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档案 】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一)

【新唐人2011年12月20日讯】【编者的话】潘光旦,1899-1967,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又成为“批判斗争”对像,从1966年夏天开始,一直在该校“专政队”中“劳改”,1967年6月10日病重去世。在去世前,他用四个S开头的英文词,即“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描述了自己的一生。

1、四个S:SURRENDER、SUBMIT、SURVIVE、SUCCUMB

1967年,潘光旦教授病重。那时正是文革仍然在轰轰烈烈进行的第二年。他从1966年文革开始后,一直就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批判斗争”对像,被编入学校的”牛鬼蛇神劳改队”里,不断受到侮辱以至殴打。他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在文革中成为”反动学术权威”。除了在精神上思想上遭到攻击之外,他本来腿有残疾,加上年事已高,遭受长期“斗争”,对他来说在体力上也分外难以承受。

去世之前,在最后的日子里,潘光旦的一位老友叶笃义来看望他。早年他们都曾经留学外国,取得学位,然后回到中国工作。潘光旦告诉老友,他自己的生活,从前一直实行三个S的政策,这三个S是指三个以S开头的英文词,SURRENDER,SUBMIT,SURVIVE,意思是:投降、屈服与活命。叶笃义说,那就继续实行吧,继续投降,继续屈服,继续活命。潘光旦说,现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会有第四个S。我的三个S政策要变成四个S了。这第四个S就是SUCCUMB。

SUCCUMB这个词的意思是“灭亡”。

潘光旦在1967年6月10去世。

在文革时代,这样的临终谈话不可能流传出来让人知道,因为这肯定会被当作“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被追究,连他的老友也会被牵连进去,陷入牢狱之灾甚至死刑。祇是在文革以后,他的老友才把这段对话说了出来。后来笔者从潘的家人处得到证实,其时潘光旦已经去世近三十年了。

应该说,屈服、投降、活命、灭亡,这四个S的说法,相当震动人。

这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才可能有的独特的表述方式。他曾经留学国外,精通英文。才会用一组英文词语来描述他的生活。这样的表述绝不是一个懂英文的中国人的文字游戏,而是来自一个他这样身份和经历的人内心深处的思考。他这样的人,曾经被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文革后得到“平反”,他们又被称为“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爱国知识份子”。中国报纸上的这些称号,是权力当局出于不同的需要对他们作的不同说法,但是他们的内心想法,其实我们知之甚少。而不被了解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或者没有表达渠道,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说出来,更不能公开发表。潘光旦的遗言在他死亡多年后,文革结束了,才由他人来说出。而即使是在文革后,活着的人自己仍然不能直接说出有关的想法,而要借死者的言辞来表达他们那一代人的痛苦和辛酸。

这种震动更来自这个说法和历史事实的高度吻合。潘光旦和他同代人的经历,就是这样的。这不是俏皮话,也不是刻薄的牢骚,而是对一大批学者的人生经历的非常现实主义的描述。这四个S,不但是潘光旦教授一个人,而且是一群与他身份相似的同代学者的生平概括。仅仅由于在权力的高压下,这样的说法在公众生活中长期不被准许,所以流行于人们口头的才是另外一些不同的东西。一些真实的说法长久地被淹没和掩盖,一旦说出来也就显得特别。

关于潘光旦,在他死亡13年之后,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是这样介绍他的:

潘光旦:1899-1967

1899年8月13日生于江苏宝山罗店镇。1913-1922年在北京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1922-1926年留学美国,先在约汉普夏州哈诺浮镇达茂大学学生物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在上海任大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光华大学教授。1934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教授。1952年-196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

这一词条,至少遗漏了两项重要的事情。一项是他在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被当作社会的“敌人”。一项是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和虐待,他拖着残腿,长期在校园“劳改队”中被强迫劳动,到他病重身死的时候,他的身份也还是“牛鬼蛇神”。另外,也没有说出他在1952年离开清华大学到了中央民族学院,是因为他所从事的社会学研究已经被政府取消,他的离开是强制性质的,而不是学者们通常会有的更换学校或研究机构。这样的简历能告诉读者的,好像是一个一生平安的正常典型的学者,没有什么异常,和其他年代其他国度的学者生涯没有太大不同。读了这样的词条,人们决不会想像传主潘光旦本人,是想要用四个S来描述他的生活、死亡、及其全部人生的。

在百科全书这个词条中的每一项,都不假。没有什么是编造出来的。但是也不能说这样的描述是真实的。尽管这个条目没有捏造什么,但是缺了很多事实。由于隐瞒和删除了他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的东西,于是他的整个人生也显得很不一样了。这是一种特别的谎话,特点是,好像不假,可是也不真。这是一种特别的说谎话的方式。

在文革时代,谎话到处可见。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明明当时物质供应匮乏,人民生活困难,报纸却总是说“形势大好”、“市场繁荣”。另一类典型的例子是,很多人根本没有敢反对毛泽东,也被定罪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说假话是文革的最大特色之一。文革时代说谎的特色之一是说一些不存在的东西,从不存在的“市场繁荣”到捏造出来的个人的各种罪状,几乎俯拾皆是。在文革之后,关于文革历史本身,出版方面受到严格控制,依然不能说真话。不过,文革后的官方媒体较少编造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也许算是一种进步。但是不告诉人们发生过的坏事情,显然也是掩盖劣迹和拒绝真正修正的表现。抹去和消除历史事实,这是一种新的谎言形式 。

本文要回顾潘光旦和他的同代学者,是怎么从1950年代的投降屈服活命,走向了在文革中的全面灭亡。 文中所用的材料,如果是二手的,都一一写明出处。其他未注明的故事则来自笔者的调查。笔者的调查,包括阅读大量的文字记录材料以及和上千名文革的经历者谈话。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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