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13日讯】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百家媒体开天窗的原因和影响”。
我对中共百家媒体开天窗这件事情做个评论，从发展的眼光看、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共有百家媒体，有从业人员、编辑、记者，他们非常勇敢的、大胆的对抗中宣部的禁令。而在7月23日晚上8点多发生了温州惨案之后，中共在北京的四大报系，《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全部封杀不登这个惨案的消息。
那么最活跃的是一些地方报纸、子报，子报就是像《都市报》，尤其是《南方都市报》，各个省市的都市报和一些地方报纸。他们非常活跃、非常认真的派出人员，到现场进行大量的报导，同时各个网站的微博都活跃起来，进行大量的传递信息。并且很快中共所做的一切，要毁车头、要埋起来、停止救援，下令要尽快通车，所有的消息都不是中宣部新华社发出来的，都是由各个地方报社、地方报纸、微博上面透露出来的。这个事情一直进行到了7月28日。
那么7月29日是死亡旅客的“头七”，中国人很讲究头七，要悼念他们，给他们上香。就在这个时候，全国各个大小报纸都准备了一批文章、悼词、照片、录音、录像，都要在头七登出来，要在29日把它登出来。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中宣部下了三道禁令，要这些报纸不报导、不评论。要把已经准备好的、放在头版头条的、有关温州惨案的这些文章统统撤下去，统统把它放到最后甚至于不准登。你说这些新闻从业人员、这些编辑、这些记者心里怎么想？马上就开骂了，三字经话就骂开了。他说你怎么早不通知我，现在我要登了你就来通知我。
可这些从业人员因为限于现在的状况也不敢不执行命令，那干脆怎么办呢？开天窗，这一开天窗不是1家、2家，是上百家，用各种形式来开天窗。有的是头版头条就登一张照片，就像《上海青年报》，这家报纸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登了一张照片，那就是温家宝在7月28日到现场向殉难者献花低头一鞠躬表示哀悼。这个照片登出来了，并且只登3个数字，被撞车的号码D3115、撞车号码D301和惨案的日期时间是2011年7月23日20时34分，就这一张是头版。这是开天窗的一个模式，什么文字也没有，这个涵义就够深刻了。
温家宝到了温州举行记者会，他就讲要救人，首先问铁道部：你们救人了没有？铁道部要做个交代，并且要调查所有的细节向老百姓做个交代，要真相。所以《上海青年报》这一张照片登得非常好。同时广州《南方都市报》用全黑色的首页刊出了16版的专题报导，整个题目为“真相是最好的纪念”并给予评论，呼吁我们拒绝用死亡代价的高速发展。我们相信真相的力量。很明显，《南方都市报》对中共当局的不满跃然于纸上。
所以这种行为是一个无声的抗议，沉默的抗议。你不让我登文章分析评论，那我就登这一个大的警示告诉共产党中宣部，那我就登一个更简练的、更能说明问题的、更能透视这一个案子的实质内容的照片和几个大字。
说是开天窗，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我非常惊讶共产党在统治62年以后，居然发生这么一个重大事件，这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上百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了中宣部要想控制所有的媒体，完完全全的控制，尤其要控制这些媒体从业人员、编辑、记者的思想和他们的良知，完全失败了，控制不了。
在毛泽东时代没有人敢这样做，做了要杀头的；在邓小平时代也没有人做，只有到胡温这个时代，他们敢做了，为什么敢做呢？第一，他们看破了共产党，共产党实在太邪恶了，他们的良知受到创伤，他们要做一个自由的媒体人，那你要有自己独立判断的标准，不是说上面讲黑的就是黑的，上面讲白的就是白的，上面要你造谣你就造谣。他们不愿意这样。
共产党统治中国的62年，把新闻媒体牢牢的掌握，作为一个笔杆子。57年“反右”，首先打的就是新闻媒体，这些从业人员。文化大革命中要修理的，打的“臭老九”中间也是这些媒体人员，他们都受了重大的创伤，有的脊梁骨被打断了，再也不敢讲话了。
可是文革之后的三十多年，新一代的新闻从业人员，新的一批知识分子觉醒了，他们不听中宣部的话，不听李长春的话，可以开骂了。因为他们想你李长春算个老几啊，你也不过有个机会爬上去，跟着江泽民爬，爬到那么一个省委书记，当了一个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当了中宣部长，你算老几嘛，你懂个什么嘛！
中宣部就像德国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一样，他们遵循这么一个原则：谎言说了一千遍就变成事实。他们要遵守纳粹希特勒的这么一个原则，这是戈培尔发明的。中共也走这条路。可是这些从业人员不信这一套，他们相信事实，他们有良知，他们要把事情报导出来，那么这是他们思想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二个，这些报纸，尤其是地方报纸，环境跟早年共产党办报纸情况不一样了，现在已经在市场经济这个范围之内。如果报纸不能刊登出有吸引力的文章和新闻，那么读者就不会买你的报纸，就不看你的报纸，那你的报纸就死掉了。所以在这一个经济的大环境底下，所有这些地方报纸是自负盈亏的，你干得不好你连薪水都没有。
不像《人民日报》是由国库出钱的，《人民日报》是强迫人家看的，强迫人家订的，那么地方报纸，尤其是《城市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你办得不好没有人看你的。所以在这种大的前提下，你只能登老百姓关心的，老百姓喜欢看的，老百姓认为我花5毛钱、1块钱、2块钱买这个报纸是值得看的，你才能经营下去。所以这个大环境变了。
并且这些报纸的从业人员也想到了，他说我不吃你共产党的饭，我是吃老百姓的饭，我把产品做好了，老百姓来买我就能活下去了，我报纸就能办下去了。他要走这条路线，这条路线的经济力量推动是非常大的。随便什么，在南方这些都市报纸，他们敢登一些擦边球的文章来扩大读者群的人数，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尽管中共一而再，再而三的把《南方周末》的总编辑，《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撤了一批又一批，换了一代又一代，可是他们这条路不改，继续登擦边球的文章。
在北京也有一家，叫《新京报》，也有类似这个状况，《新京报》后面可能有点后台，我不知道啦，因为它在北京，它的政治状况更复杂，可是它已经要走这条路。这是促使他们这次开天窗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要做一个独立的媒体人，我要做一个让读者看了喜欢看的报导。
再有一点是中国网络在发展，网络媒体和博客、微博在迅速的发展，网络媒体传播信息的功能，在这次温州惨案中获得了明显的证实。许多信息是通过千万个 微博的读者和作者来传递，他们在追求真相。微博的功能已经部分代替了平面媒体的功能。
而微博又是共产党自己建立的，它的所有模式是仿造美国创造的 twitter（推特），它不准twitter（推特）到中国去，深怕中国的事情流到外国来，不把国际的因素加在中国，所以把twitter（推特）封锁，把facebook脸书也封锁，自己建立一个微博。在各个大网站，新浪、网易等等四大网站吧，就成立微博，这个微博起了重大作用。
这个微博对现有的中国平面的媒体、电视媒体都起了很大的挤压作用，给它们很大的压力，如果你们媒体做不好，网络上的媒体会取代你，所以这样互相竞争来报导，就促使了中国的媒体，包括网络的媒体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一点不要小看。默默无闻的一个人物，写了一个短文，不超过140个字，在网上一传就像个炸弹一样，马上就炸开了。中宣部的命令、禁令就登在微博上头，不给你披露了。
那么平面媒体它还不敢这样做，它还有一个体系在那里，你报纸要归中宣部管，可是微博谁管谁啊，中宣部你能管到吗？根本管不到！而且你也不知道谁写的呢，所以微博在这今后媒体的传播会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么其它官方的平面媒体，你就为了你要生存，你就不得不跟上，否则你就被淘汰掉。而中宣部你根本管不了微博或者要写什么，他们想什么，甚至哪些人是微博的作者，中宣部根本不知道。
所以现在国际舆论上有一个观点，你要想真的知道中国的真相吗？请去看中国的微博。这种状况的发展也就给了平面媒体一个巨大的压力和推动力，所以我认为这也可能是这次百家媒体开天窗的一个因素。我们看看开天窗并不是这些共产党的报纸从业人员发明的，不是的。
开天窗最早是100年前由革命党员发明的，我们讲中国的报纸，现代意义的报纸，最早出现是在清末，在上个世纪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全国要求进行改良改革，这个中间报纸就兴起了，有上海、北京、广州一些大城市，有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现代的报纸出现了。他们这批人是极力的批判满清政府，出现了优秀的报业人员，后来就成为政治人物。
那么其中办报纸的人，相当一部分是革命党，也就是孙中山创建的兴中会，后来又成为国民党，统称为“革命党”，是他们办的。那么第一次开天窗，就是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辛亥革命发起了武昌起义，这个消息传到了山西省，山西省当时的革命党就极力支持辛亥革命，所以他们就在当地的报纸登出来，那个时候还是在满清，中华民国还没有成立。还是1911年的时代，还不到1912年。
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有一批革命党主办的报纸，登了这个消息，结果警察出来干预，他说你不能登这个消息，你这个就是谋反。结果他们怎么办呢？好了，他们第二天就开天窗，他们登说据悉武昌发生了起义，但是因为警察局的反对，我们不准登这个报纸，所以特此向各位告知。就登了这么一个消息出来，就一大块大白纸，就登了那么几个字，那就开天窗了。这是中国报纸第一个开天窗，这个历史故事是这么出来的。
这个开天窗一打出来以后，那么就不断的连续的有开天窗的故事出来了，到1912年元月1日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跟北洋军阀互相斗争。之后又到了北洋时期，北洋时期袁世凯上台，他们就对报纸加紧管制。袁世凯死了以后，那些北洋军阀的军阀们上来以后，连续换了几届政府，对报纸算是宽松一点，所以他们一直在批判，批评政府，这些报纸非常活跃，其中也有开天窗的事情出现。到了蒋介石发动国民革命北伐之后，蒋介石掌权了，那个情况完全变了，就建立了一个新闻报导检查制度，每发表一个重大消息要通过检查。
那好，通不过检查就开天窗，所以“开天窗”这个历史就是这么发生过来的。这一个演变，演变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也发生过一个共产党办的报纸叫《新华日报》，也开天窗，是江南的新四军被围攻，被打了，这件事情发生了，周恩来写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几个字，让《新华日报》开了天窗。这是在中共的报纸开天窗有名的一个案例，这次开天窗是影响最大的一次。
那为什么有这件事呢？这件事实际上是共产党执行毛泽东的路线：“一分抗日、两分周旋、七分扩张”，不打日本人，专打顽固派，谁是顽固派？国民党蒋介石。自己打自己人，不去打日本人。新四军它不打日本人，它去打国民党的军队，所以国民党一气之下就干脆把你这个新四军围攻起来狠狠打，消灭了9千个人，所以共产党就趁这个机会开天窗，大肆造谣，说国民党反共。
问题是你共产党不反日啊，你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目标是要反日耶，可是毛泽东就是不反日啊，他要卖国啊！在这一个政治路线底下，就出现了这一个江南新四军 的事件，而这个事情外界人根本不了解。后来有个《大公报》的记者全面去调查访问了解，登了报导，把事情真相原原委委的登出来。那时候《大公报》记者就知道中国有两个政府，有两个中国。是啊，毛泽东在陕北，延安那边有他的法律，有他的钞票，有他的法院，有他的军队，蒋介石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他们得到苏联人的支持。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是不打日本人，专门捣蛋打国民党，趁机扩张发展军队。等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要和国民党对决，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共产党政权。所以这个开天窗是掩盖了事实，并不能说明真相。我说这一段历史是说明这个开天窗是从辛亥革命时期，一直发展到现在。
那么共产党还有一次开天窗，就在香港，22年前1989年，香港的《文汇报》是共产党的报纸，那个总编辑金尧如先生是我的忘年之交，在美国认识交往了很长时间。他不满意“六四”大屠杀，香港100万人起来抗议示威，他就顺着民意，他的良知发现，觉得共产党你杀老百姓怎么样都讲不过去，他这个老共产党员他最后总算起义了，就在这个报纸上登了四个大字：“痛心疾首”，《文汇报》，在香港，第一期开天窗，表明了《文汇报》跟你当时的李鹏、邓小平的路线是不同的。
所以金尧如先生很快的脱离了香港《文汇报》，到了美国来避难。说明当时有一批共产党人反对中共的倒行逆施，发展到现在这个开天窗，共产党有上百家的报纸用了。看起来似乎共产党报纸中间的某些思路也好，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所作所为也好，又回归到中国百年来开天窗的这个思路上来。
你说我不满意政府的，我就开天窗，这种事情我相信今后还会发生，只要在市场经济这个大的环境底下，只要这批报纸从业人员，他们的良知不被淹没，他们还有一颗良心，他们还有一口气，他们要讲真话。反正我不吃你共产党的饭，我是吃的报纸读者的饭，我就要讲真话。
这个传统是从革命党开始，经过100年来的传承到了今天，我总有一点感觉，隐隐约约看到中国的媒体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这一次上百家报纸的开天窗，它并不是说我事先通知好大家来做，而是这个良知触动大家要讲真话，用各种不同形式来开天窗。就在29日中共中宣部下三道禁令之后，还是有报纸以更大的版面，全面的报导温州惨案，还是不吃你这套，不听你的，还能登。可见中宣部现在踢到了铁板。
中宣部这些官僚们对办报纸一窍不通，只会下命令，他们从来不会写文章，只是限制别人写文章。那么这个事件又追究到打倒“新四人帮”，要追究他们，是他们这些人干的，下了禁令，尤其是李长春跟周永康配合，吴光国参与在里头，对于中国的媒体进行铁桶般的围攻起来，不准讲这个，不准讲那个，只准讲好话，替共产党涂脂抹粉。你死了这么多人，还不想让真相拿出来。
你想想，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让铁道部部长在记者会上，受到记者们质问的时候，他不敢回答，从后门溜走了，最后记者们追上去还骂了他。这种事情在毛泽东时代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满清末年，国民党革命党的时候有，在国民党时代有，在共产党的毛泽东时代、江泽民时代、邓小平时代没有。现在到了胡锦涛时代，又恢复到近大半个世纪以前，国民党时代发生的事情，在中国现在正在发生。媒体开天窗，记者们追问，都表现出来了。温家宝7月28日到温州举行记者会，一个钟头结束之后走了，几十个记者一起喊：铁道部的人留下来，请你们回答问题。铁道部部长掉头一句话不敢讲，跑了。
可见现在这些媒体从业人员，媒体记者、编辑胆子大了，他们看到中国现状的危机，以及看到了这危机的根源，他们要把这些事情讲出来，试图要改变中国，他们正在努力在做。这是我非常敬佩他们的。在这里我特别向这批开天窗的中国的媒体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深深的谢谢他们，为中国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这个闸门打开了，关不住了。共产党将面临今后更多的媒体向它挑战，你要下令把所有的报纸关掉吗？做不到。
因为你没有供养他们，是读者们供养这些报纸，你能够派人来接管吗？你没有这个人才，你发号司令，人家把你当成狗屁，到处在骂。共产党走了62年以来，走到这个结局，是共产党始料不及的，完全想像不到的。那么我这里就把这件事情延伸再扩大。
最近美国的一份刊物《外交政策》登了一篇很有深度的文章，他就提问，说为什么苏联一夜之间倒下去了？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因为美国在冷战时期上万名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个系统都有这种人才，没有一个人料到苏联在短短那几个月中间突然倒掉了，时间什么时候呢？也就是1991年8月19日，苏共极左派发动政变把戈尔巴乔夫留在黑海不准他回来，要夺权。这是8月。一直到了年底，戈尔巴乔夫宣布下台，苏联垮台，才几个月的时间，人们想不透。
美国刊物《外交政策》写的这篇文章，要试图去解答这个问题，他做出一个结论：经济上虽然衰退败落，但是还没有威胁到政权的危机，军队没有起来夺权，可是人们唾弃了共产党，退党唾弃它，原因就是老百姓觉悟了，一批媒体人不断的写文章写报导，把苏联共产党的罪恶都揭发出来。苏联老百姓感觉到：我们为什么要活在那个年代，我们为什么还要活在共产党统治这个时代呢？我们要做一个正常的人。就唾弃了共产党。
唾弃共产党，从内心唾弃化为行动啊，行动那就是叶利钦起来，叶利钦退出共产党，竞选俄罗斯总统成功了，就跟苏联总统对抗，叶利钦对抗戈尔巴乔夫，叫戈尔巴乔夫下台，苏联瓦解。也就是人们觉悟了，整个觉悟的过程谁起了最大的作用？媒体，媒体不断的揭发共产党的罪恶。
我想中国通过这次开天窗的行动，中国媒体有可能会走上这条路，一旦共产党完全控制不了媒体的时候，这个事情在中国很有可能发生。当把共产党所有的脏事、恶事、坏事，暴露于太阳底下，暴露于人们面前，人们就起来一致行动反抗，我要丢掉共产党我不要你了。这种力量没有一个人能挡得住。因为苏联当时还有上百万的军队 ，他们不听共产党的命令，按兵不动，下命令镇压老百姓，镇压叶利钦，拒绝这些命令。所以苏联这些极左派垮掉。
那中国会不会走上这条路呢？我们拭目以待，事情在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变化。一旦老百姓的生活环境恶化，中国的钱财大批的流失，物价不断高涨的时候，人民就会直接的问：为什么？那么这些媒体就要出来告诉大家，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原因什么原因造成现在的结果。你看那老百姓会怎么？采取行动嘛！
我觉得这次上百家报纸开天窗，有深刻的心灵上的意义，思想上的意义，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一旦媒体工具朝另外一个方向走的时候，而共产党控制不了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因为老百姓受了欺负之后，他也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改变、不能纠正？而现在台上这些共产党头头脑脑们，都跟老百姓中间任何一个人一样，要么是平头百姓，要么就是太子党与高官的子孙，人家并不把你看重，你只不过是个普通人，你算个什么嘛！你凭什么在我们的头上拉屎拉尿！
最近于建嵘在香港发表了演讲，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如果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有一堆人发生争吵的时候，为了一件事情摆不平的时候，最后有的老百姓就讲：你算什么？你不就是个当官的吗？这句话把对方完全打住。对方讲：我当官又怎么样？你当官的时候，你当官的吃的喝的都是靠老百姓的，你不欺负我们吗？你不就是当官的吗？你算什么嘛！这种仇恨官员的心态，现在在中国遍地皆是，你这官员走到哪里都会挨骂。
铁道部的发言人王勇平不是挨骂了？骂得现在躲起来了，铁道部长躲起来了。可见媒体的力量，一旦发生了转变，会给中国带来希望。有的人讲，苏联解体的模式不适合中国，那是一个不成功的变革。你不成功是哪一部分，不成功是后面的部分还是整个都有不适合？我觉得苏联在它变革的开始，把共产党结束了的那一部分，是适合于中国。适合于中国什么呢？我不期望流血，流血对中国老百姓不是件好事；但是万不得已流血的话，那只好接受。
苏联没有通过流血，而是通过媒体，通过人们思想的觉悟，通过共产党的退党，通过戈尔巴乔夫自动放弃了共产党，解散了共产党。这条路我们真去走，不一定中国走得通，我承认，共产党它会死命反抗。至于后来叶利钦上台之后，到现在普京这一段是不成功的，我承认不成功。现在普京又想走向大俄罗斯主义，又想恢复斯大林那一套作法，我看他也不会成功。
因为世界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变了，他要想走这条路走不通了，为什么？现在的俄国总统要想走不同的道路，在俄国也有斗争，内部也有斗争。对，不管什么模式，共匪先下台是前提，至于如何让它下台，就要看我们国人的勇气了。
我觉得这次百家报纸开天窗，是要共产党下台的一种方式，一个过程，如果媒体都起来造反的话，共产党很快会下台，这个媒体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各位听众，今天我的评论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