的张导把阅读文献，敏锐判断研究方向的科研能力充分运用在生存上，他仔细的阅读、研究报纸，敏锐的察觉到即将到达的政治风暴。一有动向，就向“根红苗正”的二位朋友建言到毛的家乡，或者延安等“革命圣地”去学习、朝拜。这些要求领导一般不能拒绝，所以张导就跟着一起去“革命圣地”景仰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去了。一直到运动风头过了才风尘仆仆的回校，有一次甚至还徒步去“圣地”，一去好几个月，就这样张导竟然避开了一个个的运动，安然度过那个令“牛鬼蛇神”不寒而栗的革命岁月。
唯一令张导耿耿于怀的是，他不得不把资本家母亲的日用物品搬到学校门口，把母亲赶出家门，让母亲独自回老家乡下。好在他的“彻底”决裂旧家庭的行动保护了他，同时母亲在老家乡下也避开了被拖上台批斗的厄运。
“文革”结束后，张导又把他敏锐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运用到科研上，找到最适合自己专长又符合国际科研方向的研究领域，搞出了不少好文章，挤进了国家“863”计划，后来还主持其中一个领域呢。我读研的时候，有个美国教授专门来实验室交流，邀请张导去他那里工作呢。到现在我的张导已经远远超过退休年龄了，可还在带着博士生呢，能人啊。
还有一个林导，一看就知道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我一直自负在学习上非常聪明，他是我甘拜下风的一个，他让我知道，就像爬山，越往上爬，遇到的高人越多，自己那点聪明啥也不是。林导个子很高，额头很宽，脑容量大呀！一脸严肃的样子，其实他很幽默。他是个早年留学日本的博士，“解放”后响应党的召唤回到祖国，正赶上“向党提建议”。林导那时是个热血青年，头脑敏锐，思路开阔，一下就看到了党需要改进的很多问题。他以科研论文的格式，文体和思路，系统的阐述各个问题的现象，产生根源，发展趋势，解决途径以及展望等等，别人都交了，他还没有完成。书记催了好几次，他保持了严谨的科研态度，不为所动，迟迟未交。他一贯作风是要干就要干好，尤其是向党提建议，那更要认认真真。好容易洋洋洒洒大作写好了，他还不交，因为他有个习惯：写好的文章一定要放上一个月左右“冷却冷却”，等到自己的思路从写这篇文章中的状态摆脱了，再以第三者眼光来审视自己的文章，这样就可以避免偏见。所以他就把意见书留在家里“冷却”。正准备要上交了，风云突变，原来是毛的“引蛇出洞”，向党提建议变成了“疯狂向党进攻”。林导立刻把“蛇头”缩回去了，烧掉了意见书，他成了学校里很少的几个没有向党进攻的知识份子。他笑称自己是“漏网的大右派”。
在随后的运动中，他把日文书籍全部处理了，学习俄文，把革命理论与科研结合起来，写了好些配合形势的“论文”，例如用科学证明粮食产量能达到多高，农民阶级的种田经验比科学还要科学，是真正的科学等等。研究课题围着革命需要，向工农学习，安然度过那些惊涛骇浪。钱学森写文章说粮食高产到几万斤是可能的，我看到因为这个有人骂他，那是非常不公平的。那是那个革命形势的产物，要不被革命，就要写这样的文章，你以为他们愿意写啊？他们想写真正的科研论文，敢吗？能吗？
林导当然也有失落，他说自己没有多少真正的科研，浪费了大好时光。他说他很羡慕我，如果他还年轻就一定好好干点真正的科研。可惜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除了写了不少论文，也没有什么真的科研成果，写的都是为了评职称、出国的敲门砖。其实国内想搞科研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学术腐败太厉害了。还有什么都要关系，科研也是。我看我的林导那副不溜须拍马的样子，再来一辈子也很难在中国大陆那儿搞出好东西来，没有科研经费搞个屁科研。
写到这，又一个老教授的样子一下出现在我的头脑中，他就是我校鼎鼎大名的李教授。据有些老教师聊天时爆出，他在“文革”时很狡猾，我未听其本人说这事，所以可能有夸张。文革前他就是教授，那时候教授就如同地主，副教授如同富农，讲师助教如同中农和贫农，所以他被冲击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他那时是系主任，以前得罪过不少人。眼看就要被打倒，可是李教授急中生智，把自己的名字改了，反美的时候叫改名为：“李反美”，反修的时候就叫“李反修”，搞的人家不好写标语，怕写出反动标语来，那个时候谁敢写标语反对“反美”、“反修”？那个时候可是无限上纲的啊。李教授还有一招，就是整天卷起裤脚，戴着农民的草帽，腿上还有点泥巴，跟着几个农民专家学习。嗨！就这样硬硬的一个大右派漏网了！
我比一般人要多了解一点中国的知识份子，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大多很聪明，被中共驯服了。有的干脆就与中共同化了，干起坏事来更有技巧，就像那个余秋雨教授，他们洞察中共的好恶，说其想说又不便说的，尽得主子的欢心；有的如“范跑跑”，“凭良心做事”只不过凭的那个“良心”太不良了；有的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也有一定做人标准，不伤害别人，但首先得自己不受伤害，做个隐士吧，在茫茫人群中做个孤独的隐士，这样就算不错的了，我就是这一种人。至于振臂一呼，具有一定正义感同时又能付诸行动的少之又少。其实知识份子应该不仅仅是多读了一些书或者评上教授就算是知识份子了，从道德层面上看，如南师大的郭泉等，他们才是中国大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份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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