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0日讯】【编者的话】潘光旦，1899－1967，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又成为“批判斗争”对像，从1966年夏天开始，一直在该校“专政队”中“劳改”，1967年6月10日病重去世。在去世前，他用四个S开头的英文词，即“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描述了自己的一生。
1、四个S：SURRENDER、SUBMIT、SURVIVE、SUCCUMB
1967年，潘光旦教授病重。那时正是文革仍然在轰轰烈烈进行的第二年。他从1966年文革开始后，一直就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批判斗争”对像，被编入学校的”牛鬼蛇神劳改队”里，不断受到侮辱以至殴打。他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在文革中成为”反动学术权威”。除了在精神上思想上遭到攻击之外，他本来腿有残疾，加上年事已高，遭受长期“斗争”，对他来说在体力上也分外难以承受。
去世之前，在最后的日子里，潘光旦的一位老友叶笃义来看望他。早年他们都曾经留学外国，取得学位，然后回到中国工作。潘光旦告诉老友，他自己的生活，从前一直实行三个S的政策，这三个S是指三个以S开头的英文词，SURRENDER，SUBMIT，SURVIVE，意思是：投降、屈服与活命。叶笃义说，那就继续实行吧，继续投降，继续屈服，继续活命。潘光旦说，现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会有第四个S。我的三个S政策要变成四个S了。这第四个S就是SUCCUMB。
SUCCUMB这个词的意思是“灭亡”。
潘光旦在1967年6月10去世。
在文革时代，这样的临终谈话不可能流传出来让人知道，因为这肯定会被当作“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被追究，连他的老友也会被牵连进去，陷入牢狱之灾甚至死刑。祇是在文革以后，他的老友才把这段对话说了出来。后来笔者从潘的家人处得到证实，其时潘光旦已经去世近三十年了。
应该说，屈服、投降、活命、灭亡，这四个S的说法，相当震动人。
这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才可能有的独特的表述方式。他曾经留学国外，精通英文。才会用一组英文词语来描述他的生活。这样的表述绝不是一个懂英文的中国人的文字游戏，而是来自一个他这样身份和经历的人内心深处的思考。他这样的人，曾经被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文革后得到“平反”，他们又被称为“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爱国知识份子”。中国报纸上的这些称号，是权力当局出于不同的需要对他们作的不同说法，但是他们的内心想法，其实我们知之甚少。而不被了解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或者没有表达渠道，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说出来，更不能公开发表。潘光旦的遗言在他死亡多年后，文革结束了，才由他人来说出。而即使是在文革后，活着的人自己仍然不能直接说出有关的想法，而要借死者的言辞来表达他们那一代人的痛苦和辛酸。
这种震动更来自这个说法和历史事实的高度吻合。潘光旦和他同代人的经历，就是这样的。这不是俏皮话，也不是刻薄的牢骚，而是对一大批学者的人生经历的非常现实主义的描述。这四个S，不但是潘光旦教授一个人，而且是一群与他身份相似的同代学者的生平概括。仅仅由于在权力的高压下，这样的说法在公众生活中长期不被准许，所以流行于人们口头的才是另外一些不同的东西。一些真实的说法长久地被淹没和掩盖，一旦说出来也就显得特别。
关于潘光旦，在他死亡13年之后，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是这样介绍他的：
潘光旦：1899－1967
1899年8月13日生于江苏宝山罗店镇。1913－1922年在北京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1922－1926年留学美国，先在约汉普夏州哈诺浮镇达茂大学学生物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在上海任大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光华大学教授。1934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教授。1952年－196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
这一词条，至少遗漏了两项重要的事情。一项是他在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被当作社会的“敌人”。一项是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和虐待，他拖着残腿，长期在校园“劳改队”中被强迫劳动，到他病重身死的时候，他的身份也还是“牛鬼蛇神”。另外，也没有说出他在1952年离开清华大学到了中央民族学院，是因为他所从事的社会学研究已经被政府取消，他的离开是强制性质的，而不是学者们通常会有的更换学校或研究机构。这样的简历能告诉读者的，好像是一个一生平安的正常典型的学者，没有什么异常，和其他年代其他国度的学者生涯没有太大不同。读了这样的词条，人们决不会想像传主潘光旦本人，是想要用四个S来描述他的生活、死亡、及其全部人生的。
在百科全书这个词条中的每一项，都不假。没有什么是编造出来的。但是也不能说这样的描述是真实的。尽管这个条目没有捏造什么，但是缺了很多事实。由于隐瞒和删除了他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的东西，于是他的整个人生也显得很不一样了。这是一种特别的谎话，特点是，好像不假，可是也不真。这是一种特别的说谎话的方式。
在文革时代，谎话到处可见。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明明当时物质供应匮乏，人民生活困难，报纸却总是说“形势大好”、“市场繁荣”。另一类典型的例子是，很多人根本没有敢反对毛泽东，也被定罪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说假话是文革的最大特色之一。文革时代说谎的特色之一是说一些不存在的东西，从不存在的“市场繁荣”到捏造出来的个人的各种罪状，几乎俯拾皆是。在文革之后，关于文革历史本身，出版方面受到严格控制，依然不能说真话。不过，文革后的官方媒体较少编造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也许算是一种进步。但是不告诉人们发生过的坏事情，显然也是掩盖劣迹和拒绝真正修正的表现。抹去和消除历史事实，这是一种新的谎言形式 。
本文要回顾潘光旦和他的同代学者，是怎么从１９５０年代的投降屈服活命，走向了在文革中的全面灭亡。 文中所用的材料，如果是二手的，都一一写明出处。其他未注明的故事则来自笔者的调查。笔者的调查，包括阅读大量的文字记录材料以及和上千名文革的经历者谈话。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