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4月22日讯】《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1942年8月9日
不久，很可能是九月中旬，我和阿列耶夫要到八路军的前线去。在前线，我们就可以把中共领导所讲的话，同他们的政策对照一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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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想让中共中央委员反对同国民党联合，以便不惜代价地挑起武装冲突。这个问题使人联想到康生会不会是个日本特务。他坚决反对积极抗击占领军，煽动毛泽东把全部军队从抗日前线撤回后方。
中共的领导成员一直是以轻视的态度对待我们的，而现在由于苏军正节节败退，他们简直就完全以敌对态度对待我们了。
康生命令他的工作人员不要同我们保持任何联系。他们不让我们了解当地生活的任何情况，不让我们去看战，或者听音乐，也不准参加文娱晚会。他们甚至企图隐瞒特区有莫斯科报纸一事。
康生是个伪君子，表面上还跟以前一样彬彬有礼，经常许愿，但从不兑现。由于我是他的”老相识”，他见到我时满脸堆笑，嘶嘶地跟我打招呼。
今天，阿列耶夫再也受不了啦，他发泄了一大通。早饭后，我们都坐在桌子旁边，他说：“大大小小，许多事实都说明，我们是生活在敌人中间！在这里，没有一件事是表示友好的！”
他妈的，在这里是容易发脾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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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里喝了一杯“白干”，精神十足，就瞎吹起他主子的命令来了。康生对从苏联回来的人说：“别老想着你们在苏联工作过！这里是中国。做工作得有中国风格！记住，你们在苏联是学坏了，并不是受了教育！我禁止你们跟苏联人随便往来！”肖里对我们这儿的”小鬼”的不尊重，真是难以形容。
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处在康生的工作人员的监视之下。不管是那漂亮的教员还是过去的炊事员，都是监视我们的，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一大帮告密者监视着：康生手下的人，腿勤脚快，到处钻。只要这些人一到场，我们想要与之谈话的人的嘴巴就都封上了。康生亲自决定谁去谈，跟谁谈。当然，这些人都是严格训练过的。
1942年8月13日
毛泽东突然跟尤任提起马海德来：“马海德是一个外国人，自愿到中国来为中国革命服务，我们遵守国际主义义务，欢迎外国的志愿人员。”
从马海德经常同我们交谈的片言只语中可以看出，他对延安情况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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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毛泽东、康生(特区和中共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刘少奇(他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慢慢地揽权，越来越成为显要人物了)。
2.王稼祥、陈云、朱德，他们多少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但他们理论上不强，往往不能维护自己的观点。
3.所谓的莫斯科派，是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的机会主义的主要反对派，即王明、博古、洛甫。
4.任弼时属于所谓的骑墙派，谁一时得势，他就容易倒向谁一边。
邓发采取中立路线。
周恩来代表中共驻在重庆，实际上处于党内斗争之外。
王稼祥，1907年生，安徽人。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1930年5月回国，现任中共武装部队政治部主任。
陈云，1905年生，江苏人。离开学校后他就在上海卖报。在苏联学习过。领导特区财经办事处的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假名为廖程云。
朱德，1886年出生在四川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军校毕业。1922年他去德国，就学于格丁根大学。他在国外结识了周恩来。在德国因从事政治活动而被驱遭出境，取道苏联回国。1927年，他指挥了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1928年，他在景岗山与毛泽东的农民武装会师，并被委派来指挥会师后的部队。从此，中国红军诞生了。
洛甫(张闻天)，1900年生于江苏省一个富有的地方官员的家庭，从南京的一个工程学校毕业后，自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到毕业。从美国回来之后，他就从事翻译工作，把西方和俄国古典文学著作译成中文。1925年，由陈云介绍加入中共。1926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回国。1931年1月以来，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在延安，他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主要讲课人。是一位能干的新闻记者。他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从务上说，是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副手。
周恩来，1898年生于浙江省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以后又到天津上学。他由于参加抗日示威运动坐牢六个月。1920年，周恩来赴法深造。在法国，他建立了中共巴黎支部，并且参加了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去过英国，在德国留学一年。1924年，周恩来回到中国。自1927年4月以来，他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