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地震下中国样样输给日本

【新唐人2011年3月18日讯】有人提出,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同样造成重大死亡,日本人怎么就不抱怨批评政府没事先发出预报?中国汶川地震时,怎么中国人就质疑批评可能漏报?

答案是,日本人不会认为政府隐瞒震情;没报,是因为真的没有预测到。而中国政府却有预测到而不报的前科。1976年的中国唐山大地震,本来可预报,却因当时批邓反孔政治运动而人为不报。现任中国国家地震局长陈建民曾明确承认“唐山地震漏报是事实”。这九个字背后,是24万人死亡,70万人受伤!

2009年中国汶川大地震时,地震局长陈建民在意大利旅游,接到请示,问要不要发地震预报,他回答说,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就不要报,否则影响奥运火炬正常传递(又是政治)。结果汶川地震造成近九万人死亡!

而在民主的日本,如果当局有意隐瞒,不要说首相得下台,内阁会垮台,当事人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人命关天,这是“天”大的事!

而在中国,专制政权向来草菅人命,政治的需要、政府的需要从来都排在老百姓人命的前面。

对儿童只拍背影或鞋子

从日本面对这场大地震和海啸的反应,更可看出中日两国在制度、媒体、精英和大众等很多方面的不同:

第一,政府反应不同。日本政府在第一时间就接受外部援助。而中国政府不要说当年唐山地震时拒绝外援,32年后的汶川地震,在急需救人的黄金72小时内仍是一如既往地“残忍”!拒绝一切外援,连震灾救人很有经验的日本和台湾救援队也被拒。有报导说,中国政府所以这样做,是担心当地的军事设施被暴露。但日本这次地震海啸,二十多架战斗机被冲毁,核电厂受损。战机和核子等更是“机密”,但日本却马上接受全球35国救援,仅美国就开去14艘军舰,包括雷根号航空母舰。怎么日本就不怕军事和核子秘密暴露?因为民主的日本更看重人的生命,救人高于一切!

第二,媒体反应不同。日本媒体沉着冷静的专业化报导,被普遍称誉。在NHK等电视上,没有报导者的煽情,没有渲染受难家属的情绪失控,对受访儿童,也只拍背影或鞋子以示尊重。而中国媒体,别说按当局口径,甚至为获收视率而有意缺德。例如上次汶川地震时,官方电视记者竟要求对砸在下面的幸存者别抢救,先拍摄采访,然后再救人。这种做法简直是图“媒”害命!

中国遇到大灾难,媒体对政府官员所谓“领导抢救”的歌功颂德更是司空见惯,甚至伙同当局造假。例如上次青海玉树大地震时,温家宝赶去视察。他刚到现场,当地“群众”就打出条幅“总理辛苦了”,新华社发的照片显示,标语是正楷毛笔大字。在那种急需救人的紧张时刻,幸存者哪有闲心写这种条幅?而且在满目苍痍中,到哪儿找宣纸、毛笔和墨汁?明摆着,是当地官员(伙同新华社)造假。而中国官方媒体就热衷报导这种“地震新闻”,谄媚权力者。

广场上一个垃圾也没有

第三,大众反应不同。这次日本地震和海啸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面对巨大灾难日本人表现出的镇静、守法和有条不紊。没有嚎啕大哭,没有惊慌失措,没有怨天尤人,人们从电视画面看到的是,在公用电话亭前,在地铁站口,在领取用水和购物时,日本人安静地排着长队,井然有序。连中国新华社记者发自日本的报导都说,“尽管到处是纷乱的震后痕迹,但社会秩序仍保持良好。虽然红绿灯已因停电瘫痪,也没有警察指挥车辆,但车辆通过路口时,仍多会相互礼让。灾难并未击垮人们的心灵。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对面走来的时候都会互相问候,叮嘱——要小心啊!”

广东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在东京亲历地震返回中国后,讲述了他的经历: “地震来了大家都不是马上打电话给家人,即使是有来电也不接。”日本规定在地铁和公车里面不准打移动电话,大家都严格遵守。地铁站里没有一个人尖叫或者不镇定。在东京大地抖动的三分多钟里,街头的交通秩序也很井然,并没有闯红灯的现象。他跟很多人疏散到广场,安静地坐在地上,人们没有很慌张。大家都很相信政府。震完了大家哪里来就哪里去,“广场上一个垃圾也没有”。

东京华文报纸《日本新华侨报》的记者描述说,“没有人惊慌,只偶尔听到繈褓中婴儿的哭声;公车全部停驶,乘车的人们都安静地排着长队等候。”他还特别提到,与报社在同一楼工作的日本人“使劲顶住安全出口的门,让我们这些中国人先逃生。”

有这点力气,何不抢中南海

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人地处灾难中心,都在购买和领取食物时秩序井然,食品价格依旧,商家没有乘机哄抬物价,民众也没有抢购囤积;反而在没有地震、没有海啸的中国深圳、上海等好几个沿海城市,出现民众抢盐的风潮。商家也乘机哄抬物价,原来一袋盐几块钱,现在涨到三十多元,还买不到了。网路有人气愤地嘲讽说——全世界都看在眼里:一边是五十壮士“我不回来了。”另一边是疯狂抢盐。听说连酱油,豆瓣酱和鸡蛋都开始抢了。有这点力气,何不干脆抢中南海!而在东京和整个日本,都没出现抢盐风潮,日本人称中国人抢盐不可思议。

中山大学那位副校长感叹说,“面对日本民众在此次大灾难中所表现出来的教养和素质,难道不值得我们中国人汗颜、羞愧、无地自容吗?”

第四,精英反应不同。面对大灾难,日本的社会名流和精英没有乘机作秀,更没有立刻成立什么基金会而敛钱。在日本推特上,那些跟随者数万的艺人、职棒球员等,实实在在地传播一些地震救援知识,如避难前要先关闭电力与瓦斯,把压在建筑物下的伤者拖出来之前要注意什么。日本推友还相互提醒,一定要在路上避难过程当中协助那些不会说日文的外国人,特别要照料高龄者与妇女,对独居的邻居也别忘记去敲门。

七百亿捐款肥了贪官

而在中国,汶川地震时我们看到的是电视上的捐款秀:一些企业和名流们,举着标明数额的一包包现金,点一个名,往箱子里扔一包。这么个“秀”法,都不觉得难为情。更有不少名流的表现丑陋不堪。汶川地震时,厅局级的前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余秋雨声称捐款20万,被媒体广泛报导。但最后查明他根本没捐钱,是用他的书等顶替。电影明星章子怡还到海外募款,最后不知是一百万还是多少美元,也没有如数交给灾民。还有那个要中国人接受政府管制的成龙,也是高调搞什么募捐。最后那些钱都到哪里去了,外人无法得知。

而在日本,名流还是企业界,是默默地做些实在的救援工作。例如,地震发生五分钟之后,全部日本的电话亭都变成免费,连打国际长途也只需一百日元。日本著名三得利饮料公司宣布,其旗下所有自动贩售机的罐装饮料都免费,只要按键即出。便利连锁企业“7-11”和“全家”等还免费提供食品和饮水。公用电话不仅免费,通讯商还免除网路通信费,以便民众及时通过网路获得联络和信息。

日本企业每逢大灾难,除纷纷捐款外,还向大众公布“责任报告”。而中国地震时那些捐款,最后很多去向不明。汶川地震后,中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捐款流向做了半年的调查,结果发现,高达767亿元的大众各界捐款等,80%流入政府的财政账户。在中国几乎无官不贪的现状下,这么多捐款,实在是给了贪官们机会。

一场大灾难,最能反射出一个国家的制度、文化和道德等很多问题。中日两国对比,更让人看出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而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会有公民文化,才会有真正的秩序,道德和勇气。

2011年3月17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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