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日讯】在中国语境下，老百姓一般从三种人处获得“真相”：一种是官方媒体，也即《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一种是新闻发言人，就是王勇平、王旭明之类的；一种是体制内的所谓“专家学者”，比如司马南、方舟子、孙东东之流。在当下，这三种特殊的群体无论是正面和负面的社会意见，无论宏大或细微的新闻事件，无论甜酸苦辣的生活话题，都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第一种官方媒体，也即中央电视台、人民网和新华社等所谓的权威媒体，权威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播放的都是字正腔圆的“八股文”，无论红事白事，几乎从未怎么改动过稿子，毫不夸张地说，唯一变化的就是人名和数字而已。
我曾在《媒体请归还我们真实的领导人》一文质疑过，领导人并不是不亲民，也不是普通话不准，更不是表达能力不好，为什么新闻镜头每次都是很固定的由播音员进行口头播报，然后播放几个截图，简单了事便罢？搞得电视机前的观众连国家领导人的声音是怎样的，领导人在电视里高兴地笑起来是因为什么都不知道，即使领导人一句玩笑话媒体都千方百计遮遮掩掩的例子有很多。
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奥运会前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被记者假设性地问他如果有可能，希望能参加哪些奥运体育比赛。胡锦涛听完翻译后笑着透露了自己的运动喜好：“我比较喜欢乒乓球、游泳”，接着表示“如果让我选择比赛项目的话，我会选择乒乓球”。不料他紧接着又笑着补了一段说：“不过我要告诉你们，中国乒乓球队的队员名单啊，已经对外公布了，因此我这个愿望看起来是难以实现了！”又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江苏调研。当听说在当前国际经济不太景气情况下，某企业一季度出口仍然增长了五点六成，温家宝幽默地说：“今天我可以多吃一碗饭了！”前阵子拜登在四川大学演讲，也有很多演讲内容被遮掩了。不让老百姓说话也就算了，连领导人公开说的话都不能让老百姓知道，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第二种是新闻发言人。温州动车事故让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一夜爆红，其经典妙答“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只能说这是个奇迹”等等，最终因舆论压力王勇平被调任。事实上，作为新闻发言人，他是完全不合格的。新闻发言人，最起码具备两点素质，一是信息掌握得要全面和确切，二是要有面对和应付媒体的经验和风度。沟通的前提，就是要将新闻发言人还原成一个普通的人：面对常识他承认，看到离别他悲伤，遇见苦难他流泪。
2003年“非典”事件中，政府在公众中丧失公信力，部分国家机关和省市开始任命新闻发言人。这年晚些时候，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市顺义区举办了两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来自66个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市单位的177位学员参加了培训，揭开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全面推行的帷幕。纵观各个国家部委和省份的新闻发言人，多由新闻司司长(新闻办主任)或办公室(厅)主任兼任，由于不是核心业务部门，发言人在回应记者提问前需要与各个业务部门多次沟通，或者获得高层领导的授权。
然而，在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政府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允许列席最高级别的决策会议，对相关信息和决策过程有着清晰和准确的把握。他们一般都具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了解如何与媒体和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但在我国，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定为某个特定的官阶或职位，他不一定能够了解全面的信息。与网民比起来，新闻发言人反而成为‘信息弱势群体’，这是很荒诞的事情。
第三种是体制内的所谓“专家学者”。最近，央视军事“砖家”张召忠豪言：卡扎菲抵抗到明年绝对没有问题。话音未落，卡扎菲就遭到全城搜捕。有专家豪言，三峡工程能够抵挡万年一遇洪水，结果连几十年一次的洪水都差点Hold不住。这些专家，叫毒舌专家，拥护谁谁倒霉。另一类专家，是看似体制外然而却很大可能是体制内的，像方舟子、司马南之流。
比如，方舟子号称“打假斗士”，打假直指中国国家研究部门和高校的著名教授、高级领导，使很多显赫人物落马，有些是真实的，但有些完全是不靠谱乱咬人的。方舟子特别喜欢使用扣帽子、贴条子，把人斗死斗臭，把人骂到精神崩溃的手段，流氓是不讲道理的，他不怕挨骂，但是怕讲道理，谁跟他讲道理就被莫名其妙地疯咬，真是光脚不怕穿鞋的。
在信息闭塞的时代，老百姓活在“谎话重复100遍，便像是真理”的环境下，对话语权而言，他们缺乏机会和手段，缺乏条件和能力，只能被动地、无条件地接近大众传媒，他们几乎无法得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各种信息，也无法发出自已的声音。并且，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在近些年来的市场化运作中，逐渐丧失了本身己经“很微弱的社会批判功能”，除了几家有良心的媒体在坚守底线外，其他的几乎成了官媒信息的复印纸，已然失去了独立性。然而，微博时代的兴起，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新闻发言人，老百姓可以通过更多的渠道了解各方信息，公共意识空前提高，只要没有体制的一再干预，也许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好。当权者应明白，垄断话语权是相当危险的行径，堵住更多的声音，也就意味着失去更多的民心。
文章来源：《价值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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