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与一位朋友在他租住别墅的工作室聊天。大院围墙外隔一条僻静的小巷子，对面是公安局出入境办理中心。我俩站在二楼阳台聊着，声音不知不觉高起来。这位朋友突然提醒，隔墙有耳，小心点。边说边警觉地探出身子，睁大眼睛来回扫了一眼小巷子。
政治禁忌，从未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在课本、图书、电影、媒体、学校、家庭、工作场所和社会，无处不在。人人心知肚明，但没人说破。那些不被当局容纳的人物和事件，要么避讳空白，要么被删除、屏蔽和抹黑。没有哪条法律条令提示告诉你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但是每个人成年中国人都会无师自通，自觉遵守这些政治禁忌。这从政府保密条例能够得窥一斑，其中规定“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模糊、弹性、不确定。条例本身并无细则，无从找到答案，然而泄密与否的认定权却是清晰的。这个条例体现人治特色，权力意志，将潜规则放大并公开化。认定权、解释权、裁决权均指向上一级权力者，无涉司法。
政治常识告诉人们：如若权力不被授权、制衡和监督，这种无限权力便等同于暴力。可以对民间社会做出强制安排，譬如城市人口下放农村，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对个人权利和自由可以毫无边界地侵犯和挤压，譬如言论自由、游行示威和集会等宪法权利被虚置。无限权力有两个支撑点–显性暴力和隐性暴力。显性暴力可视为符合法制精神的国家暴力，隐性暴力可视为权力意志、意识形态强制的那部分。在暴力社会，政府与民间、官员与百姓的关系一定是紧张对立的，个人毫无安全感可言。
文革期间，在课本、报纸上无意间涂抹领袖画像，刻画领袖像章、雕塑和画框，被视为大不敬。有人因此坐牢杀头，有人告密邀功。这些告密者可能就是同学、家人、同事和朋友，他们依靠告密表明忠诚，求得自保。政治高压让人性极度扭曲异化，只有出卖才能自保，出卖成为生存的唯一选项，将人性高贵的一面–情感、正义、良知和尊严统统抛弃。今天的政治禁忌掩藏更深，手段更诡秘。不经历政治迫害，还以为中国大陆比西方社会还自由开放，许多年轻人都是如此认为的。
政治禁忌的本质在于强权施加给无权者无边无际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能左右人的思维和行为，那就是无条件地服从和没来由地自责，甚至产生犯罪感。一旦恐惧感占据一个人的灵魂，有比鸦片更神奇的作用，那就是对强权的依赖性。政治恐惧能让一个正常人变态失常，曾经的铺天盖地的口号标语和大会、血统和阶级等级、身份和地域区隔、领袖崇拜和各种票证特权，而今转换为高技术方式，通讯监控、信息屏蔽、敏感词语、政治治罪、户籍限制、暂住证、城乡福利差别。这些曾经的而今的权力系统，都将每个人清晰孤立地贴上裸体标签，安排在恰当的网格里，个人特征被全部抹杀，都归属在这个大一统的、集体的权力系统之内，然后被代表被安排被管制，使得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生存尊严无处依附。胡适曾言“个人永远站在国家之上。”于今仍是预言。
如此编织地细密强大的恐惧大网，天长日久，会让人心生罪恶感，真以为自己犯罪了。让一个正常人心甘情愿承认自己是罪犯，这才是政治恐惧最为邪恶之处。古往今来，政治恐惧侵入每个中国人脑细胞和骨髓，这是所有中国人的遗传基因。如此一来，个人生存的安全性无以保障，且法制不被信仰和尊崇，那么人的愚昧和残暴兽性就会毫无底线地释放出来，每次被领袖鼓动的政治运动都是如此。以致今天在巨大灾难之后，仍能营造歌舞升平、歌功颂德的社会氛围，不能不说是每个中国人悲剧性存在的见证。
持不同政见者或曰异见者被中国统称为政治犯，当代媒体含蓄地给出一个名词“意见者”。将政治色彩有效稀释，但也完全变味了，这本身就构成政治禁忌的一部分。政治犯至今在公众话语中仍是忌讳的词语，而这些受害者的名字和事迹，深深地被掩藏起来。当权者消灭这些肉体的同时，还严厉禁止这些受害者出现在报纸电视、图书和影像品中，权力者制造出什么都不曾发生的社会记忆，让后人无从了解历史，这种洗白历史的手法往往能够得逞。
《百年孤独》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洞察出专制独裁的奥秘，因此他警告世人“事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人们是如何记忆的。”记忆来源于事实真相的传播和流传，当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受到巨大扼制的时候，记忆与事实之间便存在巨大的博弈空间。能够消灭记忆的，唯有时间和权力。但当时间不足以毁灭事实并且当事者还存活的时候，能够消灭事实和记忆的唯有权力者。记录和记忆本是人的自然权利，但常常受到权力的戕害和剥夺。权力者害怕图书和影像留下的记忆，在于记忆可以重现真实，构成不信任和威慑力。这句哲理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警惕权力对权利的剥夺。
时间并未老去，这些仅仅过去60年和正在出现的名词，本不该被中国人遗忘–地富反坏右、修正主义、右倾主义、煽动颠覆政权者等等。如同近30年对城市故旧建筑充满仇恨地摧毁，对业主残暴地驱逐，官欲和政绩使得政府部门变成强盗。他们不被觉察的内在冲动则是试图消灭人文传统，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命名历史并且将自己的名字写入历史。蛮横摧毁的历史断裂带，将是他们编织新记忆的起点。
虽然不见得“政治犯”都有政治企图，是被权力者认定并扩大化的报复处置，也不见得是个人自愿选择的，但是其中故意模糊了公民言论和结社权利–人人都享有批判政府和参政议政的宪法权利。权力者可以给一个人肆意政治定罪，而不是法律说了算（哪怕这个法律是权力者独家制定的），因此他们都成为事实上的政治囚徒，这个名单是存在的，但永远是残缺不全的；内部权力争斗，即使不涉党国意识形态，也往往以“叛徒”、“内奸”等抹黑手腕打压对手，这是另外意义上的政治异己，这类政治犯最为知名的当属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每次政治运动背后则是千百万被整肃的生命，伴随他们的是屈辱、折磨、剥夺和囚禁，乃至枪毙，以致连坐治罪亲属和子女。
特权政治对传统文化中非人性部分的纵容和发挥，我们只能从邻邦日韩才能寻找到比对。敢于承认“我不如人”、“我们已经落后“的勇气，我们也不见得有。100多年前，《中国人德性》美籍作者、传道士亚瑟•史密斯即已批判儒家文化：中国儒家政治文化传统向来鼓励一夫多妻，妇女裹脚，一人信多种宗教，子女对父母无条件服从等等。他指出日本文化来源于中国，但是很好地抛弃了这些文化习俗糟粕。今天，除了妇女裹脚被废除、一夫多妻制演变为权势者“一夫多情妇”外，其它并无进步。
政治是文化的集中体现，而制度则是政治的最高体现。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总是与残暴和肮脏划等号，每个中国人天生都是政治谋略家。家国强势，个人弱小。中国人只有在无法活下去的时候才知道造反，平素则擅长逢迎讨好权势，示弱顺从当奴才，只懂得算计眼前的利害得失。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应有边界。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应该得到承认和理解，但是不应该受到赞美和鼓励。“眼里全是奴才，没有一个人。”一个个公民站立起来，自由、权利和平等才可以复归。
政治禁忌是在专制意识形态下由大大小小的官员编织起来的，每个官员和公务员都有份，但很难确切指出他们的名字和罪证，似乎人人都有份，又似乎人人都不相干，这是一个强大精密的消防系统。时间宽恕并纵容了他们。他们才敢肆无忌惮制造政治恐怖堵住百姓的眼睛和嘴巴，让老百姓害怕，然后他们放心地贪腐和不作为。奴性心理让人人痛恨官员，但是一旦给他当官机会，没人会拒绝。当官意味着少受约束，名利兼得，并不用承担太多公共职责。由于社会自由空间逼仄，政治权利难以经由正当经济管道表达和实现，财富英雄仍然是政治的孙子，因此，当官便成为中国人个人成功的最高标志。历朝历代推翻皇帝的造反者，都是自己想当皇帝，真以为他们会为社会公众谋利益，那是高看他们了。这类造反者所摧毁的，正是他期望占有的；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向往的。每当获得权力时，不管获得权力的大小和轻重，都会被最大化地算计为个人利益和面子。皇帝如此，村长、校长、居委会主任……书记也如此。
政治禁忌是公权力不受制衡和监督结出的恶之花，可扩散到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等各个层面，除了制造社会恐怖之外，还扼制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个人创新能力，危害巨大。唯有实行民主政治和新闻自由，方才有望消除政治禁忌。
2009年2月9日
－－转自《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