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中国一:还有多少中国味和中国梦

【新唐人2011年8月24日讯】 2010年5月15日出版的《新周刊》这样描述“中国控”:

“‘我爱你,中国’——又远不止‘爱’这么简单。是爱里带着哀愁,心里憋着劲,眼里含着泪水,满脑子纠结,胸中怀着一团火,又不时发出一声叹息。是愿意为之奋斗终生,又在具体事情中时常有无力感。是自己忍不住愤怒,但听不得外人骂她。是既相信政府又抱怨体制,是既对未来充满希望又对现实失望。”

15年来,《新周刊》就是这样的“中国控”。

15年后的今天,我们向自己、向专家、向中国,再次追问有关中国的15问:中国缺什么?中国人还有梦吗?中国人担心什么?什么东西没变?还有多少中国味? 怎么看美国?网路改变中国了吗?如何发现城市魅力?艺术家批准了吗?大学到底怎么啦?如何破解阶层之谜?还敢爱吗?像什么一样生活?怎样才能住得更像个人样?中国人为什么要追求成功?

我们都是中国人,追问中国就是追问我们自己。

一,什么东西没变?

1996—2011,什么东西没变?

国已变,从发展中社会到小康目标达成,从前工业社会到世界第二,从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到人人称羡的“中国奇迹”发生地;家也变,山川早已改变模样,乡村业已“空心化”,三四十个城市狂奔于国际大都会之途,故乡已然不在;人也变,三十而立成了F40,愤青变身中产,飘一代成了既得利益者。

变化最为剧烈的,莫过于寻常世象:底线一退再退,终至不可再退;贫富分化的大背景之下,阶层和解困难重重;社会学家孙正平所说的“社会溃败”值得警惕,人人期待信任感和安全感。

在与强大外来文明和历史传统的角力中,被改变的不是世界而是我们。更可怕的是,为何没人问,什么东西没变?

没变的是利益群体,加入WTO也曾让我们欣悦,幻想国际规则能够使既得利益群体却步,事实是,经过短暂冲突、试探与融合,国际规则也已让位于中国“潜规则”。

没变的是社会格局:权力、名声与财富的内循环,中国特色的通胀,赢者通吃……

没变的,还有世道人心,任何时代,中国人对于理想生活的渴望从未改变,诚如温家宝总理所言: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世界上还找不出哪个国家像我们一样对“变”这个字寄予如此厚望,我们太习惯于在运动和口号下完成一场社会变革了。中国还找不出哪本杂志会对中国之“变”如此敏感而咏叹再三。15年来,《新周刊》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探讨“变”与“不变”的永恒关系:什么东西变了?什么东西没变?变化中哪些值得珍惜回味,值得抢救保存?不变中哪些值得冲垮樊笼,奋力打破? (文/朱坤)

杨锦麟:让变的步伐更有节奏、更稳健

资深媒体人,生于1953年。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没变,但人心变了。一个是民智已开,民心求变;一个是人心浮躁,追逐短期效益,不择手段,丧失最基本道德伦理底线约束的社会异变。大陆城市的地表建筑日新月异,但下水道基本不变。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却忽略了人最本质的心灵构建,信仰缺失的现象正在意识形态以外的诸多领域呈现令人吃惊的狂乱和失序。

香港人、台湾人现在的欲望是“不变”,任何发展过程的华人社会,都有发展规律的相似轨迹,只是大陆的块头大一些,历史包袱重一些,面对的问题多一些,承担的责任重一些,很难做到“无欲则刚”,只能不断在求新求变过程中逐步改善自己,让自己的步伐更有节奏,更加稳健,而不是继续一路狂奔。

中华民族最广大人民群体中,悲天悯人和善良真诚的基因并未完全消失,也不会完全异变,它不需要人为的因素去“圈养”和保护它,它是与生俱来的,溶化在我们的血液之中的,如果它还在。还能在任何危难时刻迸发出顽强而无法被忽视的能量,那么这个民族就还有希望。  (文/杨锦麟)

马家辉:内地还没到不变的欲望比变的欲望多的时候

传媒人、专栏作家、文化评论学者、台湾问题研究员,1963年生于香港

这15年来,内地的“变”可以说是“巨变”,从个体的角度来说,生活方式、心理状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将来15年,或者50年,会有深远的影响。

我说自己印象特别深的:第一个变化是人们不再压抑自己的欲望,而且学会理直气壮地表达。不管是消费的欲望,还是人的欲望,莫不如此。我说说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有个四川一个什么地方的女生,在微博上公开说:好希望遇到马家辉,然后扑上去,把他的衣服扒下来……这无论是从我个人的观念,还是以往对内地的印象,都是不能想象的。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摸着石头过河,是探索该不该有财富,怎么致富;现在大家有钱了,进入摸着石头过河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去找享受财富的游戏规则。现在的内地,可以说在开一个欲望嘉年华。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中下阶层对富有阶层有怀疑,认为他们的财富来路不正——阴谋论,所以也不喜欢他们炫富。但将来社会变得开放、多元、公平、平等,人们会发现,炫富也没有什么,就跟炫家庭幸福、炫老公/老婆一样,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第二个变化,我觉得是内地人,尤其是内地年轻人,他们具有了一种“城市”而非“国家”的视角。近几年来港台作家纷纷北上,如果从“国家”的层面看,我们这些人就不够“政治正确”:比如香港作家,没有“国家”的概念,目中所见,只是香港这个城市,选择它,然后过的是自己的生活而已,在以往的内地,会被冠以“小资”、“洋奴”的帽子。现在的年轻人不同了,他们学会用“城市”的视角来界定自己及他人,所以懂得欣赏港台作家对城市的抒写,并引起共鸣。

至于什么东西没变,我对内地了解不深,就说说我一个朋友。十多年前我问他,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说是过年回家,和家人一起。现在他发财了,再问他什么最开心,他还是想着家人,说家人开心他就开心。尽管有人说内地道德崩坏、人心涣散,但我觉得中国人传统的“家”的概念没有变。

和内地相比,香港、台湾的“变”显得不明显,十年前开的一个商店,十年后你来看,它还在。现在的香港和台湾,已经过了“巨变”年代,不变的欲望比变的欲望多。不仅不变,还有一种怀旧的氛围,要重建集体记忆。内地还没有到这个阶段,至少要到10年以后,才可能到不想变的阶段。到时候,内地人会后悔,怎么变得那么快、那么多。  (采访/谭山山)

文章来源:《新周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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