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写真
1. 财政
08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19.5%，至六万一千三百二十亿万亿元，但全国财政支出增长25.4%，至六万二千四百三十亿元。其中，12月份财政支出年增30.8%，至一万六千六百亿元，当月财政收入仅增长3.3%，至三千二百四十八亿七千万元，08年财政赤字总计达一千一百一十亿一千万元人民币（约一百六十二亿三千万美元）。
2. 挪用
与此同时，2008年9月，审计署针对金融机购提交一份有关2007年金融机构挪用贷款资金的审计报告，报告揭露十二个国有商业银行、地方开发银行，挪用七千多亿元，违规进入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其中被挪用到房地产市场的有一千三百二十二亿六千万元。
3. 外移
据中央社2009年02月11日消息：中国2008年末季资本外流2400亿美元，其中主要为热钱外撤、投资回流和个人财产外移。大量的资金外流意味着中国货币紧缩，中国人民银行必须通过向银行系统注入流动性来加以应对，这为中国调控保稳增加了难度。
4. 信贷
房地产和汽车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其消费多以按揭为主，在个人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将出现还贷危机，这势必影响中国银行业的资金状况，造成中国的金融危机。此外还有众多的陈年呆账，永远地挂在那里。
5. 产业
以低端产品加工为特征的中国外贸产业，在遭受到世界性的需求减少的情况下，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出口型企业大范围停产倒闭，造成大量的失业民工。
6. 失业
2008年底中共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4.2%，中国社科院08年12月发布《社会蓝皮书》称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9.6%。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教授透露，近3年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失业率"均超过20%，如果按照国际通用统计标准，中国城乡人口失业率为24%至27%。(以上综合各网数据)
企业倒闭，失业增多，收入降低，是中国社会出现动乱的前兆。
二、国家信用
国家信用建立在制度、道德和稳定的社会基础之上，经济信用更注重实力。做为领导者的政府，在正常状态中可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形成运作链条(包括经济运作链条)。中国的政府诚信因其制度使然，长久一来一直处于或有或无的信用递减困境之中，其可信度越来越低，诚信资源越来越少。
值此危机之际，一旦经济基础全面失衡，社会出现危机，政府诚信必然大打折扣，所有政府责任和信用将付诸流水，正所谓"我死后，难管它洪水涛天"。与之相关的诸多领域都将会被打乱重来，财产的再分配也就成为必然。这其中就包括国民依靠政府的信托责任而存在的银行存款、有价证券、不动产、保险、投资、经济往来等等。
多数国民最不想遇到的，就是在国家的代表主体——"政府"的倒闭与重建过程中，无法保证自己现有利益不受损，也不愿为新的更合理的主体的建立付出一点必要的代价，有人甚至认为好像不存在比现政府有更好信用的主体存在的可能了，所以也只能支持它依靠它。这也是为什么在一次次的政府失信后，虽然可信度越来越低，却还继续能以政府的残存信用主持局面的原因。
问题是，在一次次不对等的"温良谦躬让"之后，总有一方灯干油枯资源耗尽的极限时候，而且肯定是国民而不会是政府，这时的国民面对诚信已归负值的政府时，不选择自杀，就只有选择革命了。
为什么不担心民主国家的政府信用？因为保证他们的是在最大程度上具有进行自我修复纠错功能的民主制度，遇到与中国类似的危机时，它可以通过改换政府也即同时改变社会运转轨道来避免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如经济危机下的冰岛)。
在中国，一个独此一家的强权政府不但不能保证为处于危机中的民众承担什么付出什么，它还要使用各种手段肆意侵吞国库，把自己搞的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分摊到老百姓身上，让百姓来为危机买单，用国民的血汗来为其富贵荣华铺路(没有制度保证的4万亿加18万亿的经济拉动计划，也是一个贪官富翁的再造过程)。
这就是民主政府与专制政府的根本区别，也是安排当前个人财产危局的定位所在。
三、责任转嫁
就中国的经济现状和社会形态(如开文所言)而言，本次危机肯定不会恢复得完美如初，就本次"四万亿"救市行为而言，政府的定位是只顾眼前，不论长远，稳定为首，其它次之。有效果则皆大欢喜，"齐夸党的领导"，无效果或是一败涂地时则按"老规矩"，让国民买单。
历史案例：
(1)、国人皆知的从"大跃进"到"三年自然灾害"，不承认其人"无知"却被解读为"好心办坏事"；
(2)、"文革"，不承认是因其内部"山寨"匪气延续下的私心权欲膨胀而不择手段的互相倾轧和火拼，却轻描淡写说是毛个人的过失，"是老湖涂"了；
(3)、"改革开放"出现贪污腐败、道德沉沦、资源枯竭等，避谈政治制度的落后和失灵，说是"改革的阵痛和代价"……
1. 国际影响说
这是在面对本次经济危机时的最佳责任逃避法。其实中国经济本身以京奥为分水岭已现败象，正巧有国际经济危机不期而遇，这样便又可以找到一个台阶和推托管理责任的替死鬼。
2. 中国"狼多肉少"说
说中国人多资源少，"用占世界不到…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的人口"，视为是自己的领导成绩，但从不不说世界上还有其它比中国人口密度更大得多的国家，过得要却比中国人好得多。
3. 历史遗留说
说中国的病根是因为"烂摊子"、"底子薄"，却无视别国在战争废墟上只用一—二十年即重新崛起的现实，也不谈从立朝至今已历60年之久而诸事无成的可悲，更避谈一直以来只顾内部权力斗争而不顾民生建设之荒唐。
4. 画饼充饥，空口承诺
如《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远景目标》、《…..宏伟蓝图》…….云云。
至于再涉及到国家问题的根本–政治民主改革，一是高压禁谈，二是说国民素质低下—我们的素质还不如二百年前的美国人和延安时期老区朴实的农民兄弟吗？
总之，这个"党"是不会错的，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有了成绩是党的，国民要感谢党的领导和恩情，一旦有了灾难和痛苦，则要国民无偿承担，还要找出一个化险为夷的理由来，让国民感谢"没造成更大的灾难"，将丧事变喜事，变人祸为党恩。
四、危机根源
1. 制度
以法律的名义将政府和统治集团的少数利益最大化，对弱者财物和权益进行"合法化"的掠夺和占有，是60年来一直存在的财富转移图景，也是今日中国财富再分配的缩影。尤其在最近短短十几年时间里所定立的众多法律，无不以此为核心。垄断利润、权贵资本和财政税收正在形成中国式的三大经济寡头，占有了绝大部分财富资源，导致低层的民众很难充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从打破"双轨制"开始，到今天的MBO，全民所有的国家财富，被通过一系列极其奇怪的"合法化"的腐败以及"转制"化入私人腰包，私有化的进程被少数人所掌控并使其成长为新兴资本利益集团。"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持续上升，这一、二年内达到了30%以上的年增长率，从90年代初的12%上升到2006年的20%多，如果加上各级地方政府预算外的隐性收入，财政收入可达到GDP的35%，也即三分之一的GDP被政府生吞活剥了。可悲的是除了公款消费大方之外，民生上竟然还是没钱可花。
政府推出《劳动合同法》，将社会保障的担子强加在企业头上，各种政府责任同样推向社会和民间，如教育、医疗、社保，它只收渔翁之利，珠三角开始出现企业倒闭，并逐渐蔓延至长三角地区，使中国制造业步履艰难雪上加霜。
同时，用指定企业破产来逃避债务责任及相关刑事责任，是一个看似最"合情、合理、合法"的程序和办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情况会越来越普遍，其中就包括银行业在《破产法》的保护下，对国民财富的侵蚀和对冲。
最近的例子，是国有企业三鹿集团的倒闭案。这是利用了《企业破产法》，让三鹿以破产之法逃避绝大部分的民事赔偿责任，而做为拥有其所有债权和债务的地方政府，则可以不承担或少承担连带责任而逍遥法外。
2. 政策
政策化就是人治，就是专制。远点的例子，如"土地改革"、"合作化"、"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全是政策性的产物。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也让这部分人先"贵"起来，是强人政治的个人或集体意志，毫无法治可依，更无合理性可言。
国家政策在支持权贵寡头经济的发生和壮大，处心积虑与民争利，而没有对社会财富进行有效的二次分配的任何制度性设计和安排，使得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个人收入尤其是穷人收入的比重是在不断下降。同时，许多私企老板在弱肉强食的经济丛林中也不失时机地与权贵沆瀣一气，利用超低人力成本和资源成本大肆进行财富掠夺。这种劫贫济富的畸形政策的结果，就是国富民穷和贫富分化。
如今危机来临了，一班政府首脑或许是出于良好愿想，且自恃财大气粗，不顾有无法律程序可依(不经人大和政协商议)，也不管是否投资对路(只投基建，不投民生)，以"大手笔"来救市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手笔，就央府的4万亿部分也只有三分之一(1.5万亿)的新货，其余三分之二(2.5万亿)是旧货新装而已)。其实这个救市计划，就是最现行的政策化产物，严格说，也是一个非法的行政行为!
再说远点，如果将来出现金融危机到社会危机，再出台的怕就不是政策而是法令了—-那就是"军管"的开始。
五、保值与讨债
种种并不乐观的现实，都是紧靠国人身边发生的，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无疑是在提醒人们，要多多关注中国当前由经济危机带之而来的金融危机，要小心政府在政经双重危机下，可能出现的财政崩溃，及因此引发的个人钱财无法兑现和无形流失，未雨绸缪，提早做好各种预防工作。
在政府有能力支付或是最迟在其财政崩溃之前，如下各项可参考：
1、少花钱：不置不动产，不过度消费；
2、多存硬通货：如现金、外汇、真金白银、珠宝饰品；
3、像聪明的贪官权贵那样将财产和家人转移国外(本项于国家重建不利，但却天天在发生着，也是国运当此)。
国民在财产保值的同时，根据宪法规定"国家的自然资源租金应该为全民共用，任何团体和个人使用国有自然资源必须付出租金"原则，针对多少年来"中国政府非法剥夺了百姓许多财产利益，以致国富民穷"的现状，国民还要开展一场"向政府讨债运动"。——朱健国 《开放》杂志
面对这样一个言而无信、朝不何夕的政治权贵集团，根据"求法其上得其中，求法其中得其下"的效率原则，在一保一讨之间取其高势，或许能为国民的私产保值获得一点安慰，财富才不至于被一朝贬骗见底而颗粒无收。
不管它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如何"有信心、有能力、有实力"，一切皆要从现实出发，不要成为最后一个想抽身而不得出的人。
记得北京将解放时，毛泽东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却对来劝他的吴_说："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从后来留在大陆的多数国朝遗民的悲惨下场看，胡的话真的是金玉良言，现在中国政治经济又面临一场新的信用考验，国人当以史为鉴。
天上不会掉下大饼，世上没有永恒的财富。为了在将来建立一个民主、法制、诚信、公平的新社会，人人付出自己的一份公民成本，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在我们的面前。
2008.2.17.
（《自由圣火》首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