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出口大幅下滑，世界银行18日(周三)把对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从7.5%下调到6.5%。—-这样的结果本在预料之中，只不过“高端专家”们很多时间仅依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做为计算和推理的原始资料，无法了解和体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才在诸多中国问题上一再地“马失前蹄”。
之前的“两会”记者会上，温总理第一次在公众场合明确表示：今年经济增长“保八”有难度，又加上一句，通过努力“有可能会实现”。—-种种迹象表明，温总的“信心”也正随着时间推移和问题的不断显现而逐渐减少。
更应说明的是，“中国式”的统计方法从来有别于世界主流标准，中国经济只有增长率达到8%时才能满足社会平衡发展的钢性需要，即等同于“零标准”。现增长率已低于8%，其实已是中国经济处于衰退的真实写照。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只有贷款（投资）增加，但出入口急跌、消费增长都远差过经济预期。由于政府投资转化为社会财富的效率天生偏低，内需不易启动”。
关于“四万亿经济拉动方案”，其真实性和时效性已有专文表述(见：《温总理已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此处只就投资的方向和效果进行比较探讨。
文中关于本次投资的两种方式，因其理念不同，过程不同，结果必然各异，最终的社会综合效益则具天壤之别，前一种有利于政府及权贵精英集团，后一种有利于普通国人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持续发展。
计划经济的产物–政府主导下的“先投资、后消费”模式。
以政府“喜好”确定投资方向，进行有针对性的立项→注资→建设、目标到位→与项目相关者短期受益(就业及相关拉动)→投资拉动过程完成。随着拉动效率的递减，在增长期过后，必将需要重新开始下一轮的投资拉动(输血过程)，如此往复……
从中国现有体制和行政固有思维看，本次仍倾向于“以政府为主导的先投资、后消费的投资拉动”模式。按官方说法，“政府为主导”是为了“提高投资效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我们可以理解为从初期的资金筹措到中期的项目确立和资金发放，及后期的运行效率和资金安全监控，不论结果如何，政府必然会全程参与并掌控整个过程。
由此可见，所谓“政府主导模式”，主要内涵还是计划经济的一套思路，这使投资的多数项目产权的“权贵属性”保持不变，在当前和今后的国家事务中的绝对权威不受任何损伤，并还可能通过对过程的把握，进一步使畸形的“大政府小社会”状态继续得以加强，以维持短期的政治稳定，满足得过且过的为政心态，对于现政府和利益集团有着不言而喻的天然优势。
这种政府集权的强化，决不是如有官员放言“救经济就是救国民(普通国民)”理念的真诚安排，对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多数底层民众来说敝大于利。
其实从红朝建朝之始到现在的各个历史时期一直惯用的集权式行政不难看出，这种自以为是的强势领导往往带给中国更多的是有意无意的决策失误和后患无穷的天灾人祸，至于说本次“前无古人”的大动作，在施政理念和社会监督制约体系依然如旧的情况下，如何能保证不重蹈盲目投资、贪污腐败的复辙呢？
毫无疑问的是，集权式政体在社会资源的前期调配上，因其强势，所以与民主式政体相较是非常“高率效”的。但这种“效率”却是建立在非人性的基础之上，是无视法制而衷情于权力甚至是强势的暴力推行的结果。因不顾身陷其中者的利益损失、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所以难以得到广大人群的理解和支持(应用宣传引导或欺骗手法另议)，这种“效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递减，后期执行效率难以保证，呈虎头蛇尾之状，结果往往不了了之。—-这点正与民主体制完全相反。
市场经济模式–社会主导下的“先消费、后拉动”模式。
根据中国内需不足的特点，可将全部拉动计划中的多数份额面向国民按人均直接发放现金或消费卷→终端消费，全民受益→由民间消费进行市场配置，拉动相关产业→一步到位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化(自动造血)，形成良性循环。
近二、三年政府确实加强了对“民生”的投入，但因受一贯的施政理念所限，加之长期的历史欠账和对“民生”含义的不同理解，政府的种种政策付出显得微不足道和杯水车薪，具体的落实多与“内需”的真正源头—民间市场关联度不大，民生到目前为止能感觉得到的实惠十分有限，国民所期望的改变依然难现，民生依然凋蔽，中国国富民穷的现状并未改观。
众所周知，中国真正的经济“内需”市场在民间，在于普通国人的直接消费，在于每一个人的自我主导，在于经济活动的自由配置和多样化，而不是计划经济下的政府主导，即所谓强行的“代表”行为。经济危机面前，政府虽再次提出重振“内需”的口号，但在制度层面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同样难逃历史窠臼，必然难以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
直接发放现金或消费卷，如其力度够大时，等于是国有财产私有化，可达到经济市场化的效果，实质已达中国改革的“深水区”。而经济市场化，是经济改革的最终追求，也是政治改革的基础，不论有无经济危机，也早就是中国的改革欠账之一，危机的到来，使这个应有之义更具有了现实性和迫切性，成为“不得不为之”的当务之急了。
这如同中国所有难以深化的改革一样，越是对多数普通国人有利的改革行为，越会不可避免地触及到 “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在短期内越是对精英阶层无利，越是让权贵精英们感到“为难”。其“难度”，已难以在现有各方利益皆无损伤的基础之上达成基本的改革共识。但按照人类所有改革的惯例，应当是以“损富济贫”的财富二次分配为基调，必然要损失一部分富人，得利大部分穷人。
但因为国家的话语权和行政权掌握在精英手中，他们可以用人民和国家的托辞找出无数个理由并制定无数的政策和法律，来为一己之私进行开脱，使多数美好的口号和愿望最终只能停留在务虚的层面难以最终实现。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只在经济层面上取得了代价高昂的发展成果，而被远远甩在后边的政治体制改革，却越来越成为横垣在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阻碍。按照中国的现有国情，早就有进行与经济发展相配套的政治改革的迫切需求，但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没有富裕起来的更多的普通国人，并没有获得等同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却被掌握政治话语权的精英们遗忘和抛弃了。“穷思变，富守成”的不同追求，正成为中国社会的矛盾起点和死节，并不掌握社会政治资源和主流话语言的底层失落者们，成为了现行制度的最大受害者。
如今世人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考验，相对于中国，更要面对内外交困的双重压力。对于中国的执政者而言，如何进行本次“不得不为之”的危机公关，进而“化危机为转机”，为更彻底的政治改革打下基础，为国家的长治久安选择一条永恒持久的社会道路，是需要一定的技巧、勇气和良知的。同时，这确实也是那些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政治家们施展政治抱复大展理想宏图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
2009.3.19.
（《自由圣火》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